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明显地呈现出衰落的状态。当时除了一些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外，还出现了《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
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于道光年间。小说写陈希真父女落草于猿臂寨，专门以梁山英雄为敌，后来由于他们在攻打梁山英雄方面建立了“功绩”，为朝廷录用，陈希真升官至都统制。此书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被当时的清政府所推崇。
《儿女英雄传》本名《儿女英雄传评话》，原有53回，今残存40回，道光年间“燕北闲人”（真名文康）所作。作者在“缘起首”回中，道出了“儿女”和“英雄”的真谛：“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小说写安骥的父亲安学海被上司陷害，安骥携带银子去援救，路宿悦来店，经能仁寺，遇上图财害命的脚夫、和尚，幸被侠女十三妹（即何玉凤）所救。在此以前，张金凤也在能仁寺遇难，也同被救出。两人经十三妹做媒，结成夫妇。而十三妹的父也为人所害，她立志报仇。安父遇救后，在归途中遇十三妹，告诉十三妹她父亲的仇人已被诛杀。十三妹因愿望已实现，就想出家，为众人所劝阻，最后也嫁了安骥。作品结尾，金凤、玉凤相处和睦，安骥位极人臣。
《儿女英雄传》在艺术上也有相当成就，十三妹的形象前半部比较鲜明，富有侠义气息，加之作品运用了流畅的北京口语，就使它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侠义小说。侠义本来是指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行为，是人民的正义感和英雄主义的表现。因此侠客向来为人民所喜爱，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封建时代人民的愿望。
《施公案》成书于道光18年（1838），主要写康熙年间扬州县令施仕伦断案的故事。该书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青天大老爷形象。
这时期还出现了陈森的《品花宝鉴》（1852年）和魏子安的《花月痕》（1858年）等狭邪小说。《品花宝鉴》是以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爱为中心，写出了乾隆以来北京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的狎优生活。《花月痕》写才子韦痴珠、韩荷生，游幕并州，两人都有相好的妓女，韦的名秋痕，韩的名采秋。韦颇有文采，但怀才不遇，困顿而死，秋痕也殉情；韩先为达官贵人的上客，后平寇有功升兵科给事中，最后又立功封侯，采秋也做了一品大人。作品通过韦、韩两人决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凉哀怨的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的向往。
19世纪后期，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改良派诗人自觉地运用诗歌为改良运动服务。黄遵宪以“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论诗主张，赋予诗歌创作以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成为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面旗帜。他一生诗作多达千余首，有“诗史”之称。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诗歌反映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并主张口语入诗，对“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戊戌（1898）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由于当时笼罩文坛的是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诗歌创作崇尚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江西诗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文学的作用，企图用文学为他们的维新运动服务，逐渐掀起这一运动。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杂感》诗）的主张，而诗界革命倡导者则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他们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1896-1897）间，相约开始试作“新诗”，要“寻新名词”以表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改良运动服务，但因脱离传统，也脱离群众，影响不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从事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文学改良。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匠逢甲等人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述其理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新的规模与声势。梁启超提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歌创作纲领，要求取法西方，认为“得之可以陵轹千古”，表现了倡导者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黄遵宪不仅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而且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被梁启超赞扬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诗界革命冲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文学，部分诗作起到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强调“旧风格”又束缚了诗歌的彻底变革。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没落。诗界革命的旗帜也就逐渐收起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丘逢甲等，也都以他们的诗篇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表达他们变法图强、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愿望。19世纪末到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以秋瑾为代表的革命诗歌引人注目。她的《宝刀歌》、《宝剑歌》、《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诗，通俗流畅，充满革命豪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展很快，由十几人、几百人很快增至1000多人。其代表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马君武、周实、宁调元、苏曼殊等。他们的诗歌颂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怀抱，慷慨高歌，热情奔放，富有理想激情。
这一时期的传统诗歌也在继续发展。先是由祁寯藻、曾国藩倡导的宋诗运动，以模拟宋诗为贵，代表诗人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继之有“同光体”诗派出现，主张打破唐宋界限，艺术上模仿宋代江西诗派，代表诗人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另外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等。晚清诗坛的这股逆流，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近代词
近代词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词。前期代表作家有龚自珍、蒋春霖等。
龚自珍的诗文一般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词作内容不够深广，多为伤时感世之作，但也写得爽朗自然。蒋春霖当时名气很大，论词不依门傍户，主张与诗同源，皆以乐府为依归。作品才大气雄，工力很深。
作为政治家的林则徐，也写有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词篇。这一时期的重要词人还有项廷纪、周之琦、姚燮、黄燮清、陈澧、许宗衡、薛时雨等，他们的词大多写羁愁离思、身世之感，不如诗文内容丰富。
后期代表作家有谭献、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陈廷焯、王国维、吴梅等。谭献论词据常州词派主张加以发挥，力尊词体，推崇比兴，词作多抒写哀怨，偶有感叹时事之作。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他们大都承接常州派的余绪，词的内容日趋狭小。
许多人又是词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绩为最大，最知名。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笑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160余家为《疆村丛书》，况周颐着《蕙风词话》，陈廷焯着《白雨斋词话》等，对词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王国维着《人间词话》，提出自成体系的词论。其“境界”说接触到文学艺术上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或革命作家，如文廷式、秋瑾、柳亚子和南社诸词人，其作品表达爱国激情，抒发革命理想，谴责清廷腐败，同情人民苦难，慷慨悲歌，意气风发，笔力雄健，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给词坛带来新的生气。
近代散文
近代散文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古文。19世纪中叶，桐城派古文继续产生影响，但也出现了主张实际有用的经世之文的新趋向。
包世臣提出“道附于事”，认为“离事”而虚张门面之道，是荒谬的，并反对拘泥于固定程式的死法，这对于桐城派所强调的道统与文统，都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魏源提出文章贵能联系实际，切合实用，要求文以贯道，有为而发。
龚自珍强调文章要“经世匡时”，主张文章和政治相统一，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批判。他们的散文都带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
鸦片战争前后，进步的古文都表现了一定的反帝爱国精神，如林则徐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等。稍后的冯桂芬和王韬，反对桐城派文法，主张自由抒写，直抒胸臆，开近代新体政论散文风气之先。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等，文章社会化、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这时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学，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主张社会实用。他们的散文抛弃桐城派古文的一切束缚，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服务，通俗易懂，生动有力。但同时也出现了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局面。首先由姚鼐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大力提倡，散文作者师法桐城派者日多，影响逐渐扩展。到曾国藩则树立旗帜，网罗人才，转相授受，扩大影响，渐呈“中兴”局面。吴敏树企图在桐城派之外另辟道路，但实际上又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其文多在语言形式上下工夫，缺乏现实内容。
19世纪后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体散文，代表作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程式，或散行，或排偶，自由抒写，淋漓尽致，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的散文打破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趋向通俗化。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试过“语文合一”，其新体散文“务为平易畅达”，“条理明晰”，如《少年中国说》等文，感情奔放，语言流畅，别具一种魅力，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散文，适应革命宣传的需要，写得通俗易懂。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秋瑾曾用白话文发表过宣言。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新体散文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近代小说
近代小说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小说。与时代特点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小说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小说取材范围扩大，艺术上也表现出某些新的特色。
前期的古典小说呈衰落状态。出现了不少描写妓院生活及才子佳人的作品，如陈森《品花宝鉴》、魏子安《花月痕》、俞达《青楼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等，鲁迅称之为“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代表作品有《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除《三侠五义》客观上对豪强、权贵的邪恶有所暴露，体现了市民的爱憎外，大多借以美化封建官僚，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荡寇志》、《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荡寇志》的文字精练流畅，刻画人物的技巧比较高。《儿女英雄传》宣扬的是忠孝节义，并运用了流畅的北京口语，在当时有不小的名气。
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末民初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小说，许多刊登小说的文学刊物也诞生了，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还出现了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要求小说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并指出小说认识生活和再现生活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其潜移默化的社会作用等等。其他论者也都强调了“小说救国”、改良社会等作用及运用通俗语言方面的主张。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繁荣景象。产生了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李宝嘉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着）、《孽海花》（曾朴着）和《老残游记》（刘鹗着）。这些作品对当时政治的腐改、官场的黑暗及社会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的社会矛盾，体现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较着名的小说还有表现晚清社会概貌的《文明小史》、《负曝闲谈》和描写鸦片战争的《罂粟花》等。还有表现商人、工人、学生、妇女等各方面题材的作品。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描写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予以歌颂。这一时期翻译小说大量出现，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小说创作出现逆流，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盛行一时。鸳鸯蝴蝶派大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缠绵悱恻的情调。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李定夷的《美人福》等。黑幕小说记录各种丑恶现象和犯罪材料，代表作品是《中国黑幕大观》及其续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小说表现反帝爱国题材或反映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如《黑籍冤魂》、《渔家苦》、《二人小史》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性。
近代小说一般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些作品政治说教色彩较浓，这些都影响了它们的艺术成就。
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近代小说的一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大量出现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暴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为中心内容的小说称作“谴责小说”。它的题材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官场、商界、女界、华工、战争等，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一定认识价值。但是作品大都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政治要求和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寄托着幻想，并流露了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所以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它在辛亥革命后便衰退了。
谴责小说多以故事连缀成篇，缺乏中心，更无典型创造，艺术成就不高。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等、这四部小说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狭邪小说
“狭邪小说”，近代小说流派。以妓女与嫖客、优伶与名士的生活为题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这类小说为“狭邪小说”。其着名的作品有陈森的《品花宝鉴》，俞达的《青楼梦》，魏秀仁的《花月痕》，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等。
黑幕小说
“黑幕小说”，近代小说流派。以揭露社会各方面的黑幕为内容。1916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后，这类小说开始风行。1918年路滨生编的《中国黑幕大观》出版，标志这类小说发展的高潮。该书汇集描写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各界“黑幕”消息的作品，计有作者近200人，作品732篇，约80万字。这类小说虽以揭露社会各个方面的黑暗为宗旨，实际是不加批判地记录各种犯罪作恶的材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其为“丑诋私敌，等于谤书”。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学作家和学术界的批判，很快走向没落。
侠义公害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