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惨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着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巨着《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子承你业，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迁像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因此，在司马迁年纪尚小时就让他学古文，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并且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在病危之际，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完成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会完成您的志愿的。”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着《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琐。由于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阅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竹简和绢书中寻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仿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着。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着手写他的伟大着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的时候，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去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跟随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匈奴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增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斥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们，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见李陵如今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责。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卒，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斩杀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救兵未到、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之恩。”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暗示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了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大牢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上，杜周严刑拷问司马迁，因此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和酷刑，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吗？”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根本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后来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昨，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虽然痛苦到了极点，但他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完成，“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三、发愤着《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大量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了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伟大着作。但在他身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认真严谨，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点。他所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俗风情和生活状况，开扩了眼界，而且也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被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其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功与过，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祀、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寻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写人物，这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受憎态度。比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屈原像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态度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述，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然而对陈胜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慨地谴责了楚国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也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强烈愿望。司马迁还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使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酷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的就可以依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之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株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就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的专制统治加以揭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结论。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着作。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其中“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火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浮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比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刘邦同样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不仅非常生动，而且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圃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寻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而服务。他亥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寻味充分表现出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写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之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着作的纪传体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史上，司马迁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他实事求是，不阿谀奉承的人格力量，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