沿京广线南下的火车，离开古城信阳之后，便一头扎入山峰的绿色海洋。从地形图上看，大别山就像造化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一笔狂草，破空而入鄂豫皖三省之间；等汪洋恣肆地拖曳到信阳，渐成强弩之末，只剩下粘连与飞白，就是眼前这些连绵不尽、海拔不足千米的群山。它们分开江淮两大水系，同时也为鄂豫两省划界。
浓淡湿枯浑如天成，粘连飞白俱有章法。避暑胜地鸡公山与盛产传奇的李家寨，都是例证。李家寨仿佛不是青石板铺成的，而是故事铺成的，每一脚下去都会踩到传奇。比如李家老宅旁边的那颗大柳树。那年李家的后裔为翻修老宅，砍倒柳树刨出树根以便打基础，结果一锄头下去，故事随即喷薄欲出：树根下面埋有十锭银子。
原来大柳树的最初起源，竟是一段木桩。那时已经完全朽坏，轻轻一触，便碎成黑色团块。中间那些东西颜色较浅，既重且硬，品质明显不同。扒掉表层的泥土，发现是金属，从形状上判断，当是银锭，外面还刻着字迹。洗净再看，内容如此：和盛炉房整宝。大清宣统六年六月。
十锭银子来自遥远的地下，寨子一时轰动。李家是个大家族，早已分崩离析，彼此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历史风波：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过粮食关，“文革”……所有这些波折，都会将人们的情感与关系置于铁锤和砧板之间锻造一回，这结果你尽可想象。
可那都是过去。如今有银子感召，大家再度聚集。表面看来是怀根念祖，其实是唯恐错过好事。如今这世上，哪还有钱财不能败坏的物件与情分呢。
这家的老主人名叫李立德，字玉亭。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老革命，都有战功，也都是横死：老大死于肃反，老二死于镇反。尽管俱已平反，但事实铁铸，不能复生。他们的儿子如今都不在农村，而女儿向无继承权。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当时的混乱：似乎人人都更有权利与希望，独占至少是瓜分这批银子。
所幸当时李家还有个老长辈儿。要按照过去的规矩，就是族长。他接过银锭，看看上面的字样，不觉莞尔：“果真是个钱鬼子！”有个教师粗通历史，因为农村学校的老师无法分科，必须得有通才的样子，就像国外的家庭医生。他说：“假的吧？哪有宣统六年的年号？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当年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灭亡，次年已是民国元年呀。”老长辈一撇嘴：“就你读的那些书，也好意思叫历史？我告诉你，宣统的年号一直用到1924年，也就是宣统十五年！不过只在紫禁城内有效。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有皇帝，他还住在紫禁城；民国总统住在新华宫，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皇帝总统，一墙之隔。逢年过节，双方还互致贺礼。大总统徐世昌跟溥仪或者内务府的官员交谈，从来都说本朝，而不说前清。懂吧？”
老师气势受挫，没敢再接腔，但旁人听得热闹，不免七嘴八舌地追问究竟。老长辈儿道：“要不怎么说他是个钱鬼子呢？那时还不忘留一手。这些事情，你们早该知道的，可却一问三不知。你们不是都说银子该归自己吗？那就讲他的故事。谁知道得多银子就该归谁。”
没有人能找回蒸发掉的往事，就像你没法合拢手掌，留住春天的熏风。风的衣裳并非手掌，更非风衣。老长辈儿度尽劫波，几乎就是李玉亭的同龄人，因而双重任务在身：断公案，揭谜底。此公有前清的秀才功名，不过来得太晚，他基本没能享受到实惠，只有各种各样的带累。近几十年尤其如此。冷落多年之后再度成为中心，他颇为高兴，很有兴致掰扯这些。就像白发老人在后辈跟前打开发黄的相册。
“树大招风。信阳的劫难，或者说李家的劫难，起因便在于此。如果不是铁路修通，拉近信阳与武汉的距离，所有这些或许都不会发生。”
民国初年，小李家富甲信阳。他们发行的钞票“和盛钱帖”，在信阳城乡畅行无碍，效力不差于银子银元这样的硬通货。可是那么大的家业，说败转瞬即败，就像秋天花落那么自然而然，不动声色。
破产之后的小李家，哪怕只熬一锅白菜汤，李玉亭李八爷也得系着白餐巾，不疾不徐地喝下。那时他已妻离子散，婢仆皆去，只有管家老夏还跟着。李玉亭喝汤时，老夏还像往日那样微微低头，侍立一旁。李玉亭明白老夏只能弄来这么一锅汤，得与之分享。喝到差不多一半，便扯下餐巾，身子略微一仰：“我饱了。你吃吧。”老夏答应一声，坐到下手，接着完成主人的未竟“事业”。
再后来，老夏实在熬不住，也跑了。李玉亭没办法，便去城内背尸体，埋死人。那年月兵匪交加饥馑遍地，街上时不时会出现倒毙者。这些无主尸体，都要清理到城西的乱葬岗掩埋。这活儿说起来卑贱，好汉子不稀罕干，赖汉子又干不成。李玉亭若不是跟警察局长邓东藩有旧，只怕也没机会。
干这活儿得起个大早，从乡下的李家寨赶到信阳城。这距离可不近，步行是没指望。不过这难不倒李玉亭，他可以免费乘火车。他有京汉铁路的股东文凭，虽已折痕深厚字迹斑驳，但铁路方面依然承认。李玉亭可以无限度地随意乘车，北上北平，南下武汉。至于时间，在他更不成问题。鸦片早已改变一切。
那年月鸦片就像如今的卷烟口香糖。抽鸦片不叫抽鸦片，而称有嗜好。李玉亭若无嗜好，又何至于此。他摸黑进城干完活计领了工钱，不干别的，先去烟馆抽上一泡，然后才去吃饭。好歹混个肚儿圆，再乘车到鸡公山前的新店车站下来，雇辆黄包车，换上包袱里携带的袍子大褂，遮住外面的破衣烂衫，日暮时分得胜回营。
倦鸟归林，牧童返家，那时正好街上人多。李玉亭跷着二郎腿，仰靠在车上，恰似国王出巡。李家虽已败落，但乡民多年来口头上的尊称还保留着，时不时有人向他拱手打招呼：“八爷回来了？”
“回来了。”李玉亭也大模大样地正经回复。这份自信并非仅仅来自于刚刚获得的短暂温饱，主要还在于他从不照镜子。那时的他比起以往，其实已经不是人，不过一具残骸而已，但他并不自知。
“八爷，您吃了？”
“大旅社的水饺。”李玉亭左手挡着右手，假装剔牙，然后动动嘴唇，吐掉根本不存在的残渣肉筋。
如今信阳城内遗存的民国建筑，唯有袁家楼。主人袁家骥，是袁世凯管家袁乃宽之子。官二代往往官商兼办，好处一点都不落下。袁家骥任淮盐缉私营统领时，也在信阳广置产业。当时城内名声最响的饭庄兼旅馆，字号叫信阳大旅社，便是其中之一。
“哟，玉亭兄，城内还有生意料理？”
“一点小事，小事。”
李家寨的李家分大李和小李，李玉亭属于小李，是后起之秀，结果却率先败落。想他李玉亭不过一个土财主，吃饭怎么还得围餐巾，剔牙还要以手遮掩？要说这个，那就得首先掰扯掰扯，李家寨背后的鸡公山何以跻身全国四大避暑胜地。
192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鸡公山指南》，由《清稗类钞》的编者徐珂编著。它开明宗义，这样为鸡公山定位：
鸡公山，亦避暑胜地之一。西人言避暑者，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之外，辄及之。
避暑胜地的出现，根由都是五口通商，西人来华传教。洋教士漂洋过海，水土不服，更兼苦于炎夏，只得辟地乘凉。开发鸡公山的第一人，便是美籍挪威裔教士丹尼尔·纳尔逊。
纳尔逊来信阳传教，在《鸡公山指南》出版的二十年前。那时京汉铁路尚未贯通，李家寨一带还在叮叮咣咣地施工。某日李玉亭正在朋友家打麻将，忽听外面人声喧哗，说是来了洋鬼子。随即脚步杂沓，人们纷纷朝街上拥，孩子们的尖叫笑闹夹杂其间，就像黑色波涛中的雪白浪花。
那天手气不好，李玉亭好像不姓李，倒像姓宋。他随即起身，意兴阑珊地跟着去看热闹。出去一瞧，只见从南边来了十几辆牛车，满载着行李。最前头是个大个子，高鼻梁，深眼眶，蓝眼珠，黄头发。总共六个成人十几个孩子，论理面目各自不同，但在李玉亭眼里基本没有区别。左右都是洋鬼子呗。
人们挤在两边，就像夹道欢迎。然而随着洋人的靠近，他们纷纷后退。年纪轻轻但好吃懒做的焦三，是李家寨街上有名的混世魔王。客观地说他长得并不丑，但在李玉亭印象中却总是一张欠揍的脸。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李玉亭总有揍他一顿的冲动，没有任何理由。此刻焦三飞快地上前摸摸大个洋鬼子，然后再哈哈笑着飞快逃离：“有骨头有肉，好像是人！”
李玉亭心里怦怦直跳，但却不肯随着人流后退。洋人走近停下脚步，向他伸出手来：“先生，你好！”
李玉亭左看看右看看，不知所措。洋人抢一般抓过他的手，右手摇晃，左手也在空中飞舞，好像要捉拿那些在风中逃逸的汉字，而最终并未完全如愿，因此话说得不利落：“请问，这是哪里？还有多远，离信阳州？”洋人的手劲很大，李玉亭的肩膀好险脱臼。他使劲朝外挣脱，一边愣怔着答道：“老远呢，还有五十多里。”洋人道：“谢谢。纳尔逊，我叫。咱们，交个朋友？”李玉亭冲他一抱拳：“慢点说。你叫啥？在下姓李名立德，字玉亭。”洋人上下打量他一番，立即醒过神来：“李立生，中国名字。弟兄，咱们是弟兄。”说完转身冲背后的同行者呵呵一笑。李玉亭摇摇头：“你？你是谁？我的弟兄是他们，不是你。”说着话朝后一扬手指示。李立生笑道：“李立德，李立生。是弟兄，是弟兄。”李玉亭道：“华夷大防。你懂吗？”李立生依旧满脸含笑：“现在不是，将来也是。我不着急。上帝都有预备。”
洋人驱赶牛车，继续北上。牛车上堆满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包括几副陈旧的门窗。看来洋鬼也是穷鬼。李立生下意识地在裤子上蹭蹭手，忽见老朋友胡泰运从人群中浮现。此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属于寒凉派，喜欢用石膏。曾有一张方子用五斤石膏的先例，人称石膏大王。他上前便抓住李玉亭的胳膊，说要请他吃饭。怎么回事呢？原来胡泰运跟人打赌，说谁敢上去摸摸洋人，就请谁一顿。大家都想吃好的，但却没那个胆量，除了混不吝的焦三。然而焦三不过是蜻蜓点水，远不及李玉亭深远长久。
胡泰运将李玉亭的手抬起来，搁到太阳底下照照：“洋鬼子的手，感觉如何？他们究竟是人是鬼，也有血肉温度吗？”李玉亭竭力将心放回胸腔，满不在乎地说：“什么洋人不洋人，我看也是血肉之躯。”胡泰运把手指移到他的脉搏处：“还是小心点吧。且让我看看，你有无折损阳气。”李玉亭有点心虚：“怎样？”胡泰运道：“哪有这样品脉的。咱们边吃边谈。不过既然要我品脉，那么就该你出酒钱、诊金。哈哈。”
胡泰运当然不会跟焦三同席，只赏了他一顿酒饭钱。焦家本有三兄弟，焦文焦武都不错，焦泰则与两位兄长迥异其道。正所谓一母之子有贤愚，十个指头不平齐。这样的人，岂能跟豫南四子平起平坐。
入席者老四位，正所谓豫南四子：秀才李成君，字友仁；秀才刘景向，字邃真；石膏大王胡鼎坤，字泰运；福荫堂小李家长房二公子李立德，字玉亭，大排行老八。这四位都是俊彦之士，文名称颂一时。尽管李玉亭已经放弃科场，胡泰运早已行医，但声名依旧响亮。
酒馆就在街上，几十米开外便是铁路。路轨已经铺设完毕，正在建筑洋堰——用水泥构筑的拦水坝，以便给火车供水。高耸的铁架上，“汉阳铁厂1901”字样个个都有斗大。入室落座，话题当然还是洋人。他们来此无非是为传教。三个月前，朝廷由西安发出明诏，州府衙门曾经广贴告示，要求各地官民一体保护正当传教的洋人，不得妄加迫害。告示墨迹未干，教士已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