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是我们人口失踪组的一句老话。虽说这句话有些夸张，但回想起来，破不了的案子确实是少之又少的。
有一件案子，我也说不好它是破了还是没破，但那件案子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那个早晨非常寒冷，报案的是失踪人的妻子。
报案人家在城郊。路特别难走，开车行驶在那一带，如果不是豪华轿车，你会觉得太别扭了。
当我把车停在屋前车道，见到她亲自出来迎接时，说不觉得意外是假的。想想看，她的丈夫从前一天八点出门，到第二天九点仍音信全无，她却还是如此冷静。
“我叫艾比，负责这件案子。”
“警察就是你这样的，”她说，“请进。”
从她的声调，我分不出那是夸赞我的外貌还是在讽刺我。
我跟在她的身后，进入一个大房间，我们面对面在一套奶油色的宽大沙发上坐了下来。
“梅里特太太，请把细节告诉我。”我说着，取出小手册和圆珠笔。
十分钟后，我就弄明白了。她所说的和我知道的差不多。
我从她那里得知，她丈夫——梅里特先生每天上班的时间是早晨八点，他在AI公司任业务经理，中午在城里吃饭。下班开车回家前，到一个俱乐部喝两杯是他的习惯。她已经给俱乐部打过电话，但他们说她丈夫昨天没去那里。今早，他的汽车被发现停在办公大厦的停车场。他是昨天下午下班的时间，大约是四点三十分之后就失踪了。她说，她不知道要怎么去推论。
“你们有小孩吗？”我问。
“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十五岁，读中学，女儿十三岁。”
我觉得她也就四十来岁——不美，也不算丑。
“你有工作吗？”我问。
“没有。”
“有些问题你不喜欢，但我必须问，”我说，“很对不起，但那是手续。”
“这个我早就有准备了，”她说道，“在你没有问之前，我先给你一个回答，我们夫妇的关系并不好。”
“你觉得他会是离家出走吗？”
“不，那不是他做事的风格，”她向罩着霜的窗户吐口烟，“假如你了解他，你就会知道，那种事他绝做不出来的。”她停顿一会儿，然后又补充道，“他没有那胆量！”
我点燃了自己手中的香烟。所有的烟灰缸看来都像是摆设用的，但是我决定用手边最近的那一个——一种雪花石做的，旁边的图像像是用手雕刻的。
“我想，各家医院你们已经查过啦？”她问。
“是的，昨晚没有抢劫杀人，或任何其他类似事情发生。”
“梅里特那个人不太会出意外。”她说。
“他身上带了很多钱吗？”
“没有，还不到一百元。”
“有些人可能认为那也很多了。”
“梅里特不会发生意外的。”她说。
“如果他是被别人绑架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提出意见。
“我不太相信。”她说。
“唔，梅里特太太，你得出了什么推论？你跟我说他不会离家出走，纵使你们处得不太好。你又告诉我不可能出意外，也不会被绑架，那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假如我有推论，有意见的话，”她酸涩地说，“可能就不用麻烦你们了，你知道，我报警可是不得已的。”
我捏烟头，开始再动笔杆。她看着我，显得很厌烦。我问：
“他以前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她短促地说，“我认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唔，”我说，“我们会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查看，还有他来往的银行、俱乐部，还有他昨天吃午饭的地方。犯罪报告和各医院我们都会留心的。我需要一张照片和他的相貌描述。我们会把资料输入电脑。你需要报纸和电台做一下广播？”
“不要。”
“那么，我尽量保密就是了。”
“我把几张照片给你找来吧。”她说着，急急离开起居室。我观赏、玩弄着那个有雕刻图像的烟灰缸，一直到她回来。
她递给我三张照片——在照相馆摆好姿势照的有两张（有一张和她合影），还有一张是生活照。生活照是身着游泳裤的他和女儿站在湖边拍的。三张都很清楚，那是一位年约四十、淡色头发、暗蓝色眼睛、脸孔又很和蔼可亲的男人。她提供给我的资料是：年龄四十一，身高五尺十一寸半，体重一百九十磅，头发为金色，蓝眼睛，没有胎记，普通身材。
我站起来告辞：“假如你收到什么信件或电话，请给我们通知。”
“当然。”
“你们的孩子如何认识这件事呢？”
“我还没有时间去发现呢。”
“你不亲近你的孩子们吗？”
“是的，梅里特比我更亲近他们。”
“我明白了。他的俱乐部的名字叫什么？”
她的脸孔瞬间乖戾：“避难所。城里的人喜欢讽刺那个俱乐部叫‘四十俱乐部’，我认为那不只是因为他们的会员一共是四十名。”
“我听说过，”我说，“而且只收男会员。”
“是的。”
“他们全是小康家庭的，大部分有家眷，但是俱乐部规定不许带妇人和小孩。”
“所以才管它叫‘避难所’。”她说得不无讽刺。
“我会去查问的。”
“要去的话，四点三十分到七点三十分，”她说，“他们到齐的时间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好，”我说，“你先生酗酒吗？”
“一般。”她说。
我合上小手册，“还有一件事，”我问，“他在外面有女人没有？”
“没有，据我所知，他没有女人，大约十年前，他是有一个，但之后便没有别的女人了。”她补充说着，领我到前门，“你可以向他在俱乐部里的朋友们打听。”
“我会尽量小心，”我说，“但是也可能会走漏消息。”
“只会白白把时间浪费，”她说，“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和精力去交女人，我们结婚后，十六年来早就没有什么了。”
你不能说她不坦白，当我对她的话意还在咀嚼的时候，她为我关门。
“他有钱，”我说，“有些女人比较爱钱，对别的根本不在乎。”
“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走出来，在寒风凌厉中钻入汽车，在冰冷的天气中一路痛苦地回到局里。
我不在期间，案子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事实上，整天以来，整个城里出奇的平静，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又去了火车站、巴士站，再从火车站到了北边八里路外的机场。那段路，我感到稍微快乐一点。
梅里特的办公室在亚士丁大厦的十三楼，总共有七个办公套房在那个楼上。我和他的六位职员和接待小姐都谈了话，他们都为老板的失踪感到惊愕，同时也很难过。
总而言之，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会抛妻弃子，尽管他们并不拥有太过理想的婚姻，这一点，他们知道。我向男职员打听，老板和美丽的接待员之间是否纠缠不清。他们都大笑说，梅里特先生不论走到哪儿，都不会伤害女人。
我走到街头，叫来一辆警车，和两位巡逻警员一起，把梅里特的汽车打开了。在汽车的小抽屉里，我发现了一盒化妆纸、一张地图、一包香烟、两盒火柴、一张停车票，还有两张戏院的票根。我把戏院的票根放进外衣的口袋里，打算去问梅里特太太。
我把梅里特家的住址告诉巡逻警员，告诉他们派人送去汽车。然后回到梅里特的办公室，查出他午饭的地点。
回到办公室时，差不多是下午五时。等我的正是组长。
“怎样？”
“显然的，他失踪的地点是办公室和俱乐部的四条街之间。”
“你和谁谈过？”
“差不多每个有关的人都谈了。他昨天上午上班是九点过一点儿，他平时上班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午也跟平时差不多，十二点三十分到楼下餐厅吃午饭。”
“自己一个人？”
“是的，通常都是自己。在餐厅里的职员，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为举止有何失常，办公厅的职员也看不出任何异端。下午四点三十分，他离开办公室。”
“下班的时间也是跟平日一样？”组长说着，从我放在他桌上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你到他的俱乐部去过没有？”
“还没有，我现在可以去。”我回答，“他太太昨晚打电话问了，俱乐部他根本就没去。当然，我还要对他的银行户头进行盘查。”
“那是哪一家？”
“我忘了问他太太，我会打电话给她，她说他平常最多只会带一百元，一个带那么点儿钱的人，想离家出走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他，我们会找到的。”组长说。
“只要他还活着。”我说。
“你认为他可能死了吗？被害？自杀？”
“我怀疑。可能会绑架吧。”
“假如是绑架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回家休息吧，假如今晚有什么线索，我们会挂电话通知你。”
我站起来，准备离开。
经验告诉我，大部分的银行，对任何客户的“秘密”都不肯向我们透露。对梅里特的这个户头，我倒是很容易打听到了。
当他太太告诉我他只和一家银行打交道时，对此我觉得很正常。对一位成功的商人而言，确实非常出乎意料。当她说那两张戏院的票根是上星期夫妻两人去观赏的一出剧时，我便更减少了意外感。
梅里特一共有三个户头在银行，上个月里，任何一个户头，都没有大笔提款，一次顶多提六百元，那是两周前。他的支票户头，存款额不少，储蓄户头更多。那些户头全是共同的。事实很清楚，假如他没有再出现的话，她的经济情况会相当好，也不用为后半辈子发愁。
我对那些银行的帮助人员表示感谢，再驱车去梅里特家。梅里特太太再见到我，神色仍然显得生气，但还是请我进入起居室。
开门见山，我问她关于她丈夫是否有金融投资。
“梅里特投资方面的事，全部由一位经理办理……那人名叫奎克，其办公地点在亚士丁大厦。假如你喜欢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梅里特太太回答得很痛快。
“你可以打给他，”我说，“然后由我来和他谈。”
奎克的电话接通时，她向他解释我是何人，要谈何事，然后便交给我这个电话。
“他的投资一共大约七万元。”他小心地说，“全都很顺利，一直到过去几年。你知道，股市一直下跌。”
“梅里特先生最近有没有把投资转变为现金？”我问，“或者请你把什么有价证券转为他的私人财产？”
“哦，那样的做法他还从来没有过。我负责处理他在投资方面的每件事情，他从没有把任何股票转变为现金。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一年多来，那些事他都没干过。”
“你方不方便查看一下？”我问他。
大约五分钟后，对方说：“前年十一月，他把一部分投资脱手卖了，换了大约五千元——我知道那笔钱是用在修理房屋上的。这之后，他再也没有脱手过。”
我谢谢他，挂上电话。梅里特太太问我案子查得如何，我告诉她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你先生以前结过婚没有？”
“没有。”她说。那神情好像我问了一个很荒谬的问题一样。
“没有私生子？”我提出意见。
她把香烟弄熄在一个彩色玻璃制的烟灰缸里，“滚出去！”她愤怒了。
那天下午四点十五分，我离开总局，开车去“避难所”。黑夜快要降临，看来好像可能会再下雪。
五点一刻之前，我抵达俱乐部，在前面入口附近的一个装货区停下车。
我想，一个有钱男人所组织的俱乐部，还不允许妇女进入，必定有点古怪，而那地方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并没有醒目的入口，但是里面的走廊墙上，有巨幅的裸体画，两墙都有。一位穿晚宴服、打领结的男人在入口处的里面站着，可能是要阻止像我这种非会员的进入。
我亮出警徽，说我要和俱乐部的主席对有关警务的事情详谈。
两分钟后，一位穿蓝色西服、领带为红色丝质的男人走了出来。我在想，他那条领带，可能比我的整套行头昂贵。
那人对我微笑，问我他可以帮忙么。
我向他亮亮警徽：“我是对梅里特的失踪案进行调查的，无疑的，你们现在该听到他失踪的消息了。”
他的微笑收敛，脸上开始忧虑：“是的，他太太前天打电话来这儿，说他没有回家。”
“他现在仍然没有回家。”我说。
他领我到俱乐部的里面。我发现自己进入的房间光线很是幽暗，中间有个椭圆形的酒吧，两位男士在酒吧里面忙着，墙上有些很美的裸体画像。角隅一盏吊灯下，有几位男士在玩扑克牌；房间的另一部分，靠近吧台的一头，放着几张看来昂贵的转椅、桌子和几盆照料得很好的植物。
“这个地方很优雅，”我赞叹说，“还有别的房间吗？”
“喔，有的，还有三间。”他说。他示意要我坐在吧台前的一张漂亮凳子上。
“你们的其他房间作什么用？”我问。
“一间是图书室，”他说，“这个房间也是藏画室，还有一间是娱乐室——撞球等等。”
他说等等的那语气，使我怀疑，是不是轮盘或掷色子的赌台也包括在内。
“第三间呢？”我问。
“哦，那是休息室，”他说，“给我们贪杯的会员清醒用的，有时候会有那种事发生。但是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这一间。”
除了我和主席之外，可能还有二十个人，大部分人围着吧台。有两位坐在摇椅那边看报纸。其他的都在玩扑克牌。
“很好，”我说，“你们没有游泳池和体育室，让我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