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齐期间，多次与齐宣王接触，并善于抓住时机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广泛，有关欣赏音乐与邻国交往，园林猎场的建置等问题。孟子每次谈话都巧妙地把齐宣王引导到关于仁政王道的讨论上来。最初的几次谈话，齐宣王还能听得进去，并与孟子认真讨论，后来却越来越没有一点兴趣了。其因是齐宣王一心只想做称霸天下的君主，对孟子的仁政的具体措施不感兴趣，特别是对孟子的反对兼并战争的主张更难接受。他们为此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争到最后，孟子极为不满地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从小学习一门专业，长大了就想应用。可您却对他说：‘把你学的东西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怎么行呢？假如您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虽然价值很高，您也一定要请玉匠来雕琢它，并且不会强迫他按照您的办法雕琢。可是一谈到治理国家，您却对政治家说：‘把你学的东西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跟您要让玉匠按您的办法雕琢玉，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就这样与齐宣王发生矛盾。齐国伐燕之后，二者的矛盾便不可调和了。
公元前318年，燕国出现内乱，燕王啥传任其相子之，并将君位禅让给他。燕王太子平因王位被子之所夺，心存不满，便与将军市暗中联合，共同对付子之，到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六年），他们率兵包围了王宫，攻打子之。齐宣王及群臣始终注视着燕国的内乱的发展。齐宣王见进攻燕国的时机已到，便令章子为将率大军进攻燕国，并用了50天就轻而易举地攻破燕国，消灭了子之和燕王啥，平定了燕国内乱。齐国君臣对于是否占领燕国意见不一。为此，齐宣王特意征求孟子的意见，齐宣王问：“有些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也有些人劝我吞并它。我想：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50天便打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呀（一定是天意如此），如果我们不把它吞并，上天会认为我们违反了它的意旨，因而降灾于我们。依我看，吞并了它，怎么样？”孟子答道：“如果是燕国百姓乐意让齐吞并，就吞并了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武王便是。如果是燕国百姓不乐意让齐吞并，就不要吞并它。古人也有这样做过的，周文王便是。以齐国这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来攻打燕国这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百姓却用筐盛着干饭，用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难道会有别的意思吗？只不过是想逃开那水深火热的苦日子罢了。如果他们的灾难更加深了，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可见，孟子是支持齐宣王吞并燕国的。孟子是想利用燕国内乱和齐国的力量，来实行仁义之战的壮举，并在平息了燕乱后，为燕国选一个明主，实行他的仁政主张。
齐国占领燕国，后在那里实行的暴行激起了燕人的强烈反抗。齐国地盘的扩大，也引起其他各国的恐慌，各国联合起来救燕。齐宣王面对如此局面，对是否继续占领燕国颇为忧虑，便问孟子说：“各诸侯国多数打算联合起来伐齐，齐国该怎么办？”孟子答：“我听说过，有凭借着方园70里的国土来统一天下的，商汤便是；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园千里国土而害怕别国的。《尚书》说过：‘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很相信他，因此，向东方进军，西方国家的百姓就不高兴；向南方进军，北方国家的百姓便不高兴，都说道：‘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呢？’人们盼望他，正好像久旱盼望乌云和虹霓一样。汤征伐时，一点也不惊扰百姓，做买卖的照常来往，种庄稼的照常下地。只是诛杀那些暴虐的国君来慰抚那些被残害的百姓。他的到来，就像天上及时降下甘霖一样，老百姓非常高兴。《尚书》又说：‘等待我们的王，他到了，我们也就复活了！’如今燕国的君主虐待百姓，陛下去征伐他，那里的百姓认为您是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此都用筐盛着干饭，用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而您呢，却杀掉他们的父兄，掳掠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祠堂，搬走他们的国家宝器。这怎么可以呢？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是暴虐无道，这自然会招致各国兴兵动武。您赶快发出命令，遣回老老小小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的人士协商，择立一位燕王，然后自己从燕国撤退，这样做，要使各国停止兴兵，还是来得及的。”
齐宣王根本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继续占领着燕国。齐宣王八年（前312年），齐军因无力抵抗燕国军民的反击，被迫撤离了占据了3年的燕国。孟子至此终于看清了齐宣王的真面目。面对这种情况，孟子便辞去了卿位，打算离开齐国。
齐宣王伐燕失败后，感到对不起孟子，并前去看望孟子。说：“过去希望看到您，却不可能；后来能够同在一起，我很高兴，现在您又将抛弃我而去，不知道我们以后还可以相见吗？”孟子知道，齐宣王虽不能推行他的仁政措施，但还是希望他留下来的，于是便说：“臣也有此愿，只是不敢请求罢了。”齐宣王知道孟子这不软不硬的话的分量，知道再挽留也无济于事，便回去了。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想在淄淄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子，用万钟之粟来养活他的门徒，使我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孟子谈谈！”时子接受了委托，但没有亲自去见孟子，而是把齐宣王的话托陈子转告了孟子。孟子听后，生气地说：“假若我是贪图财富，怎么会辞去10万钟的俸禄却要接受这1万钟的种子呢？”为了挽留孟子，齐宣王可谓费尽心机，最后不得不请能言善辩的大臣淳于髡出面，挽留孟子。淳于髡曾多次与孟子交锋舌辩，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他是受命挽留孟子的，自然不会担心再次失败。结果，他在与孟子又进行了一次辩论后，不但没有达到挽留孟子的目的，反而更加坚定了孟子离去的决心。不久，孟子率弟子们离开了齐国。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诸子蜂起，相互辩难，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墨家和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的挑战。儒家思想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并回答对立各派提出的驳难。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距杨、墨”、“放谣辞”、“息邪说”，维护了孔子的基本观点。他根据新的形势，对孔子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新观点，进一步完善了早期儒家的学说，成了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奠基人。
孟子提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实现其理想四处奔波呼号，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冷遇，既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又没有人委以重任，甚至还遭到绝粮的困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此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到梁国，梁惠王也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们认为孟子的主张迂腐而不切实际。当时，秦国任用商鞅，使国富兵强；楚国、魏国任用吴起，常打胜仗；齐威王和齐宣王任用孙膑、田忌等人，使齐国强盛，各诸侯国常来朝拜。天下正在利用合纵连横的活动争夺角逐，崇尚兼并战争，而孟子却大谈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反对战争，所到之处不能与各国君主相合。司马迁的见解是很中肯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了空前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结果很快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所推翻。西汉建立后，面对秦王朝速亡这一现实，认真总结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原来被冷落的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才是治世的良方。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陆贾，最早提出“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问题，他指出秦代灭亡的原因，关键的一点，就是得天下之后没有能够“行仁义，法先圣’。他以此观点为出发点写成了《新语》12篇，得到了汉高祖的赏识。汉文帝时，迫于社会形势的发展，不少思想家却认识到，汉王朝应在指导思想上从法家、黄老的思想转变到儒学的仁政王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汉文帝时，贾谊又一次指出，秦朝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其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过秦论》）。汉文帝把《孟子》和《论语》《诗经》《尔雅》一起作为仅次于经书的传记，立于国家的学宫，并设置了专门研究和讲习《孟子》的博士之官。到了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长足发展，政治局势更加稳固，客观上需要一种适合这一形势的统一思想。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把孟子的仁政王道奉为施政的圭臬。
《孟子》一书到了东汉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孟子也更加被推崇，赵歧为了宣扬孟子的思想，注释《孟子》，成《孟子章句》一书，他在《孟子题辞》中，宣称《孟子》一书是包罗天地万物、仁义道德、生命福祸无所不载的光辉着作，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唐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孟子在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中间的影响日增，文人学土争相仿效孟子的文章。一般认为，古今传诵的杜甫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孟子·梁惠王》篇中“庖有肥肉……”一段对话生发出来的。不仅如此，在韩愈等人的推尊下，孟子被推到了和孔子并列的地位，韩愈排斥佛、道，竭力建立儒家的道统。他认为，这个道统，尧传于舜，舜传于禹，禹传于汤，汤传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于孔子，孔子传于孟子。孟子死了之后，儒家的一脉相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即主张恢复和继承儒家的正宗传统，必须从学习孟子开始。人们自此之后普遍地把孟子和孔子连在一起，孔孟之道的说法也因此流传起来了。
《孟子》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被正式列为经书，并成为国家科举考试必读教科书。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死后得到的第一个封号。次年，又把孟子的牌位供奉到孔庙中。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了注释。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学者，经他的提倡，《孟子》又成为与《论语》具有同等地位的着作。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去掉了孟子封号中邹国公三字，直称“亚圣”。孟子又从公爵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地位。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这一思想的提出，不是说民比君尊贵，而是以民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提出的这一问题一直是封建社会特别是后期思想家、政治家争论的焦点。北宋司马光就公然对孟子提出指责，认为他的重民的观点与孔子“臣事君以忠”的原则相违背。后来，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对孟子的重民思想更加反感，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他叫人把《孟子》中所有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部删去，书名《孟子节文》，连所引《尚书·汤誓》“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都删去了。共计删除85条，并且不准士人学习这些被删去的章节，更不准用它作考试题目。朱元漳有一段时间还把孟子逐出了孔庙，经人劝说才得以恢复。明朝末年，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从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局限性，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中寻求限制君主个人权力的理论根据。如黄宗羲公开宣扬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集中地批判了君主专制的罪恶，指出了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他称赞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是“圣人之言”，对朱元璋“废孟子而不立”的做法公然提出责难。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行变法维新时，把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作为反对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历史依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特开设《孟子界说》一课，专门发掘孟子的所谓“民权思想”，对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了批判。谭嗣同还以孟子的性善论进一步论证人人平等的主张，为宣传“民权”思想，反对封建君权的资产阶级学说大造舆论。孟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思想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孟子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批判地加以继承，促进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文化。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着支配的地位，遍及社会政治生活和民间风习的各个角落，至今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由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孔子孟子被尊为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一位伟大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尊为第一位圣人，号称“大成至圣先师”。孟子则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把它尊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圣人，名之曰“亚圣”。
（赵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