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农民都检查几遍了，还不走。就坐在我家摆起了龙门阵，大家谈生产队的事情，说我妈如何能干，样样农活都拿得起尧放得下。
我爸爸就笑。
天渐渐黑下来。社员才恋恋不舍的样子，对我爸说：“柳老师，我可以不可以粜一斤面。”说这话的时候，社员们是忍辱负重的。
我爸就沉默了。谁都知道，供应粮中的米才是正事，如果要面条，更难虚度过这饥荒的岁月。
我爸想了一会儿就说：“可以！”
野那我也要半斤。”又有人小声说。我爸仍然爽快地答应了。农民们才欢快地走了。
后来，队长也来了。我爸连忙让坐。队长偶尔也吃纸烟，也是野合作”，他给我爸发了一支，装着不经意地问：“柳老师明天去开供应粮？”我爸说：“就是，家里揭不开锅了。”队长也跟着感叹，看这样子，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还要降下来。
队长又望着天，在院：坝里走来走去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对于农话，我爸插不上话。
队长东拉西址了一会儿，才说：“柳老师，我可以不可以粜一斤面？”我爸说：“没有问题！”队长喜滋滋地走了。临走，还骂骂咧咧：“都是我那婆娘和娃儿嘴馋，要不也不麻烦你！”
我爸就说：“哪麻烦，我开回来就是。”
这个晚上，最后来我家的是田婶的男人刘铁锤。刘铁锤是生产队的骄傲，力大无比。生产队没有他做不下来的活路。他是全大队独一无二的高工分院：十一分。想想，满分才十分，这多出的一分，对他该是多大的奖赏。比劳模还劳模。
修大寨田，他一个人可以顶两个，甚至三个。公社书记看见了，就表扬他，刘铁锤记十分工确实委屈了，应该比所有人都高才对。书记的话一锤定音，刘铁锤就一直拿十一分。队里任何社员都没有意见。
刘铁锤来的时候，很是不安。别看他做农活得心应手，所向无敌，这个时候却带着哭腔：“柳老师，我也粜一斤面行不行？”
我爸爸真沉默了。田婶和我们家有过结。有年年终时总决算，我家的工分仍然最少，要分回四个人的基本口粮，还得补钱，我爸有二十七斤供应粮外，还有每月固定的工资。补钱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拿钱也买不来食物的年代，钱远没有稻谷红苕重要。我们家补齐让交的钱后，在分口粮的时候，田婶却跳出来说话了。她说，老黄家占了便宜，没出力只拿钱就算了工分，这让她家很吃亏。还说，多的粮食都是我家刘铁锤挣的。
田婶的话还是有些道理。她这样说的时候，社员们都不表态。原因是她后一句话把大家都得罪了。人人都在农业学大寨，都在流汗，甚至流血。每年队上的粮食交了公粮才把剩下的当做基本口粮分，凭什么是你刘铁锤的功劳？
场面当时有点尴尬。我爸爸妈妈心里也虚。如果基本口粮都拿不到手，家里准会饿死人。那年月，人们没有尊师重教的说法，工分才是硬道理！
队长沉默一会儿后，把手一挥。会计和保管员很快就给我家称好基本口粮。
后来，基本口粮稍微分得够吃了。大家就想改改口味，提高享受待遇。去年以来，很多家庭都想吃那个难得一见的面条了。
刘铁锤见我爸爸不表态，就望我妈，我妈心软，天天还得出工面对社员，就望向我爸说：“就一斤吧！”
刘铁锤马上接过话：“都怪我堂客不懂事，乱说话，柳老师不要见气。”又可怜兮兮地说：“半斤也行，尝个味道！”
我爸说：“听老黄的，就一斤吧！”
天刚亮，爸爸妈妈就起了床。妈来摇醒我：“春娃，快起来，和你爸爸一起去粮站！”
我一个激灵醒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不但可以上街看稀奇，更有吸引的是还可以吃一个馒头。馒头也是面食，面食真是好东西，比大米杂粮饭好吃多了。
我和爸爸吃了红苕稀饭就出发。一上路天已经放亮了。去公社还要走一个小时的路，爸爸的意思是早去早回。
野儿子想吃面吗？”爸爸改了称呼，问我。
我咽了一口口水，回答说：“爸爸，我想吃。”
爸爸说：“哦。”又问，野那怎样才能有面吃呢？”
我想了想就说：“好好读书或者当解放军，成为国家人，以后才有面吃。”
爸爸不说话。走了一段路，该下山了。
爸爸问：“儿子，累吗？”
我用臂弯在额上一抹，果然出了不少汗。就说：“还没有打偏偏。”
爸爸放下箩筐，对我说：“进来吧！”我站着不动??????，爸爸就把我抱进箩筐，在另一头，就放了一块石头，这样就平衡了。有次爸爸去开供应粮，一头挑着粮食，一头挑着弟弟和妹妹。弟弟妹妹回来说，坐在爸爸的箩筐里真舒服。更舒服的是，爸爸还给弟弟妹妹一人买了一个馒头。当然，馒头我和妈妈也吃到了，爸爸带了几个回来。
我坐在箩筐里，爸爸挑着我继续前行。风阵阵吹来，我却感觉爸爸的背上热汗直冒。我说：“爸爸，我想走路。”爸爸回答：“坐好，再坐一会。”
快到公社的时候，我才出来。在箩筐里蹲久了，脚有点麻，一时还站不稳。
爸爸抱出我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脑壳：“你说得对，要好好学习，”还在我脸上扭了一下，野爸爸给你买馒头！”
我笑了。
我们让粮站管理员大吃一惊。我爸爸掏出粮本的时候，管理员说，米不多了。
我爸爸就掏出一张纸，那上面记录着各家需要的面条数量。或二两，或三两，或半斤，最多的一斤。
我爸说要二十斤面。
管理员不相信地望着我爸。面条是奢侈品，国家人都以米和粗粮为主，每当开供应粮的时候，米最先开完。最多的也就是只要一斤或者两斤面条。
我爸开口就要二十斤，这简直如平地惊雷。
保管员再次问了一遍院：多少？
我爸平静地说二十斤。
保管员马上笑了。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野好”，看来，他这个月的面条开出任务，我爸帮了他的大忙。
面条是一斤一把的。保管员把二十把面条放在一起。又称了七斤杂粮。
管理员说好了。
我爸却说：“够了吗？”管理员就脸红了一下，说：“称称也好。复一下秤，大家放心。”
把二十把面条放上秤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面条加带纸包装只有十九斤六两。保管员就很无辜地嘀咕：“日怪了，日怪了，怎么少了四两？”
我爸是开面条的大客户，当然理直气壮，就开玩笑说：“面条怎么长了脚，自己跑了？”
保管员就另外拿一把面条抽出四两补充上。讪讪地说：“柳老师，不要出去乱说哈，我的娃娃是个馋猫。”我爸就打断他：“我啥都不知道啊，乱说什么？”
开好了供应粮，爸就说，我们去街上。这是我最喜欢听的，这就意味着马上有口福了。爸爸问：“儿子，想吃什么？”
我说：“面条！”
爸爸说：“回家再吃面条。爸爸给你买馒头！”
我说：“好，快走吧！”爸爸再次检查箩筐，把绳子拴牢在扁担上。挑上肩，豪迈地宣布：“走，去吃馒头！”
爸爸买了五个馒头。递了一个给我，儿子，吃吧！我把馒头放进口袋，咽着口水说，回家和弟弟妹妹一起吃。
爸爸说，儿子懂事了！这样也好，回家一起吃最好！
由于面条，爸爸和我都很兴奋，恨不得马上就到家。我们便往家赶。爸爸说，你走后面。
我也是这个意思。爸爸挑着面条走前面，我必须走后面。因为，我在后面才能真正担负起检查的任务。
万一绳子滑落了呢？
万一扁担要断了呢？
这些只能由我来发现。我走在后面，眼睛始终盯着扁担两头的绳子。爸爸走在前面，扁担吱嘎吱嘎地叫，我的心也随着这叫声一颤一颤的。
我走路的样子很奇怪。手里按着衣兜里的馒头，按了一会儿，就拿在手上。
感觉这样更踏实，可是眼睛没法看路，只能凭感觉，因此，走得一摇一摆的。
爸爸问我，儿子你算算怎么二十斤少了四两？这是个高难度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我们坐在半山腰歇气，爸爸说，看来，你确实算不出来。
我问，爸爸，称好的面，怎么少了四两呢？
爸爸说，每把面抽几根出来就自然少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看来，保管员的学习一定很好，不然不会想出这个好办法。每把面抽几根，单独放上去称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的。
我们生产队的这个中午，真是一个过节的中午。我们到家的时候，还没到收工时间。可是社员们都早早的在我家等着了。院：坝里坐满了人。生产队长也在，大家都早早把粜面用的大米称好给妈妈了。我爸爸妈妈是一斤面只粜一斤米。这样，社员们都占了大便宜。
我们家太热闹了。大家自由组合分面条，拿着小称称来称去的。要把一把面二两尧三两的分开真不容易。社员们总把两三根面条拿来拿去的，感觉放进去也对，拿出来也对，在热闹的气氛中终于分完了面条。各家主人都吆喝着自己的孩子，口气很大地说，走！回家！遇着贪玩的娃儿，大人就吼，老子不给你吃面。大人这样说，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娃儿迅速地跑着跟了过去。
这个中午，真是一个盛宴的中午。我们生产队的上空都飘荡着面条的香味，久久不散。
补记院：谨以此小说纪念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柳坤信老师，因患食道癌，于二茵一一年三月八日，在我四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因病痛和无法进食而痛死尧饿死。爸爸享年八十一岁，愿他在天堂不再因病痛而受折磨。不再因缺少食粮而饿死！
我妈从小舅家吃酒回来，就对我爸讲了吃酒的经过。说小舅这次满五十大寿，共办了三十桌。每桌都有鸡尧鸭尧鱼肉，还上了一个团鱼！妈啧啧地赞道。
团鱼，就是甲鱼。老实说，农村生活的大变化，仅从办酒席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的农村大人小孩过生，都跟城里人一样摆酒席，而且，一点不比城里的办得孬。
野还上了团鱼？”我爸问。
我妈说：“是啊，每桌都上了一个半斤左右的团鱼。”边说，妈还边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个饭碗大小的圆圈。
我爸问：“不是野生的吧？”
我妈说：“可能不是，如果野生的三百元一桌怎么办得下来？”
我爸说：“哦。”又问我妈来了哪些客人。
一谈到我妈那边的亲戚，我妈顿时眉开眼笑了。妈说：“该来的都来了。村里也来了不少人。”
我妈介绍说：“大姐一家来了十五个，女儿尧女婿尧儿子尧媳妇都来了。二姐一家来了九个，王三娃在重庆做工，没有回来，也随了一百元的礼，让二姐带来的。如果王三娃能够在重庆找个女娃儿结婚，二姐就省心了。”
我爸始终笑眯眯地看着妈的脸，给妈倒了一杯蜂蜜开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妈看着爸就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