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三千年第一人”的大宗师
1孔子（孔丘）简介
本书通过对古代教育家思想剖析，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现状。
本书通过对古代教育家思想剖析，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现状。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世人尊称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教育家，有“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之称。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的先世为殷商后裔、宋国贵族，后没落。孔子少时“贫且贱”，年15岁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他极为聪明好学，20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
孔子年轻时曾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30岁，在曲阜城城北设学舍，开始讲学。颜渊、曾点、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相传孔子还曾向老聃问礼。50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但一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他被困于陈蔡之间时，虽绝粮，仍诵讲不衰。孔子意在改良时政，复兴周礼，曾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
孔子在外14年，68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直到逝世，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死后葬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
孔子在当时已有“圣人”之称，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儒家经典──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核心与正统，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的作用，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给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2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首创规模巨大的私学，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他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了舆论先导。他从事古代典籍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他的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实施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总结出了许多精辟的教育原则，如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立志力行、推己及人、勇于改过等，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1）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德治具有感化力，才能改变人们的心灵。鉴于贵族道德的败坏和贵族世袭制度的腐朽，他主张举用“贤才”，吸收平民中的“士”参与政权。他还认为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长，必须经由教育培养，故提倡“学而优则仕”（《子张》）。为此他创办私学，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贤才”。
孔子称“贤才”为“君子”（“士”或“成人”），规定“君子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他说：“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要求“君子”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孔子最早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认为人的天赋、素质是相似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习染造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只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主观的努力，都可以成为“君子”。以这种人性观为依据，他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贵贱、贤愚、种族和地区，任何人都可以入学。
孔子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有姓名者77人，一部分有事迹可考。他们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楚等国，以鲁人为最多，大都出身贫贱，子贡“家累千金”，但也不是来自贵族，而是大商人。真正属于贵族的，只有南宫敬叔、司马牛等少数几人。可见孔子的弟子群，主要是由平民组成。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使贵族垄断的文化与平民结合，学校冲破了宫廷的藩篱，与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从而推动了文化下移运动，促进私学进一步发展，为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
孔子提出的伦理的基本原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想生存发展，也帮助别人生存发展。另一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而所谓“有教无类”，就是自己想受教育，也帮助别人受教育。
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之多。孔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仁”的涵义，归纳起来，不外是“克己”与“爱人”两个方面，而以“礼”为准则。
“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占有上遵守周礼的等级规定，克制过分的欲望。
孔子提出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问题，即义利之辨。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质欲望的膨胀，造成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孔子自谓吃粗粮，喝冷水，曲肱而枕，在这样清苦的生活中却得到了精神上的愉快。他称赞“贤哉回也”，就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他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讲“利”，在道德领域内，对“利”作了全盘的否定。
“爱人”的基本要求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如此对待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这叫做“忠恕之道”。（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
孔子讲的“爱人”，有两个特点：
①以孝悌为本。这是出于巩固氏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孝”属于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系；“悌”属于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系。这一纵一横两大关系的交织和延伸，便构成宗法制度的图谱。奴隶主贵族的一切道德准则──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都是孝悌的引申和扩大。
孔子继承殷周伦理思想的传统，特别重视孝道，因而坚持“三年之丧”，认定“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宰予曾提议改三年丧期为一年，受到孔子严厉的斥责。
②爱有差等。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爱人要受等级名分的制约，不能逾越；超越等级名分的“爱”，在道德评价上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墨家因此批评孔子讲的“仁”是“体爱”，只爱一部分人，不同于墨子的“兼爱”，爱全社会的人（《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
这个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有片面性，他们没有看到孔子也怀着普遍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他提倡的“爱人”，在坚持“差等”的前提下，也要求推及于全社会，即不仅在贵族、平民中讲礼让，也要适当地为劳动人民着想，减轻刑罪和赋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以达到保护和争取劳动力的目的，防止“犯上作乱”行为的产生。在孔子看来，这乃是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3）教学范围
孔子继承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本有3000篇，经孔子删定，存305篇，概称“三百篇”，即流传下来的《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约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孔子根据乐调，将删存的“诗”分为“风”、“雅”、“颂”3类。其中一部分是对上帝、鬼神、贵族统治权力的歌颂，更多的则是抒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苦难遭遇，揭露贵族的残暴和荒淫。
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①激发道德情感；②观察风俗盛衰；③增进相互情谊；④批评政治得失。归结起来，是教人懂得如何“事父”与“事君”；还可以获得一些自然知识，如“鸟兽草木之名”。
“书”即历史。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的重要历史材料。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说明书教的旨意，即在于复兴“文武之政”。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记，编写了一部编年史──《春秋》，起鲁隐公元年，终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简要论述242年的历史。它以周礼为准则，评述春秋史实，“寓褒贬，别善恶”，旨在正名定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礼”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和仪节。孔子说：“为国以礼。”(《颜渊》）“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当时“礼”已流于形式，失去了对思想情感的约束作用。孔子深有感慨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要达到“礼”和“仁”的统一。
“乐”即音乐。“乐”与“诗”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合而言之，“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尤在于陶冶情感。“礼”以修外，“乐”以修内。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孔子志欲复兴周礼，故特别欣赏古乐，称赞《韶》（相传为舜时的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对春秋时代的新乐──“郑卫之音”则十分厌恶。
从中外教育史看，孔子是乐学的创造者。《论语》有46次使用了“乐”字，其中有16次与“乐学”有关。孔子不仅提倡乐学，而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同时还对音乐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曾是否修订《乐经》，历来争论不一：一说《乐经》本来是有的，秦以后才亡佚了；一说“乐”本无经，“乐”的歌词在“诗”，运用在“礼”，声调的传授则在伶工之手。《乐经》虽未见到，《礼记》中的《乐记》、《经解》以及《周礼》中的《大司乐》等篇，还保存了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儒家乐教之所本。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对“乐”在培养人的性格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教学方法
孔子的世界观有唯心主义倾向，相信“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有生而知之者”（《季氏》）。但在教育实践中，则重视“学而知之”。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的要点是：
①注意个性差异。经常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智能性格的差异。《论语》保存了大量评论个性的记录，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偏激），由也喭（莽撞）。”（《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孔子即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
②善于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
孔子就是这样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引导他们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追求远大理想；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形成习惯系统，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道德自觉性的高度体现。
③学习与思考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已经接触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学而》第一句即“学而时习之”。孔子自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强调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同时要求对学习的内容，一定要经过思考，融会贯通，辨明是非，择善而从，以一贯之，由博返约，温故知新，闻一以知十，举一以反三。他认为对任何事情不问几个“为什么”的人，是最没出息的。
孔子还要求思考问题要抱虚心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勿妄测，勿武断，勿固执，勿自是。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以待进一步探讨，认为如此才能获得真知。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种种表现，则给予严厉批评。
④学习与行动结合。孔子要求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于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他以学“诗”为例，说：熟读“三百篇”，管理政事，却管不了出使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诗”读得再多，有何用处？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他最讨厌讲空话，讲大话，认为言过其行是最可耻的。
就道德修养来说，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过”。孔子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作装饰，给别人看。他说他自己经常担忧的事情，就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认为颜渊过人之处就在于“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孔子重视德育。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得到礼乐的协调为快乐，宣扬别人的长处为快乐，多交贤良朋友为快乐，这三种是有益的快乐。以尊贵骄傲为快乐，以游荡过分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这三种是有害的快乐。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了德育与乐学的关系。
孔子一生怀着探求真理、培育人才的愿望，在40余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乃是教育史上的珍贵遗产。科学地对待这样一份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发展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3《论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20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许多论述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其一，做人要磊落正直；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其三，做人要重视全面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