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跳大神跳出个文明五千年
中国人历来尊崇泛神论思想，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跳大神”作法、“做道场”为人“祛病去灾”，这些民间活动都是泛神论的表现，是一种巫术。这在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有很多民间仪式和讲究，都简直和原始巫术没什么两样。女巫在我国北方叫做“神婆”，赵树理的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就是一例。男巫叫做“觋”，在道教中有不少传人，“天师道”的道士中尤其多，在南方则称之为“师公子（师音si）”。
跳大神之类的巫术是封建迷信，这谁都知道，可是这封建迷信中也有大学问：中华文明的孕育和诞生，就是从这个巫术中来的。各位如若不信，且看下文：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始终延续，没有间断的国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字传承，历史传说记载直推至上古部落联盟时代，这么长时间的历史沿革留下了许多古旧传统，这些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变化，或许早已和起初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但却仍旧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巫史传统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传统之一。
“人”，是在物种进化的漫长历程中缓慢形成的。在原始社会，人还处于成形期，作为“人”的思维刚刚开始产生，天、地、人、物，在人类蒙昧与澄明交融的眼中，还混沌一片，难分彼此，相互之间多有感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巫术就成了人类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
在巫术之中，天地万物各有神灵，都是人类崇拜景仰的对象。太阳神崇拜就曾长期盛行于中国远古时代。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曾把太阳神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夏”这个字在最古的金文字中，就“像一侧立人形对空遥拜一日”，并且“金文夏字共八个，七个从日，且均在一侧”，所以这个“夏”字其实也就是夏族的“族徽”，象征着促使万物生长、无所不能的太阳神。这说明，夏人的部落族群以太阳神作为最高崇拜，并且以此命名了自己的部落。到了周朝，对太阳神的崇拜仍然盛行于世，《孔子家语·郊问》中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极天而主日，配以月。”讲的就是周天子在每年冬至日举行隆重的“郊祭”，其中仍以祭祀太阳为主，月亮为辅。而祭祀社稷，也就是土地和五谷神，已经是后来的事了。社稷之后，又有封禅泰山、崇祀河伯，设立太庙、家庙等等。总而言之，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祖先神灵，一切都有神灵在，向这些神灵祭祀祈福，都是从原始巫术中发展而来的。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组织祭拜黄帝陵、炎帝陵或者孔子等大型活动，“妈祖”也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信仰，往小里说，香港电影里演的警察和黑社会都拜关公，商家拜财神，这些活动可以说明中国人一向“慎终追远”，不忘祖先圣贤，而种种的祭拜仪式，其实源远流长，都是源自原始巫术。
远古时代巫术十分普及，人人只要有祈求神灵帮助的愿望，都可以通过巫术和神灵沟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分化，与神灵沟通的事逐渐地被社会上层所垄断，成为了一种独享的权力。中国历史传说中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高阳氏，“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断绝了大地上的普通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渠道（绝地天通），巫术就不是人人都会人人都能用的了，而变成了巫师的专业，而巫师与神灵沟通的能力又是与世俗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神灵的意志为世俗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因此巫师与部落首领、长老往往又合为一体，很多大巫师其实就是部落的“王”，尧舜禹等等都是如此。“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原始社会从部落到国家最重大的两件事；部落的王要取得统治地位，免不了采取战争杀戮的手段，而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又借助巫师的身份，以其“通神”的智慧和多方面的才艺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当然，王、战士、巫师有时也并不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有一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于1990年出品，获得第六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即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与狼共舞》。这部作品描写北美大陆的印第安“苏族”人，当时尚处于原始部落形态，他们便形象地展示了巫、武、王三者合一的情形：这个部落不大，不足两百人，过着游猎为主的生活。老酋长叫做“十熊”，青壮年时勇猛无比，是能够猎熊的勇士，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逐渐衰退，而智慧与日俱增，开始凭借头脑管理全族事务，并且逐渐有了“通神”的能力。而他的副手，负责处理全族日常事务的“踢鸟”，其在部落中的角色也是巫师、医生，同时还负责向全族讲述部落历史。曾经有种说法，认为我国古代殷商人经过长期迁徙，走过了当时尚未被如今白令海峡的海水淹没的陆地，来到了北美大陆，成为了印第安人的先祖，据这部电影来看，想必不是毫无根据。
沿着部落——部落联盟——原始国家这样的轨迹，巫师的队伍也由一人到多人，逐渐发展壮大。人数的增多、工作量的增大，使得分工成为必然。巫、舞本来也是一体，因为巫术需要在一种迷狂的情绪中施展，这就需要伴随着音乐节奏的手舞足蹈，即如今民间的“跳大神”。而通过分工，乐师从巫师中分化出来。祭祀、典礼等作为一种仪式活动，必须要有一个活动主持人，也就是“相”或者“赞礼”，通过分工，这个主持人变成了“儒士、儒师”。《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叫做公西华，他曾经跟自己的老师孔子谈论自己的志向，就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而最最重要的，则是“史官”的形成：原本巫师还负责记忆、记载、传承部族、国家的历史大事，这个工作通过分工，形成了史官这一职业。
这一史实在典籍中多有记载：汉朝的刘向、刘歆父子，受朝廷之命“校书”，即把皇室藏书拿来整理编辑，主要都是先秦以来的各类学术书籍、资料。最后他们出了一个成果，编出了一部所有皇室藏书的总目录，这个目录叫做《七略》。这是一本学术史书，将先秦至汉朝这一时间段的天下学术大致分为十个学派，即“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刘向父子认为，这十家源出一脉，追根溯源，都是从周朝的“王官”中分化出来的。班固撰写的《汉书·艺文志》认同《七略》的说法，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儒，柔也，术士之称”。这说明先秦各个流派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巫史传统中一脉相传，各自分支的。
三代时候，“世官世业”，无论是巫师还是乐师、儒士还是史官，都是祖父子孙代代传承的，和最高统治者“父传子，家天下”的传统一样。而到了春秋末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天子的权威都日益衰微，这一类人中更是有不少都家道衰落，失去了“世官”的职位。随着他们的身份降低为平民，他们掌握的学问技艺也开始流落到民间，开始了外传和下移的过程。刘向父子说的“先秦诸子皆出于‘王官’”，其实就是说先秦诸子都是从“巫史”这个阶层分化传承而来。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学习和宣传儒家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学术下移”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屈原的职位是楚怀王的“左徒”，实际上就是巫官；至于阴阳五行家，保留“巫”的特点就更多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而这种知识经验要流传后世，必须依靠“史”，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记载的都是天子的一言一行对社会的影响，好用作后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相传老子就是周室的“柱下史”，他的著作《道德经》是黄老道家和法家、兵家的源头。
儒家随着社会进步和自身的逐渐改造，离“巫”的道路越来越远。到孔子时期，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巫术的非理性、迷狂的一面，变成了一个纯粹讲究理性的学派。他们抱着“内圣外王”的理想，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从修炼自身做起，积极入世，最终要达到辅佐君主，在人间建立“王道乐土”、理想社会的目的。然而原始的“儒士”、“儒术”中关于“巫”的成分，虽然被正统儒学所抛弃，但在民间却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在广大农村仍有主持婚丧典礼的“赞礼先生”，他们熟悉一套套的礼节仪式以及押韵的赞礼用词，在农村的婚丧嫁娶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湖南长沙、湘潭一带民间有民乐歌唱班子“谭四郎”，也是这个类别。
除了儒家传承的巫术之外，巫医的“祝由科”，阴阳五行家的“八卦”占卜、看风水、“麻衣神相”、算命等等，都是原始巫术的遗迹。
巫术对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乃至日常行为习惯，影响至深。巫术从人类最初形成的原始思维中产生，是天、地、人、物混沌交感的产物。人们认为，凭借种种的“法术”，可以对天、地、他人、物施加一定的影响，产生如自己所愿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专业人员”的继承、普通百姓的崇拜，而且由于民族“心理本体”的惰性，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中国人家家都将斗方“福”字倒贴在家门上，以谐音“福到”求一个好彩头；年画里的鲤鱼谐音“年年有余”；国画里的牡丹配公鸡，寓意“富贵吉祥”等等，这都是古老巫术“法术思维”类比联想的遗存，实际上这些谐音无非就是一种巫术咒语。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谓十分用心认真，以至于变成一种迷信，例如喜爱某些数字，“八”代表发财，“九”代表长久；而避讳某些数字，“四”和死谐音等等，无论是汽车牌照，还是电话号码，都必须趋吉避凶。“好牌照好号码”甚至可以卖出天价，而不好的则白给都没人要。中国人的这种迷信发展到可笑可悲的地步，记得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则消息，上海某区的一辆120急救车，无巧不巧，挂了个牌照是“沪B－1494”，居然有人性命垂危却不愿意坐这辆车去医院，这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
巫术传统主要在民间流传，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史”的传统。我国历朝历代都有修史的传统，从《史记》到《清史稿》，有二十多部国家“正史”，至于各种私人记录的“野史”笔记，那真是汗牛充栋。各地方历代还要修《县志》、《府志》这一类地方志书，大家大姓建立宗族祠堂，总要修“族谱”，这些实际上都是史书的一种，也具有“存史”的功能。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确实大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