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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俄罗斯作家(7)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发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3部曲之后的是: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家庭幸福》(1858~186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

《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他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古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他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

晚期(1881~1910)托尔斯泰作品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写出了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生活,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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