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之时，一个年轻的书生乘轮船跨越太平洋从美国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祖国。后来，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描述自己归国的感受：“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此之前，二十六岁的胡适无法拒绝母亲让他归国成亲的决定，不得不回归故土。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胡适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话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原文是“Youshallknow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翻译成中文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看得出来，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胡适对于自己归国的前景不仅壮怀激越，也有较为清晰的想法。
胡适去美国时，还是宣统年号，待他回国时，已到处飘荡着中华民国五色旗。让心怀憧憬的洋“博士”失望的是，除了改旗易帜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新气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依旧死气沉沉。在《归国杂感》中，胡适写道，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戏，演员还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两年前的旧古董！”胡适十三岁初到上海读书的时候，这些人就占据着舞台，现在，他们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胡适对朋友说，这大舞台就是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去书店的经历让胡适更加沮丧，抽出一篇《墨学微》，还是梁启超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一个字；最流行的一部小说是《新华春梦记》。再去看英文书，“大概都是些十七、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本十九世纪的书，也都是与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书”。有名气的英文教师连萧伯纳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提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了。胡适更加感慨：“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回国之前，胡适的老朋友陈独秀向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为教授，甚至愿意把北大“文科学长”的位置让出来。求贤若渴的蔡元培一口答应。对胡适而言，进大学教书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在此之前，胡适在美国与教授亚丹的谈话就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不过清末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看中的并不完全是胡适肚子里的洋墨水，还有他扎实的国学基础。胡适晚年回忆道，蔡元培决定聘请他，是因为看到了他在美国写的考据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这是一篇研究《诗经》中所有“言”字意思的论文。
在北京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胡适的眼中，中国仍旧是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不仅是人们的意识、传统，制度设计，包括正在发生的一切，无不带有中世纪的影子。也因此，年轻的胡适感到时代和历史赋予自己特殊使命，就是以“国人导师”作为目标，并且为之奋斗。从中世纪走出，一直走进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胡适，虽然年轻而儒雅，却仿佛带有某种时光老人的睿智，这使得他看待中国现状和前景，总有某种回望的感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问题。这看法与当年逃离仙台的鲁迅十分相似。鲁迅要改造的是国民性，而胡适的口气更大，他要做“国人导师”。回国前，胡适豪情万丈地填了一首《沁园春》，以词明志：“且准备搴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胡适正式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在1917年9月10日，离他二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零一周。当年北大的校庆和胡适生日碰巧同一天，都是12月17日。其时北大地址还在景山东街，即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四公主府”里。当时正门尚未落成，要是从西头的便门进出。进门往北是讲堂；往东的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卯字号”。胡适拿着二百六十银元的一类月薪，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那是北大的单身宿舍。
蔡元培主政时的北京大学，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陆续到来。不过，二十六岁的留洋博士胡适仍是最年轻的教授。胡适第一次亮相并非在课堂上，而是在这一年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操着一口绩溪普通话，作了题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中心意思是希望用现代大学的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胡适的首次亮相博得了满堂彩，这个年轻教授以他儒雅的气质、渊博的知识、缜密的逻辑征服了差不多年纪的学生。教完一年的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增改扩充而成。1919年2月，这本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校长蔡元培亲自为书作序，提出四大思想价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不以儒非墨，也不“独尊儒术”，而是诸子平等，“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很快，胡适就以归国学者身份、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在《新青年》上理性而清晰的文章，成为新思潮的领袖。后来，余英时不无感慨地写道：“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余英时还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的‘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
如果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除了一些新式知识分子，还对西方政体以及民主宪政抱有信心之外，那么，经过了1917年乱花迷人眼般的变故之后，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政局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走向，已转为半信半疑态度；甚至有一些，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持有的是那种无是无非的“混沌”态度。政局的纷乱和争斗，“好戏”的层出不穷，让那些看惯了死板宫廷剧的观众们感到无所适从，也在慢慢摧毁中国人的意志和信心。普通民众在司空见惯中，越来越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也越来越沉沦。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则变得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去耐心。他们失去了精神支柱，也找不到了宪政的意义所在。
相比袁世凯时期，北京政府在经过黎元洪时代之后，更缺少权威的力量。虽然那时候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北洋系，不过北洋系已分崩离析，皖系和直系粉墨登场。此一划分主要基于冯国璋是直隶人，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曹锟和吴佩孚也是直隶人，所以此派称为直系。段祺瑞、徐树铮等一帮人都是安徽人，所以称为皖系。不过所谓的皖系、直系以及后来的奉系，其实都是对于政治势力的简单划线，其实派系哪里有那么简单呢？像陆建章，虽然是安徽人，但跟冯国璋关系更好。
派系争相涌现，一方面是参政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身处乱世，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有着加入团队的愿望。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以人划线，因线而异，派别有着极端的紧密性和效忠性，不同于现代政治的党派，他们一如既往地沿袭朝廷政治的权谋传统：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落井下石、指桑骂槐、暗渡陈仓……他们身陷其中，乐此不疲，把一场大戏丛生的窝里斗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破坏了宪政脆弱的基础。除北洋派之外，其他派系主要由一些学人和报人组成，比如说梁启超的研究系，以及国民党议会成员组织的政学系等。他们通常是由政治主张和学说主张相同而形成的，不够紧密，也不够团结，主要是通过国会的表决，来影响政局。
这时候的中国学术思想界，由于众多事件的发生，看起来变得沉默而清静，不过并非“时无英雄”。严复、康有为、章太炎、辜鸿铭、梁启超等几尊大神还都健在。年纪最大的严复六十三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虽处于思想者的黄金时期，不过就思想影响力而言，众多大家显然已“未老先衰”，影响力在显着下降，追随的子弟也作鸟兽散。缤纷的思想浪潮，使得他们的主张不像先前那样惹人敬畏。在这些人当中，似乎只有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出尽风头的梁启超依旧踌躇满志。在这一时期写就的文章中，梁启超高蹈地提到了中国各方面势力的团结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各方势力，如果只局限于自己派别的利益，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争斗，那么，中国的政治必将进入一条死胡同。中国的各政党与各派别必须严肃而认真地反省自己，怎么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进行无休无止的争斗，力求抛开党见，专心立宪。梁启超在致同党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吾党今虽取冷静态度，亦不能长此终古”，提出要组织“无形政党”，以政治理想超越政党的私利。梁启超对待政治的态度，带有很强的“书生气”，表达了他对于宪政制度及其操作的理想。在当时情况下，一边是想加强中央集权的北洋系，一边是想夺权或分权的革命党和各种地方势力，夹在中间的梁启超所能做的，只能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双方顾全大局，多为国家的前途着想。
不过这个时候，已有人对于梁启超多变的思想立场提出质疑，其中以“西化”开风气者严复最为尖锐。在严复看来，梁启超捉摸不定的思想和行动，明显是哗众取宠、食洋不化。梁启超拉起旗帜与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为了共和理想，不如说是为了再次争风头，争权利，“揭开窗户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在严复看来，袁世凯帝制自为固不可取，但当其被迫取消帝制之后，聪明的政治家应当以此为契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重新规划，而不应矫枉过正，或乘机争权夺利。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无疑是正义之举，但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应当汲取袁世凯的教训，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否则，乱始乱终，实祸天下，主观意识与客观效果实际背离，正义之举并不一定都获得良好的结果。
严复对于梁启超的批评，带有某种强有力的深刻性，可以看作是前辈的不认同。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中生代”，不认同的还有他的“后辈”。在很多年轻知识分子看来，此时的梁启超，已明显带有沉沉暮气。后来，胡适在《无穷的恩惠》一文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
对于梁启超一生中的立场和思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有人曾经用“一生三变”来形容梁启超的思想和立场：先保皇，后革命，再立宪。实际上何止“三变”呢？有人曾统计过，梁启超一生中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总是不断地更新自己，也不断地否定自己，他的否定之否定，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无法跟得上他的新思想。也因此，很少有人真正地明白梁启超为何一会儿倡导维新，主张虚君共和；一会儿又主张共和，反对皇权；一会儿又主张立宪，反对革命；一会儿又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一会儿又主张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召开国民大会来限制军阀的权力……对习惯概念化或者划线思维的中国人来说，梁启超就像飘浮在空中的纸人一样，让人无法把握和领略。梁启超的一生，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他在哪个阶段的努力，都归结于零，然后，一切又从零开始。这一点，仿佛西西弗斯的命运，吃力地把负重的思想推向了最高，很快又滑向了原点。当然，贯穿于梁启超一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改革——中国要改革，祖宗之法必须改，中华的崛起，必须建立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也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至于改革的方式，梁启超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考虑，他试图探索一种最切合当时形势的方式——如此，才是梁启超多变的根本。
如果说胡适对于社会走向的认识更具清晰性的话，那么，个性刚直的陈独秀对于旧制度的攻击更具杀伤力。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依托于《新青年》，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攻击，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走向同样进行了攻击。陈独秀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由社会的现状，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引发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社会是由人组织的，对于“国民性”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才是最终的出路。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写道：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什么是“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把它分为“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两个层次，认为后者才是根本的。为此，《新青年》喊出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和迷信。对于一直夜行于专制和愚昧迷信中的中国人来说，只有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中国人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