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的军事侵略活动成为1932年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一直加紧对东北的军事行动，至1932年1月3日攻下锦州，基本完成了对东北三省的军事占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已加紧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的策划。为转移国际视线，遮掩其政治预谋，日军于上海另辟战场，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与此同时，伪满政权的成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溥仪于3月9日就任伪满执政，宣告了伪满洲国的成立。其经济、军政、用人大权都牢牢掌握在日人手中，伪满只不过是日本操纵下的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伪满政权出台之后，日本发动上海事变的目标已经完成，便于5月5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不但取得了在上海驻扎并扩大其区域的权力，并强迫国民党同意了取缔抗日与十九路军换防等条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予抵抗，而寄望于国联的外交解决。迟至1932年1月21日，国联李顿调查团
才宣告成立。该团2月3日自欧出发，绕道东京、南京、汉口等地，4月20日始抵达东北。而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了上海事变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调查团9月完成任务回返欧洲，10月抛出一个貌似中立、实则偏袒日方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方仍拒不接受，并退出国联，使国联决议案如同废纸空文。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支援上海抗战热潮。南京国民政府虽口称支持，却很少付诸行动。反之，为避免战火殃及，国民政府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迁驻洛阳办公。在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之中，装点¨面的国难会议4月7日于洛阳召开。会议重申国民党政府现行的屈辱外交政策，否决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与民主要求。
上海战事结束后，蒋介石马上调集兵力，向各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嘀，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反"围剿"相继失利。随后，蒋介石调整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国联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9月21日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要求国联采取措施阻止此种形势的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国联理事会几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兵，均遭日本拒绝。而与此同时，日本对东北的军事行动则丝毫未减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代表认为，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沈阳调查实况是最现实的救急办法，日本政府首先反对，美国政府亦不赞成，结果，国联以"未全数通过"为由否决了此案。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日本政府战略目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已不再担心国联调查会改变现状，再者，日本认为，在调查团报告书提出以前，国联当不会再有所主张，日本正好可以利用这几个月的空隙扩张并消化在满洲所取得的"战果"。因此，日本主动提出派遣调查团，英、法、美三国政府立即表示赞成。12月10日，国联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
1月21日，国联远东调查团正式成立。英人李顿任团长，美人麦考益、法人亨利克劳德、意人马柯迪、德人希尼为委员，中、日两国分别派遣原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陪察员。因李顿任团长，故该团又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团于2月3日自欧出发，首先到巴黎、伦敦、华盛顿会见各国政府要员，2月29日抵达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及外务、陆军、海军大臣等官员。3月14日，调查团抵上海，参观了上海战区，27日到南京，会见中国军政要人。之后，调查团前往九江、汉口，转道济南、北平、天津等地。在北平，调查团多次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政官员举行会谈，以了解东北情势。4月20日，调查团始抵达东北。
本为调查团的来访，在东北作了周密安排。日本前驻苏大使被派往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调查团所到之处，日方也均进行了事先安排：命令奉山路沿线日军暂退铁道一英里外；暂时撤销由日人把持的奉天省自治指导部；警告东北各级伪官员不得泄露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和资料；将任何有可能揭露事情真相的政治犯、游民、乞丐及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送往乡下拘留起来。不仅如此，关东军司令部还事先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声势显赫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
调查团抵达沈阳后，日方对中国代表及随行人员监视极为严密，不许他们随便出入或与人交谈，中国人若想接触中国代表，便会立即遭特务逮捕。在沈阳期间，调查团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等。随后，调查团又先后到达长春、吉林、哈尔滨、旅顺、鞍山、抚顺、齐齐哈尔等城市，了解情况。6月问回到关内，与南京政府要人会谈。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洽编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关事宜。20日又由日本返回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9月4日，调查团各成员在报告书上签字后返回欧洲，完成了调查使命。
对李顿调查团的来华，南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配合其调查活动。顾维钧组织了一个由南京政府各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调查团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组织撰写备忘录。调查团在华期间，顾维钧向调查团递交了20余份说帖，以详尽的事实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此外，东北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东北抗日义勇军，华北工业协会等团体，以及京、沪、平、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各界人士还克服种种困难，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该报告书长达10余万言，除绪言和结论外，分列10章。报告书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对日本侵占东北事件进行了叙述与分析，其中揭示了若干基本事实，对于日本侵略巾国东北的阴谋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指出"日军在是夜（即9月18日）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其行为是与国联盟约相背缪的。报告书还指出，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其"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本人之手"，"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但是，报告书也反映了美、英、法等欧美列强的偏见，提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和荒谬的建议。首先，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偏袒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所谓的"特殊利益"，乃至"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的侵略叫嚣认为"可表同情，并欲谅解"，荒谬地归论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其次，赞扬日本在开发东北中之诸多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引诱并吸收如此巨额人民"，并夸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计划中列有若干开明之改革，其实行不仅利于满洲，即中国之其余部分亦属相宜"；再次，报告书叫嚣苏联共产主义于"北满边境外进入危险之可能，常使日本不能忘怀"，因此，英美等国宁愿以牺牲中国的东北，换取日本进攻苏联。
由于英美等国仍存在殖民主义的倾向，因此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要求的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也不承认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主张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在中国东北设立一种特殊制度。其具体方案为：由国联行政院提出，由中日两国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在中国东北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控制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权，其中日人应占重要比例；依照顾问会议所提议之办法建立起名义上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地方自治政府；在外国教官的协助下，组织特别宪兵和警察，为东三省境内惟一的武装实力，而其他一切日本的以及中国的武装实力均应退出东三省境内。
报告书发表后，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对报告书大体上表示同意，而日本政府则对报告书表示反对。为此，中日两国代表在国联各种会议上围绕报告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始审议李顿报告书。12月6日，国联开始进行大会讨论，并于1933年2月14日一致通过了关于《李顿报告书》的草案。2月21日，国联再次举行特别大会，24日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通过了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决议草案。对于该决议案，中国代表表示赞成，日本代表团则于反对之后，发表宣言书，声明"日本与国联其它会员国对于实现远东和平之方式所抱之见解不同"，全体成员退出会议厅以示抗议。3月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也便成了一纸空文。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进攻极为迅速，仅两三个月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大部，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并继续向东北重要城市哈尔滨等地进攻。随着日军在东北军事占领的基本完成，日本关东军又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日军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日本决定在中国上海挑起事端，燃起新的战火。
本侵略者发动上海事变的手段同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样，首先阴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上海则一直是全国抗日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反日运动日益高涨。驻沪日本侨民和日本官员对此极为恐惧与愤恨，决议寻机惩罚中国抗日民众。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前一天朝鲜人李泰昌狙击日本天皇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手"的词句。日本侨民认为此为"不敬"天皇之词，强烈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6日，吴铁城迫于日方压力，同意取消报道，赔礼道歉，处分负责人，此事暂为平息。
以这一事件为序幕，1月18日又发生了日本驻沪领事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阴谋制造的所谓"日僧事件"。当天下午，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等5人，在田中隆吉、川岛芳子的嗾使下，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马玉山路中国人经营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肆意孳事，向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投掷石块，引起双方冲突。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被殴成重伤，其中一人死亡。田中隆吉借此扩大事端，19日夜派人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纵火烧毁了厂房、工房、仓库和30多台织机，总计损失达一万多元。事发后，这伙暴徒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行凶砍死两人，重伤两人，冲突中，日本暴徒亦有伤亡。
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人愈发猖狂。1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22日，日海军陆战队又借口上海《民国日报》21日登载了一篇题为《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向中国方面发出恫吓与威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
随着卜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开始向卜海大规模增兵。在平时，日本在上海的常驻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六七百人，到"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夕，日本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增加到24艘，陆战队2000余人，在乡军人约3000人，飞机约40架，铁甲车10余辆。另外在长江各地还驻有军舰14艘备用。为避免冲突，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村井总领事21日提出的四项要求表示基本接受，但对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的要求表示为难，需要请示上级后在30日以前予以答复。日方并不以此为满足，27日晚，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上海市政府于28日下午6时前明确作出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在此形势下，吴铁城被迫在28日下午3时15分表示全面接受日本的四项要求。吴铁城的一再退让并没有满足日本人的侵略要求，28日晚8时30分，日本的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又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项新的军方通牒，声称："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的敌对设施。"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人已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于11时30分向驻守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面对日本的突袭，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在旅长翁照垣的指挥下，奋起抗击，"一‘二八"事变由此而发。
战事发生后，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下，抗日热情极为高涨，数次将日军击退。情急之下，日军在上海大量增兵。到2月底，侵沪日军增到10万人，而中国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调赴上海前线增援的第五路军，总共不足4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十九路军仍奋勇杀敌，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杀伤侵略军一万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