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壮举中，共有4支红军部队进行了长征，除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外，还有一支从武汉黄陂北部山区诞生的革命队伍——红二十五军。
过去，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历史鲜为人知，我们对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境内的活动也很少介绍和研究。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就根据党中央指示，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争考验，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
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是指最早到达宁夏南部地区的参加长征的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早。如果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了。1931年9月，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地区，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共300余人。10月，阎红彦等人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南梁、陕北两支游击队在新正县（今甘肃宁县）柴桥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700余人。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陕西旬邑县）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先后长期活动在陕西、甘肃交界处，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边苏区。1935年2月，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的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是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了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已进入宁夏南部固原、海原等地活动，影响较大。固原县蒿店兵变获取的枪支弹药，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装备和壮大这支军队。
1932年10月28日，国民党军事管理部门给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配发了一批枪支，其中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还有一批弹药。这批武器弹药由西安运往兰州，必须经过西兰公路要塞固原县蒿店镇。邓宝珊也很谨慎，派干部补习队260余人前往甘肃平凉接运。为了搞到这批武器，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化名愚痴）前往平凉后，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取得联系。之后，他们与干部补习队的中共党员李华锋（补习队军士队分队长）、窦文德（支部书记）等人接上了头，准备截获这批武器，装备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0月28日，这批武器弹药由平凉启运后往蒿店方向而来。蒿店，是进入三关口瓦亭峡之前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镇子，也是西兰公路上重要的驿铺。由平凉押运武器弹药的这支人马，夜宿蒿店。补习队党支部决定这天的午夜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弹药。由于处置不当，被大队长楚则先察觉，补习队党支部遂决定提前到22时行动。李艮、李华锋等人带军士队党员和积极分子共32人，携枪56支，出蒿店西门，趟过颉河水后，留6人掩护，其余向东北方向撤离。途中，宣布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但由于各种原因，蒿店兵变成立的这支军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融入了其他队伍之中。蒿店兵变，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对不久进入宁夏固原的红二十五军同样有一定影响。
应该说，这是红军长征进入宁夏最早的红军。
红二十五军的缘起
1932年5月，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之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红二十五军原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在危难中建立、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进攻，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74、75两个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一面保护鄂豫皖根据地，一面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再加上当时的左倾盲动错误和肃反，不但损失大，而且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派粵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湖北部、河南西部、安徽西北部）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精神，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并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称“第二”？是因为在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因此，红二十五军就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的地方。1934年11月16日开始，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翻越千山万水，经历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之后，在战略转移中到达陕北。
二十五军最先的战略转移目标是豫西（河南）伏牛山区，但在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到预先抵达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当时已是11下旬，再加上骤变的天气，寒流加着大雪，情况异常险恶，但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场恶战，打退了敌人，但必须尽快离开数倍于红军的这个环境。天黑后，红军将士忍着极度饥渴和疲劳，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冒雪前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才绕过敌人布防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西征北上宁夏
红二十五军原本是准备在伏牛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当进入伏牛山区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粮食和相关的物资都极度匮乏。更为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因而，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苏区，就有了困难。鄂豫皖省委再度改变计划，决定进军陕西南部商洛地区。要进入陕南，也不是容易的事，国民党军队分两路跟踪而来，并派兵控制了进入陕西的要道。红二十五军是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帮助下，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才摆脱追兵，并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封锁线，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到了这里，面临的问题仍是如何建立根据地。于是在12月上旬，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一是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二是决定建立鄂豫陕辖区根据地，地域包括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
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当这里再度燃起红二十五军的星火之后，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慌恐与不安。1935年5月，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围剿”，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备力抗击，接连取胜，并攻克洛南县城，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豫陕革命根据地。到了5月，红军主力发展到3千余人，还有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尤其是袁家沟口战斗之后，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物资与兵员双重补充。7月，北出秦岭（终南山），近逼西安南面的王曲、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西北的政治中心——西安。当时，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不能调往天水，而要保卫西安。
7月底，在西安外围，他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这时候的总体情况是，一方面，红二十五军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另一方面，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甘边境地区集结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川西地区。这样，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会师，包括准备北上的消息，与《大公报》看到的内容基本一致。同时，红二十五军也从侦察中得知毛炳文、于学忠部已从西安西调，目的想在四川北部堵截中央红军北上。
根据以上这些重要信息，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根据形势发展，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当前要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二十六军配合，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
这样，宁夏南部固原逐渐进入红二十五军征战的视野。
驻军单家集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长安县沣峪口，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新的长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等，士气较高。而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宾等部，都部署在川西北和甘南及渭水一线，包括西（安）兰（州）公路沿线，全力堵截红军。红二十五军从陕西子午镇附近出发，经周至、新口子（骆峪口）留下霸等地，向甘肃挺进。8月1日，占领陕甘交界的双十铺，在这里消灭了胡宗南别动队的4个连，活捉了胡宗南的高级少将参谋。从这个少将参谋的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同时，还得到了重要消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调往四川北部一带堵截北上的红军，后防留守处天水空墟。红二十五军明白，这是攻取的大好时机。
8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补充干粮。第二天，攻占两当县城，之后急向天水挺进，一举打下天水县城北关。在歼敌的同时，还获得了一批军用物资。打下天水北关后，国民党增援部队一个旅已经赶到，红二十五军便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陕甘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当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北关、攻占秦安、静宁县城后，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下令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的视线，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时，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和主力红军在川西的军事行动并顺利北上会师。
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六盘山下的回民聚居地区兴隆镇，在这个葫芦河岸边的村镇休整了3天。
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影响。宁夏南部固原，是少数民族地区，西吉县单家集和兴隆镇（当时属于甘肃省静宁县），是民族聚居区。红二十五军进军宁夏南部前，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四项注意”（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对于这些与民族政策方面有关的重要问题，吴焕先不光对全体指战员要讲，他还要用标语的形式写成贴在墙上，让人们去看，以此来了解红军，增加一种特殊的氛围，以加大宣传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