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起初还能强做镇定地当他的俘虏，没想到北京一战，也先抬出自己的名头要议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朝廷在弟弟朱祁钰的领导下不但不答应议和，那个于谦竟然还说什么：“今日只知有军旅战事，其他事不敢闻！”
也先攻打北京城的时候，年轻的“太上皇”朱祁镇在袁彬的陪伴下，就站在德胜门外观战，瓦剌军大败，京城近在咫尺，他却没能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皇宫，仍然身不由己地被也先带回瓦剌的大本营。
坚持留在明英宗朱祁镇身边的，是一个他从未注意过的小人物——锦衣卫的校尉袁彬。只有袁彬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喜宁叛变，哈铭是异族，只有袁彬一直忠心耿耿。
从北京到草原的路上，有时遇到车马不能通行的地方，不用明英宗朱祁镇发话，袁彬就主动低下身子背着明英宗朱祁镇走路。到了草原之后，也先给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不能说不好，有单独的蒙古包，时常还宴请明英宗朱祁镇欣赏歌舞，聊一聊天下之事。秋冬时节的大草原天寒地冻，尤其夜晚温度很低，明英宗朱祁镇在蒙古包里裹得严严实实仍然会觉得寒风刺骨，难以入睡。袁彬便每夜将明英宗朱祁镇的脚放到自己怀里捂暖，脚暖和了，身体自然也就暖和了。
种种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年过半百的袁彬对于二十出头的明英宗朱祁镇来说，是一年的俘虏生涯中最为温暖的回忆。随着回国的希望越来越淡，朱祁镇对于袁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两人在语言不通，生活习惯隔膜的大草原上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有一次，袁彬重感冒，发烧得不省人事，明英宗朱祁镇急得哭出声来，从没照顾过人的“太上皇”亲手照看袁彬一天一夜，直到袁彬退烧，这才安下心来。
幸好在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也先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明英宗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天的气候（意志），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
刚到大草原时，正赶上明英宗朱祁镇的生日，也先大摆宴席为明英宗朱祁镇庆生，席间对明英宗朱祁镇说：“朝廷要是派使臣来，皇帝陛下您就可以回家了。”也先不了解大明皇宫中为了皇位勾心斗角的夺权之争，满心以为可以在明朝索还明英宗朱祁镇时大敲一笔竹杠。明英宗朱祁镇心里却是明镜一样，他苦笑着摇头。
对明朝来说，既然已经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朱祁镇这个太上皇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明英宗朱祁镇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像宋徽宗赵佶那样客死异乡的准备——此后明朝派出和瓦剌谈判的使臣从来不提要也先归还太上皇的要求。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想以此要挟明廷。而明朝这边，在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后，于谦等人拥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景帝或代宗。经过一番较量后，原本被视为奇货的明英宗朱祁镇成了空质，也先于是有送明英宗朱祁镇南归之意。然而，明景帝朱祁钰对于明英宗朱祁镇南归并不积极。后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明景帝朱祁钰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明英宗朱祁镇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杨善只好变卖家产，自己购买了些礼物。在杨善的积极斡旋下，明英宗朱祁镇得以平安南归。
生平最后悔之事
杀功臣于谦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年）。于谦是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进士。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亲征朱高煦，朱高煦慑于中央政权的威势，出城请罪投降。于谦当时任御史，随同明宣宗朱瞻基出征。于谦声音宏亮，言辞流畅，思维敏锐，颇受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朱高煦投降那天，明宣宗朱瞻基叫于谦致词声讨朱高煦的罪行。于谦讲得义正词严，气势逼人。跪伏在地的朱高煦听得汗流浃背，战栗不已；随从百官、三军将士听了，个个神情振奋。明宣宗朱瞻基从此认定于谦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难得人才。
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过巡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中央政府里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等大臣对于谦的工作十分支持。于谦向朝廷建议的事情，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于谦进京办事，从来不向当朝的权贵送礼物、通关节。于谦居官廉洁自守，不向百姓妄取一物。于谦从河南巡抚任上回京时，写过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土木之变”后，于谦更成了挽救危亡局面的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明代宗朱祁钰摄政时，有一次，群臣集会议事。有人倡议严厉追究王振党羽的责任。王振的死党马顺跳出来对倡议者加以斥责。给事中王告（音hong）按捺不住自己的义愤，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好大的胆子，一贯仗着王振的势力作威作福，到今天还敢这样嚣张！”其他议事官员也就势拥过来，七手八脚，将马顺当场打死。当时，现场秩序混乱，明代宗朱祁钰不知所措，站起来想避进宫里去。于谦排开众人，拉住明代宗朱祁钰，告诉他说：“不能走！要因势利导，把局面稳住！”明代宗朱祁钰才镇静下来，大声向群臣宣谕道：“马顺罪有应得，本该处死。大家要镇静下来。今天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现场秩序这才恢复过来。此时，于谦身上穿的官袍早已在混乱中被拉裂了口子。会议散后，吏部尚书王直紧紧拉着于谦的手，赞叹不已：“国家在危难时候，正要依靠您这样处变不乱的人才。”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皇帝被敌人抓去当了人质，这个国家还怎么能维持下去呢！北京城里的政府官员，人心惶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说：“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到南方，才能躲过灾难！”有的说：“文皇（指朱棣）把都城迁到这里，这是子孙世代不能变动的大计，决不能再把都城迁回南方！”
兵部侍郎于谦的意见最为斩钉截铁，他说：“谁主张南迁，就应该斩谁！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大家难道不记得宋朝南渡的教训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下定决心，死守京城！”于谦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也得到孙太后的首肯。
孙太后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孙太后表示：“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还实行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是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明英宗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决不是为什么个人打算。”明英宗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
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在于谦的力争下，明代宗朱祁钰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
土木之变，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明代宗宋祁钰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
于谦还救出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明代宗朱祁钰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三十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修整部伍后，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朱祁镇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明英宗朱祁镇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由于众寡不敌，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于谦命诸将，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于谦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同时，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宣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派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所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警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代宗朱祁钰皆“诏趋行之”。
明军共二十二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也先派出小股部队骑兵来搔扰。于谦在空屋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扭掉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空屋中的明军突出，箭弩开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也先遂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于谦从派出间谍的嘴里得知明英宗朱祁镇已被也先转移走，不在德胜门外。于是，于镇马上令石亨等人高燃火把，以巨炮猛轰城门外悄悄卷帐拔木的瓦剌军，一时间血肉模糊、鬼哭狼嚎，万余瓦剌军人变成肉块。
正是在于谦的指挥下，“傲如石亨，怯如孙镗，懦如王通，无不斩将搴旗，缘城血战，追奔逐北，所向披靡。”史称于谦“当军马倥偬，变在俄倾，（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和机宜。僚吏受戒，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在国难当敌，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战不主和，使得也先奇货可居的愿望没有实现，维护了明朝的利益。于谦针对群臣各持议和的局面，力拂众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派人持书申诫边将，不要擅自与瓦剌讲和，不要擅自接受瓦剌人送来的来信，甚至明英宗朱祁镇本人的亲笔信也不能收。如此，也为于谦本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于谦为人太过正直，所以才触怒了后来阴谋陷害他的徐有贞、石亨这两个小人，非要置其死地不可。对徐有贞来讲，当初他首议南逃迁都，于谦带头叱责，已经让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后来，于谦为人善良，徐有贞求于谦在明代宗朱祁钰面前说好话给自己迁官，于谦果真一口答应。但是，明代宗朱祁钰坚持不答应升迁徐有贞。为此，徐有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石亨，北京保卫战之前，他从大同战场逃归，本来被夺职，正是于谦保荐，他才得重新启用，且一战成功。于谦不允许其子入京陛见皇帝，并责斥石亨不以公行事。这样一来，石亨大恨，与于谦结下了梁子。
明代宗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景泰帝朱祁钰重病期间，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请明英宗朱祁镇登辇，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明英宗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明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殿而来，并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便按序走入奉天殿。不料，竟然发现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代宗朱祁钰了，而是明英宗。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三呼万岁，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改元天顺，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当徐有贞、石亨去抄家时，竟然发现于谦家里“家无余资”。令明英宗朱祁镇也大惊失色。多年以后，一次石亨的亲信陈汝言获罪被抄家，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监督，竟然发现陈汝言家私万贯，大为震怒，说：于谦掌管兵部多年，家无余资，而陈汝言只做了一年，居然能敛到这么多？据说于谦临刑的时候，日月无光，京城百姓，包括一部分曹吉祥的亲信都痛哭不已，甚至为于谦安葬。可见这公道自在人心，是杀戮所不能灭绝的，而明英宗朱祁镇冤杀于谦则无疑是把自己和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以及后来杀害袁崇焕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划归为一类。
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与王文被判极刑时，王文不停申辩自己无罪，于谦坦然，笑着说：“此必石亨等人主意，争辩又有何用！”怡然受刑。于谦的死刑处决方式极其惨酷，先被剁去手脚，再被处死，几乎介于腰斩和凌迟之间。后世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于谦死状，是因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明孝宗朱见深替老子修实录时，为掩遮父过，让人删除了处死于谦的有关记述。当时，有兵将感于于谦的忠义，收取其遗骸殓之。一年后，于谦的尸身才得以归葬杭州。
千秋功过
太监专权；整顿朝纲，释放建庶人，废除殉葬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