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尔的母亲约甘娜·叔本华迁居魏玛，是在德国历史上的一个最悲惨的时刻，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击溃，惊慌逃跑；法国军队开进魏玛。约甘娜在给儿子的信中这样描写她到达魏玛的情况："……我不可能避开这场灾难，一开始还没有显得那么可怕。后来暴风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谁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生路。而且找不到马匹，在街上是很危险的；谁都不能告诉我，哪里可以躲起来；谁都没有想到，战争的爆发离城市这么近，后来这场灾难就猝然落在我们头上。
星期一和星期二逃出去的那些人，在交战的日子里身处撤退的军队和追击的军队之间；他们遭到抢劫，被夺走了马匹，在死亡的恐惧中听其自然吧。按常理判断，我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我决定留在家里……现在这里安静了，这里有法国警备司令和一支不大的警备部队来维持秩序；只有在看见伤员的时候，感到揪心，但每日都会把他们运走。我们美丽的国土现今犹如一大片墓地！死者得到安宁，只有我们活着的人每日受苦受难……
由于这些苦难，我一下子觉得在这里比在汉堡任何时候都更像在家里一样。我立即结交了一些朋友，因为我有幸能给他人提供一些小帮助，这对我说来毫不费力，他们都喜欢上了我，给我关怀和友谊……"
18岁的儿子对母亲吃苦头的反应沉着冷静，用的是他未来学说的语气。他在1806年11月8日给她的信中写道："遗忘比绝望更强有力。人的天性的奇怪特点就是这样的，决不要相信没有亲身受过考验的人。齐克极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站立着，痛苦万分，问星星，有谁比我们更不幸，而同时从我们背后可以发现一个受人嘲笑的未来，带着得意的微笑注视着人间过去的苦难……""
但是，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谁都不可能保住一时的生活：没有无止境的悲痛，没有永久的欢乐，没有不变的情绪，没有没完没了的惊喜，没有最终的决定。一切都消失在时间的急流之中。分分秒秒，低微生活的这些原子，像蠕虫一样腐蚀着一切英明的伟大的东西。日常生活的怪人把一切希望上升的东西往下压。生活中没有意义重大的东西，因为尘土毫无价值可言。
面临空虚的永久激情还保持什么呢？
"生活是独幕轻喜剧，所有人都认可，过去我也有这种看法，现在我明白了。"
阿图尔引用18世纪上半叶英国诗人和戏剧家约翰·盖依的话。在英国居住，时间没有白白过去。加上英国的格言符合德国浪漫主义作品的精神，而阿图尔正确地把握了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实质；所有的信件都贯穿了关于尘世生存的空虚性、时间即遗忘之流的思想。他未来主要著作的构想也已表现在这种情绪之中了。
他给母亲的另一封信补充说明了这种感觉："上天的种子怎能进入我们这块被贫穷和必然性统治着的严酷大地？原初的精神把我们流放到这里，并没有要我们冲击包围圈。我们这类不幸的人残酷无情地注定必遭贫苦、穷困和损失，要求我们用尽全力来阻挡任何一种冲动。也只有疲惫了的、削弱了的、软弱无力的精神才敢于举目望天。不要责怪不幸的人，当他们在尘土中折腾的时候还幻想着欢乐。噢！天啊！当他们转向恶的时候，应当宽恕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上天是关闭着的，只向他们透露出一些微弱的余光。只有同情的天使为我们祈求来上天的花朵，以其灿烂辉煌的光芒照亮这块悲哀的土地。神妙音乐的旋律没有停下来，尽管有野蛮的世纪，我们还能从旋律中听出永恒之物的回声，它使高于恶习和善行的任何一种意义变得明白易懂。"
这里表现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萌芽，叔本华认为，人类想知道最高天意，其实就是想知道世界的实质，人类的这种想法是虚幻的。人们通常把叔本华的这一思想同叔本华的柏拉图主义、康德的自在之物、同东方的迷信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一部分是自发形成的，一部分是由于掌握了浪漫主义学派的观点而产生的。这里也可以读到一个流传下来的用词--"同情"，后来这一词语就成为叔本华的伦理学的基础。
然而，阿图尔的母亲继续过着快活生活，对她儿子的形而上学的阴暗来信不作反应。她的丈夫很久以前曾得到波兰国王（在欧洲地面上这个国家已不存在了）赐予的宫廷顾问的称号，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过这一称号，而现在她正好用得着。很快她的家变成了沙龙；这里每星期举办两次茶会，魏玛公爵跟前的宠人和杰出的文化活动家都来参加。
开始是这样的，约甘娜竟然与伟大的歌德交了朋友。在灾难的时日，歌德决定把他与先前的女友、一位普通妇女的关系合法化，这位妇女同他生活了18年，并给他生了儿子。约甘娜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歌德与他的老情人伍尔庇乌斯举行了婚礼……他说，和平时期可以不注意法律，而在我们现在这种日子，必须尊重法律。过了一日，他派他儿子的教养人黎默尔博士来找我，打听我是否愿意接待他，同意把他妻子介绍给我。我接待了他们，可我还是不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我决定，既然歌德给她起了自己的名字，我完全可以邀请她赴茶会。我觉察到，我的殷勤好客使他高兴。我这里还有几位女士，一开始态度生硬，后来也就仿效我的做法了。歌德在这里待了两小时，如此谈笑风生，如此和蔼可亲，人们好些年没有见到他这样了。除了我之外，他没有把他妻子介绍给任何人，他以为我这个从其他城市来的外地人、外人一定会对他妻子招待得恰到好处的。她非常腼腆，但我给她帮忙解围。我的情况是，我在这里很短时间内就获得友谊和爱护，我能使她很容易就进入上流社会的生活。歌德就希望这样，他相信我，而我当然就这样做了。明天我将去回访……"
好奇怪的妇人！约甘娜·叔本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她不关心远离自己独自一人生活的儿子，而是注意四周的读者。她生动地描写法国人的入侵和伟大德国人的私生活情节，对自己儿子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当时儿子在给母亲的信中坚定地反复强调，他的唯一乐趣在于阅读科学著作，只有科学才吸引他，工作时他偷偷地阅读，并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上。从勒阿弗尔来到汉堡的安季姆也未能把他带进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未能让他纵情作乐。阿图尔极不情愿听从别人指使。但他还是顺从已故父亲的意志，他继续按照他的遗言去做。
最后母亲终于认同儿子的渴望。1807年4月28日他收到她的来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生活："我的阿图尔，你的事情始终放在我的心上，对此我想了好久，想得很多，但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亲爱的阿图尔，我很难弄清你的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尤其考虑到你我处境不同以及性格上的差异。你从本性上说是犹豫不决的，我或许太急于做出决定，在确定我的居留地时，要选出一条我认为最好的道路来，不去故乡，不去找亲朋好友（任何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人可能会有这种做法），我选择了我完全陌生的魏玛。
但是，现在我想抛开这一切不谈，只想告诉你一点儿理智给我的提示，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使我获得的处世之道给我的提示。我早就知道你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但这一点并不使我特别担心，你也晓得我所了解的你不满意的原因；应当补充说明一下，我很理解你的少年生活过得不开心，你继承父亲的沉重思考那么多。
这总使我惴惴不安，但我不能改变什么，我只得对此妥协，并希望：时间会改变这么多，或许也会改变你。瞧，3月29日的信来了（正像叔本华的其他许多信一样，此信未保存下来--作者注）。严肃而极为冷酷的口吻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心绪不宁。难道你真的没有在从事你自己的事业？！那我就有责任干一切尽可能来救你。我知道，过那种违背你本质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想使你，使我亲爱的儿子避开这种灾难。
啊！心爱的，心爱的阿图尔，一谈及你现在想要的东西，为什么我的声音就不那么响亮。本来这应是我最热切的愿望，我要努力实现它，但我迷惑了，大错特错了；现在我们最好别谈这个，事后的抱怨毫无用处。前面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要横冲直撞。
我担心你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除了向我信任的朋友讨教之外，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尤其是因为这位朋友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处境。他当时很穷，比你现在还年长四五岁，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他决定上大学学习，确实他学懂了拉丁语，他学的知识比你要多。"
这里谈的是卡尔·路特维希·费尔诺夫，那时知名的艺术理论家，叔本华夫人的沙龙常客。这位农民的儿子，只是在成年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取得科学的成就，并获得意大利绘画鉴赏家、美学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名望，他还是伊·伊·温克尔曼全集的出版人。他在了解了阿图尔的信的内容之后，写下了自己的结语，内容包括准备上大学的计划，并选择了阿图尔可能会去学习的中学。
母亲把费尔诺夫的意见附在自己的信后，并对独生子这样好言相劝："亲爱的阿图尔，说实在的，我不想妨碍你的幸福，但寻找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应当是你自己。无论如何，我会大力扶持你的。因此，一开始自己就要弄清楚：什么东西适合你。你向往科学，你的志向够不够大，要在最紧张工作的5~6年内放弃令人欢天喜地的娱乐，以后，达到了目的，要过十分操劳的有规律的生活，远离豪华，甘于寂寞，或许还默默无闻，只靠努力用功和关于美好未来的思想，才能振作起来。
为此你必须放弃当富人的希望，不要想当一个住在大城市，名传整个欧洲的令人景仰的人物了。就当一名医生或者律师吧。找一个挣钱糊口的方法吧，主要为了使自己生活有保障，因为你永远不会是丰衣足食的，只靠年金来生活的富人了。既然你已经有了目标，为此目标你就要埋头苦干，因为只有这样的坚定的立场，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作为商人，你可做的善事太多太多啦；你可以给我晚年增添光彩，帮我抚养阿得儿，这样，我就放心地把她交给你照管，如果说在她成家之前我就死了的话。但现在谈的不是我，不是其他什么人，谈的仅仅是你。心爱的阿图尔，小心谨慎地抬起一切，作出选择，选择之后就要坚定不移；永远不要失去毅力--勇往直前奔向目标；选择你想要的东西吧……
热泪盈眶地恳求你：不要辜负我，诚实而严肃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吧。这里谈的是你的全部生活的福利，我的暮年的快乐；只有你和阿得儿才是我对已失去的青春年华的奖赏。如果你会不幸，特别是因为我过多迟疑不决给你招来灾祸而不得不自责的话，那我就挺不过去了。亲爱的阿图尔，你看我多么真心实意地爱你，准备全力帮助你，信任我吧，你作出了选择，请按我的劝告来实现它，不要为我的执拗的脾气而难过吧。"
阿图尔收到母亲的来信，一开始高兴得流泪，随后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停止了商务活动，并急忙通知了母亲。母亲在五月中旬祝贺他有了一生中的重大决断："如果你不再动摇，不再优柔寡断，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她这样写道。为使阿图尔离开汉堡，顺利远行，母亲付出了辛劳。她写信给公司老板和房东，安排了儿子迁徙事宜，并在离哥达城不远的地方给他准备好了住房，在费尔诺夫的帮助下选了一所他应当去上的中学，而且为他请好了私人教师。
离别汉堡并不悲伤。那里没有阿图尔的密友，童年朋友安季姆·格列鲁阿尔不算在内，再过几个月安季姆也要离开德国，返回勒阿弗尔。他们的友谊与其说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的接近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童年的回忆中。安季姆沉湎于世俗的娱乐，而阿图尔埋头于读书和思考。阿图尔把阅读（歌德、席勒、蒂克、让·保尔）的书目硬塞给自己的朋友，而后者是很难去掌握的。
十年后，安季姆写信给阿图尔："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活着，如果我以前什么也没有学过，那我就会是世上最无知的人了。"他们偶尔有书信往来，但几乎40年没有见过面。1845年安季姆到法兰克福来看望阿图尔。阿图尔是很失望的；他把安季姆叫做"讨厌鬼"，并且指出："人们越老，分歧越大，最终都成为孤身一人。"
1807年5月底，阿图尔离开汉堡，来到哥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