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南京的旧称）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此四件事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30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5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12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部下仅剩几千人了。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
李鸿章：畿疆门户，洋务领袖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李鸿章少年聪慧，6岁时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道光二十五年（1845—1846）投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事，李鸿章和父亲李文安回乡办团练，组织淮军。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屡立战功，赏加按察使衔。因功高遭人忌妒，于咸丰九年（1859）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李鸿章受曾国藩之命，回乡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首批淮军约9000人抵沪，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40年生涯。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淮军装备，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约2万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此后，李鸿章率领淮军连攻克常熟、太仓、昆山无锡等地，协助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进剿捻军。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松江、上海创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同治十一年（1872）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其后，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
在领导督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也着手建设海军。当时，列强对清朝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利用这个机会，建成北洋水师。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三，《马关条约》签字。《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莫斯科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清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中，李鸿章凭借他独特的外交手腕，代表清政府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为挽救清朝危局，促进国家变革图强付出了重要的努力。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他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