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有一句话，当代世界的多元性是非常压抑的。在美国，人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都有非常特殊的观点，但是，整个来讲，是非常压抑的，并不是达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如果放弃普遍性的立场的话，实际上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边缘、很局部的问题里边。我们谈的一切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的参照系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中国文化把自己放在一种特殊性的范畴来论述，是失败的。一定要参与到普遍性话语的建构中去。《诗经》应该是普遍的吧？唐诗应该是人人都喜欢的吧？这么说不是声称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是“纯文学”，直抵“普遍人性”，而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在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中，对别的文化、别的生活方式，能够给别人以灵感、更理想的生活启发，使他们愿意参与其中。不然，在这个意义之外，任何关于普遍的论述总是比较可疑，后边往往有很大程度上的政治的、霸权的扩张的因素。
目前还有不少大中国主义者，认为就是中国文化好。美国文化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文化应该取而代之。应该由中国文化统一世界。可别人会说，已经有一个美国了，还要中国干吗？一个霸主不够，还要两个？说我们要参与普遍性话语的构建不是要搞掉西方，由我们另搞一套，恢复汉唐，来建构、整个世界；而是说，只有在对整体问题的思考中，我们才能够思考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反对仅仅从“差异性”、“独特性”的角度谈中国问题，就是反对把中国问题和它的世界历史语境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中国文化的内部有某些普遍性的因素，正是在于它强调一种价值多元，比较容忍异端，这对于当代世界一些解不开的死结有启发作用。比方说，如果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变成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就会让人觉得中国世界的世俗文化和宗教宽容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我们有时候好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学生：你确定了一种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的普遍性。后现代的特征是“文化的变成经济的，经济的变成文化的”，杰姆逊还说过在后现代，理论本身都变成了商品。连质疑后现代的理论也具有了后现代性。质疑后现代的学者也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他们自身也沾染上了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后现代质疑的合理性在哪里？立足点在哪里？
答：王晓明在最近给他以前的学生的新著写的后记里面，谈到“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他说，当代中国很多年轻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等，激烈地批判市场、金钱社会、成功人士，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完全是白领式的。他们的私人生活和理论立场完全割裂，只是为理论而作理论，知识的立场就像是知识的面具一样。还有没有大愿意做到身心统一，你在理论上持什么立场，生活中也按照这个立场行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在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世界的分裂，造成人格上的分裂，因而这恐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西方社会，由于社会关系的相对成熟和相对稳定，人反而相对容易取得一种身心统一。很多西马学者的生活是反资本主义的，处处和布尔乔亚的一生活相区别。代价是整体上退回到学院去，变成一个有点怪癖的教授，在学、院的分工的保护下，独自坚持一个身心一贯的立场。杰姆逊这样著名的教授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但在日常生活上处处拒绝布尔乔亚口味，开二手车，家里一套完整的餐具也找不出来。但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上的优势。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退入学院，变成专门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当然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也越来越体制化了。但至少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和美国比，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介入社会的能力和余地还是很大，有一定的社会名望和地位，说话还是有人听的。怎么处理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怎么看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很有关系。总之和西方还不太一样。在西方学院，你可以说得很激烈。但面对社会，实在是很无力，是回天无力。不过中国现在大概也很难讲了。
学生：在谈到康德和赫尔德对立时，你把康德描述为一个反浪漫主义者，是反情绪的，反想像的，对主观主义有一种防范。但进入康德美学的话，情况是不是就不太一样？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中提到了想像力的作用。国内的一些学者认定康德是浪漫主义者，您有没有关注到审美？
答：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康德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浪漫派是对立的。康德认为浪漫派过多的强调传统、民间、神话，康德认为这一切都是多少有些非理性，过于依赖想像，而且是一种朦胧的想像，缺乏调查研究和理性思维，不注意社会领域的理性化的建构。这儿康德的确是反浪漫的。康德和浪漫派的争论在德国思想史上持续了一百年。但是，审美意义上他的著作和德国浪漫派的关系不太一样。康德的美学实际上谈的是自由、法则和自律性，对艺术涉及甚少。在德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由在政治领域里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所以他的自由是审美保护伞下的想像的、安全的自由。在这种自律的游戏的状态中，无害的、非功利的状态内，可以预见一个自由，将要得到的政治自由的审美的预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80年代出版。这本书1974年开始写，预言了整个80年代后期思想文化热，包括朦胧诗，星星画展。李泽厚对康德的读解，主体性、人道主义，实际上是预演了一种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实际上，整个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代派文艺，都是在做这个游戏。“回到康德”的口号总是指向一种将要得到还未得到的东西。
学生：普遍性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念，你说它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我觉得这种建构在中国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在探讨普遍性问题时，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和中国问题挂上钩的地方。
答：我们的整个问题就是从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出发的。国家的问题，主体性的问题，东西文化的问题，等等。以后可以进一步讨论。
学生：读过您几篇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文章。能不能请您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角度，谈谈当代诗歌。80年代时中国的诗歌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1993年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提出，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偏低，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传统过于割裂，她是开始要进入一种特殊性的言路、文化、语言等的特殊性，但是这个个案比较特殊的是，郑敏本身是一个很有地位的现代派诗人。90年代后期类似于郑敏这样的不仅是她一个人。在诗歌领域里借用自己的文化，包括语言等等特殊性策略。她仅仅用特殊性的策略，也还包含着我们怎样被别人识读。
答：诗歌是看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在语言的意义上，我们的白话诗和古诗是断绝的，就像我们的古代和现代之间是断绝的。白话诗还有另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参照系就是西方的诗歌传统和当代创作。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也写过一篇文章。宇文是搞唐诗的，就白话诗只发表过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题目叫《全球诗的焦虑》。这篇文章不是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而是发表在《新共和》这样的社会政治评论刊物上面。但这篇小文章值得当一篇大文章来读。它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比所有研究新诗的中西著作加起来还大，因为他说出了很多西方人甚至中国人心里想说、但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的看法。它一出笼就受到一些中国诗歌研究者的批评，但我有一点同意他的看法。对中国人来说，他的观点比他的酷评更有意义，更不是那种“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背诵“政治正确性”和“后殖民主义”学院腔的东西可以比。
他认为中国诗就是以唐诗为顶峰的古诗，因为它是以自身为尺度的“诗本身”，也就是说，对那时的中国诗人来说，他们的写作就是诗歌的终极边界，所以诗人面对的是诗歌内部问题。而北岛以来的当代诗歌创作的缺点，在于它们实际上或者说是按诗学的内在标准看，只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现代西方诗歌，是不注原作者的翻译诗。当代中国的“全球诗”习作——按他的逻辑，当代中国大概不可能有真正的诗人）——好与不好要和当代西方诗歌原作对照以后才知道。他认为这种模仿处于全球诗歌的阴影下，是为西方或西方化的读者写的，在文化上是个游魂，写好了是认得出来的译作，像样的学徒诗，写不好就荒腔走板，不知所云了。
这话听起来当然很刺耳，好像是说现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诗，好东西都在以前。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西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典型态度，而宇文的优点在于他的诚实和直率。他也的确打到了我们的痛处。因为他点出了我们整个文化系统和生活世界的零落状态。西方汉学家对古代中国还是认账的，但对现代中国的态度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早有的，你们想成为你们“自己”或“真正的个体”的时候你们就是在想模仿我们，你们想营造的那点儿“自我意识”和“内在性”只是我们西方人的文化余唾。这种说话态度让人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但实际上，它说的是我们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放弃了对自身普遍性的辩护和追求的文化就不是文化，正如放弃了对“什么是诗”的追问，放弃了对诗和语言的终极边界的冲击的诗歌创作就不是诗一样。
当然，对于那种说当代中国诗歌创作只能以西方人对“诗”的定义为指归的指责，我们可以回答说，“诗”和“科学”这样的概念一旦形成，就不属于任何人，不由任何人控制。我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讨论会，会上普林斯顿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他近年来常带学生暑期到上海去考察新旧建筑。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提醒他的学生，说要记住，中国只有房子，没有建筑，因为“建筑”作为一个概念，一门艺术和科学，严格意义上是一个西方概念。当时在座的著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就挖苦他，说那么讲的话，你也可以说印度从来就没有舞蹈，因为“舞蹈”（如芭萱）也是一个西方概念。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诗”的理解与古代中国人的不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只有“诗”，没有poetry的话，那么当代西方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谁又能说，当代西方的“poetry”概念，同古代或中世纪西方的“poetry”概念是同一个东西！西方对“现代”的发明权、所有权和界定权，从来都是一个神话。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不是诗歌本身能回答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诗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取决于这一关系的文化政治的内容。因此宇文的观点反倒能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那种以为诗必须尊崇种种趣味的、知识的、技巧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标准，否则就不是“好诗”的陋习，正是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最大障碍。诸如“自我”、“语言”、“形式”、“技巧”、“创造力”、“美妙”这样的小拜物教只不过表明一些闭门造车的诗歌爱好者还是在写翻译诗，过翻译瘾。由于缺乏一个诗歌的公共领域和批评标准，几个哥们儿凑在一起，就可以用“中国的奥登”、“比史蒂文斯更伟大”这样的中学生语言相互吹捧。
在今天，诗人的工作不是保住一个诗的商标，在市场经济中维护个人的利润回报，而是在语言内部打开通向生活世界的门窗。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最终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见证。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当代中国文学抱有非常高的希望。“诗”在古代中西文学理论中曾经是整个文学的代名词。但如今，即使诗歌认为是仅仅属于自己的特殊的东西也早已不再由诗歌甚至文学性写作所垄断。即便按狭义的现代派诗歌标准，诗也早已变成多种可供选择的文体、写作方式和表现媒介中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权，但也并不低人一等。在想像力和创造力上，诗歌应该同其他文类，同批评、理论、思想处于一种友好的竞争状态。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创作，并不是由作者甚至时代本身的主观局限性所决定，而是通过形式的总体性同历史建立起一种真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