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陕甘宁边区外，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府。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重庆较场口隧道窒息案
夏，重庆天气晴朗无雾，日军空军乃实施对重庆连续的疲劳轰炸，给重庆党政军机关和市民造成极大的损失。为及时疏散民众，1941年4月8日，重庆市政机关及卫戍总部召开重庆市人口疏散会议，讨论《渝市区户口疏散计划实施纲要》。会议认为，重庆市现存人口43万人，防空洞能容纳30万人，13万人须加以疏散，乃决定疏散工作自4月20日开始，30天内完成，逾期不愿疏散或无力疏散者，由警察局会同宪兵及稽查处指定地点，勒令出境，封闭其住所。10日，三青团重庆市团部、重庆市振济会及卫戍总部。联合组成8个指导队，15日分赴各疏散区执行任务。5月21日，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再次发布布告，强令市民疏散：（1）凭居住证进入防空洞，无居住证者，得阻止其人洞；（2）凡无居住证者，得拒绝其购买粮米；（3）不听劝导疏散，得封闭其住所；（4）扩大疏散区之小本借贷，予被疏散人员自谋生计之便利。
尽管重庆市政府采取了一些疏散措施，但仍无法应付日机的突然空袭。重庆仅有一条公共防空大隧道，即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较场口公共防空隧道。国民政府对这一战时重要民防设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工程设计极不合理，隧道只有3处斜坡梯级式出入口，缺乏足够的通风照明设备，存在重大隐患。隧道正常容量为4384人，拥挤时可达6555人。
从1940年秋季以后，日机一般都是白天空袭重庆。1941年6月5日夜，日机20余架分3批轰炸重庆，历5小时。这是日机第一次夜晚袭渝，由于习惯于白日空袭，市民骤闻警报，十分慌乱，乃如潮水般涌入市中心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内，洞内几近饱和，达6500余人。由于空袭持续时间很长，重庆防空司令部下令锁闭所有大门，不准市民在轰炸间隙出洞换气；加上天热人多，秩序混乱，缺乏指挥，致发生严重窒息。慌乱之中，人们纷纷涌向出口处逃命，践踏凌藉，妇孺啼号，少壮呼叫，凄惨欲绝。警报解除后，洞内死尸堆积如山，死亡992人，重伤151人。当晚以26辆卡车运尸，竞日不绝，消毒除尸，臭气熏天，经旬不消。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6月6日视察惨案现场，并指示重庆市长吴国桢今后采取凭证入洞办法，避免死伤。当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吴国桢报告了惨案死伤情况，议长康心如提出4条1隘时动议：（1）请市府迅速查明肇事原因及真相；（2）查明肇事责任者，请市府严加惩办；（3）请政府密切注意，勿使此类事件发生；（4）请政府从优办理善后及死伤者抚恤。7日，蒋介石下令惩办主管防空人员。令称："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惨案，以致避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及兼副司令胡后翰、重庆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负责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当天，蒋介石又令重庆市抚济机关对空袭被灾难民加倍发放急赈，死亡者120元、重伤者80元、轻伤者40元。
重庆较场口隧道大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查明肇事原因。6月8日，蒋介石令组织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指派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张伯苓、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中行7人为委员，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组成主席团；又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派谷正纲为主任委员，刘峙、贺国光、吴国桢等7人为委员；组织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派陈立夫为主任委员，曾养甫、徐恩曾、孙越崎等8人为委员。7月2日，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审查委员会发表《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书》，查明死亡992人，重伤151人，儿童死亡146人。肇祸原因乃在工程之草率、管理之欠妥善。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兼职，任命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司令，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职务。此案遂告一段落。
日伪发动"清乡"运动
年初，日本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除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和平攻势外，还加紧在华中进行"清乡"。为此，日军提出了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1941年3月24日，汪精卫秉承日本主子之命，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成立"清乡"委员会案。5月11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谈话，宣称"清乡"的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经济；"清乡"的方针是以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相辅而行；"清乡"的步骤是分期分区进行，即先在一地做到确立和平，然后再推展到其他地方，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5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公布《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规定"清乡"委员会为各省市办理"清乡"事宜的最高指导机关，直属于伪国民政府，与伪行政院、立法院等5院及军事委员会处于并列地位。5月22日，"清乡"委员会宣告成立。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汪曼云为副秘书长，陈群、梅思平、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赵正平、李圣五、林柏生、丁默邨、李士群、赵毓松、罗君强、岑德广、陈春圃等为委员，实际由李士群主持工作。
年7月1日，日伪"清乡"开始。首先在苏南太仓、昆山、常熟、吴县、无锡、江阴、常州、丹阳、镇江、扬中10县进行。这一地区又分作3期进行，每期3个月。第一期"清乡"区为吴县、常熟、太仓、昆山等县的一部或大部地区。日军在外围地区增设大量据点，构成大面积包围圈，然后日伪军1.5万人突然合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在占领常熟东塘市等抗日政权所在地后，又反复进行梳篦式"清剿"与搜索，寻歼新四军及中共党政机关。然后在"清乡"区建立长达130公里的封锁网，进行全面封锁；并建立警察保安武装，推行保甲连坐制度。7月30日，伪"清乡"委员会发布《清乡地区整理保甲肃清零匪暂行办法》，将"清乡"地区划为"清乡"、自卫、保甲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逐步建立日伪政权。所谓"清乡"区，即原为抗日根据地区域，"以宣传、招抚、赈济及组织壮丁队，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项为主要工作"；所谓自卫区，即紧接"清乡"区之里层地区，以严密布置岗哨、编查保甲户口、搜捕"零匪"、构筑碉堡、封锁"匪区"、整理交通道路等为主要工作；所谓保甲区，即紧接自卫区之里层地区，应按保甲条例严密组织。"清乡"区恢复后，应于20日内促进为自卫区，自卫区应于一个月内促进为保甲区，保甲区应于两个月内一律组织完成。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的同时，日伪还掠夺物资，实施经济"清乡"。日伪规定，严格禁止枪械弹药、火药及其原料、鸦片及麻醉品以及其他绝对禁运品在"清乡"区内运输或运出运人；火柴、水泥、棉纱、布匹、烟草、酒、汽水、酒精、盐、面粉等物资在境内运输或通过封锁线，必须持有运输许可证；金属、矿石、米、小麦、面粉、棉花、茧、麻及麻制品，牛、猪、羊、鸡蛋及蛋制品，猪鬃、禽毛、肠衣、茶、桐油、生丝及废丝、烟叶、皮革及空瓶等物资，由境内口岸载运出境，或运往上海，须申请发给原产地证明书，并由日军在上海的审查机关发给许可证，方能载运出境。凡违反封锁之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下、2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从10月1日起，苏南地区"清乡"进入第二期，将"清乡"区扩至吴县西北部、常熟西部、江阴东部、无锡北部地区。1942年2月中旬，日伪开始苏南地区第三期"清乡"，区域为昆山、吴县、无锡3县铁路以南地区及江阴、武进两县的部分地方，直至5月底结束。在苏南"清乡"期间，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及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曾多次到"清乡"区视察、督导。
日伪军对苏南地区的"清乡"，尽管采取了各种罪恶措施，但未达到预期目的。1942年6月4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清乡"工作会议，决定将"清乡"区域扩至苏浙沪各地。会议决定，在"清乡"工作中，要加强军事与政治间的一体化，以更加残酷的坚壁清野的办法，将抗日势力彻底肃清；在军事"扫荡"中，要采用鳞次跃进式，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抗日武装。会议还决定，第二阶段"清乡"主要在太湖东南和上海地区进行。其中，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为苏州至嘉兴铁路线以东，嘉兴以东之沪杭线以北至上海市西端的境界，以及围绕已经"清乡"的地区，包括青浦全县、吴江县、松江县大部，嘉兴、嘉善、昆山、吴县各一部分，以及黄海以西之沪宁线、以南之嘉定县一部分。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从7月1日开始至9月底结束，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武装进行"清剿"，并沿沪杭铁路及苏州至嘉兴公路的两侧架设电网，建立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第二期"清乡"从10月1日开始至1943年4月结束，日伪军在"清乡"地区建立了长达187公里的封锁线，设置大检问所21个，小检问所19个。上海地区的"清乡"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独立实施，强调以八分政治来配合军事"扫荡"，主要在南汇、奉贤、北桥三个地区进行。9月1日，上海地区第一期"清乡"开始。日伪军在南汇、奉贤、北桥3个区内"扫荡剔除"，并沿3区周围建有167公里的竹篱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编组保甲，实施户口异动登记。1943年3月，第一期"清乡"结束。5月1日第二期"清乡"开始，区域为崇明、嘉定、宝山3区，在3区周围建有221公里的封锁线和大小检问所25个。第三期"清乡"从12月开始至抗日战争结束为止，区域为川沙、浦西、浦北3县。
从1943年春起，日伪"清乡"进人第三阶段，区域为镇江、苏北地区。镇江地区是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区内有新四军茅山根据地。从1943年3月开始，日伪即在这一地区疯狂进行军事"扫荡"，并在镇江港、镇江县、扬中县之间，扬中县、丹阳县间，及周围地区，筑起数百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57个。苏北地区是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活动地区，"清乡"开始后，南通、海门、启东、如皋等据点日伪军对苏中四分区新四军发动猛烈进攻。从6月1日起，又开始政治"清乡"，设置封锁管理所4个，大检问所31个，在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建立碉堡21个及大大小小的监视楼。苏北地区"清乡"原定9月底完成，因遭到新四军的沉重打击，被迫从10月起延期3个月。
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清乡"进入第四阶段。1943年5月20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撤销"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交由各省市政府办理，实行"清乡"机构一元化，标志着"清乡"运动进入最后破产与彻底失败的阶段。第四阶段"清乡"区域主要在安徽、广东、湖北等地。1944年3月，伪行政院会议决定划芜湖、当涂两县及两县四角地带（东至丹阳湖，南至清水河，西至长江，北至姑溪河以内区域）为第一"清乡"区，于3月底开始"清乡"。日伪在这一地区修筑大小检问所41个，碉堡35座。日伪对湖北汉阳、武昌，对广东东莞、宝安、中山、新会、南海、番禺、顺德等的"清乡"，一般是早出晚归，以抢夺粮食等物资为主要目的。
在中共抗日武装和沦陷区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日伪的"清乡"运动最终宣告破产。日伪通过"清乡"运动强化汪伪政权，消灭新四军，减轻日军在占领区的军备力量，掠夺占领区物资的罪恶目的，也最终失败。
飞虎队成立
早在1937年4月，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华，受聘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顾问，任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着手募集志愿航空人员协助中国抗战。1940年夏秋之间，日军疯狂轰炸后方重要城市，给中国后方的党政军设施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为增强中国空军力量，粉碎日军对后方的空中打击阴谋，蒋介石于1940年10月17日约见美驻华大使詹森，提出切盼两三个月内能得到美国装制齐备之飞机500架，以济眉急；如果美国空军志愿飞行人员来华助战则更佳。蒋介石又召陈纳德到重庆，提出购买美国新式飞机和雇用美国飞行员的计划。随后，陈纳德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去美国接触此事。
年11月25日，中国向美国提出战斗机500架和飞行员的计划。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寻求可行途径，准，许军事援助中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表示愿意和中国合作成立一个美国志愿队计划。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宣布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应以大批军需物资援助中国。罗斯福的讲话，为陈纳德组建飞虎队创造了条件。1941年1月2日，陈纳德提出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计划，准备在中国建立一支小型的装备良好的空军，切断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供应线及其前进部队，打击日本的南进攻势。具体步骤是：第一阶段，轰炸台湾、海南岛、广州和越南的日本飞机场港口及驻军；第二阶段，轰炸日本本土，用燃烧弹炸毁日本重工业心脏的本州和九州。1月6日，罗斯福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即"租借法案"）草案提交国会审议。3月8日，租借法案被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总统可以向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可让这些国家用实物或财产或者以任何其他直接利益或问接利益来偿还美国的援助。租借法案的通过，为美国公开援华打开了大门，也为飞虎队来华参战提供了法律依据。
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不公布的命令，准许美国陆海军后备役飞行员加入空军志愿队。同一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正式签订合同，规定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负责与美国签订合同并支付费用，陈纳德离美国赴香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又批准了空军志愿队第二批轰炸队员，计有120名驾驶员、181名机关枪手及空中报务员等，限11月中旬到达中国；另有同数人员于1942年1月到达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