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语境中，“制度变革”与“维新”、“变法”意思相若。谈及“变革”，一般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初始制度。如果没有既存制度，是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实施“变革”或者“变法”的。那么，谈及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首要问题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制度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困难重重。被公认为第一个国家的夏，以及其后的商、周，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土地制度方面的记载更是稀缺。其中，文献相对较多的“井田制”，至今仍没有定论，否定者与肯定者几乎势均力敌。
当然，一旦我们不局限于某一学科，不拘泥于陈说，而是将视野放得更为宽广，从考古、历史、地质、气象、农学、经济、政治等多学科、多角度相互印证，将得到新的斩获。
农耕社会起源
土地制度是农耕社会产生之后的事物，所以，我们从农耕社会谈起。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相对适宜的气候、土壤、地貌条件是文明（civilization）产生的自然条件。在人类早期及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地理状况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有时是决定作用。
地理科学和气象科学的研究发现，地球自诞生后，气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状态为温暖和寒冷交替出现。在数十万年以上的极长周期气候中，有大冰川气候周期和冰川时代气候周期。冰川期（iceage），也称冰河期，是指地球气候酷寒，高纬度地方的广阔区域为大陆冰川（continentalglacier）所覆盖的时期。在第四纪第四次冰期（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间冰期（interglacialeppoch，即两个冰期之间气候比较温暖的时期），气候日趋转暖，人类迎来新石器文明的曙光。
据气象史研究资料，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中国黄河流域（这是习惯说法。更准确地讲，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土区域”），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5℃～3℃，1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1月份平均温度高出3℃～5℃，降水量比现在多100mm，气候温暖湿润。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刘昭民：“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大势”，台湾《科学月刊》1979年10月。
据考古资料，从河套、山西、甘肃、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计有犀牛、水牛、鸵鸟、羚羊、鹿、獐、象、灵猫等热带动物，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代温暖。从山东、辽宁、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动物遗骸，亦有箭猪、獐、竹鼠（KhizomysSinensis）、河鹿（Hydroptesinermis）等热带动物，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亦较现代温暖。现在，西安1月份的日均气温是-5℃，最低气温一般是-19℃。如此低的气温对诸如竹鼠之类的动物来说显然是太冷，无法存活。这就是为何现在只有中国南方的餐馆中才有竹鼠这道菜而北方没有。
就植物学方面的资料而言，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间的商朝都城殷墟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件铜质容器，里面盛满了已碳化的梅核。而现在由于气候太冷，这一地区梅已销声匿迹。直到西周，黄土高原东部和南部仍有竹、漆、棕、柟等亚热带或热带树种分布。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春秋战国时期大约为53%；秦汉时期尚有42%；唐宋时期为32%；到明清时期，大幅度下降到4%。桑广书：“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4期。
适宜的气候下，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土区域，土壤、植被都有利于石器农具耕作农业的发展。
再从现已发掘的石器遗址分布看，人们最早的居住地，大多聚集在河谷和平原，尤其是河谷，更宜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因为临近河谷易于饮水和捕鱼，河旁林木易于狩猎，沿岸土壤肥沃，宜于耕植，所以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就成为当时人们定居的地方。黄河的重要支流湟水、大夏河、汾河、渭河、伊河、洛河等河流的沿岸，都成为石器时期人们喜欢居住的地方，尤其是汾、渭、伊、洛诸河旁的人类遗迹，更为密集。
黄河流域周边的黄土区域成为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不仅从考古发掘和旧、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分布上得到证明，也在文字记载和古代王朝的更替过程中得到证明。根据古时候的传说和记载，中原地区文化的发达早于其他地区。黄帝及以前传说中一些帝王活动处所，就在黄土区域。到了夏、商、周三代，人们的活动范围较之以前有扩大，但主要的活动领域还是集中在黄土区域。
土地制度萌芽
只有当人类定居下来，才可能产生稳定的土地制度。很难想象，四处游牧，居无定所，这样的部落会有什么样的土地制度。
相传，神农时代，开始耕作。但与神农时代有关的各种文献和传说中，并无土地制度的记载。那个时代，地广人稀，刀耕火种，部落并没有固定占有某区块土地，而是处于不断迁徙的状态之中。《诗经》就描述了周人先祖的多次迁徙。《史记？殷本纪》称商人至少八次迁徙。进入“国家”时期的商、周尚且如此居不稳定，何况部落时期。
传说，最早的土地制度，是黄帝（历史上是否存在“黄帝”此人，尚存争议）的“里田制”［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但是，其内容不见于文献。考察“里田”的概念，我发现，它其实是说黄帝创造出“井田制”。因为按照《谷梁传》的说法：“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所以，后来的文献称，黄帝时即开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黄帝发明了“井田制”或者当时出现了“井田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黄帝“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不完全是定居的农耕民族。吕思勉指出黄帝这个部族是游牧部族，其特点是好斗。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可见，这一时期，很难产生稳定的土地制度。
不过，“黄帝时期”有可能采用了一种土地规划利用方式（landuseplanning）。“经土设井”、“立步制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土地规划方式。1992年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和湖南省澧县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古稻田，表明原始稻作在长江中下游都比较成熟，当时已有固定的田块长期种植水稻。除了垦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还要开挖水井、水塘和水沟。田埂之间形成丘田田块和田界。也就是说，黄帝时代，田地已经有“经界”的划分，土地规划整齐，仅此而已。
据说，继承黄帝大统的少昊，开始设立了农业官——“九扈”。可是，其任务只是指导农业技术，驱除害鸟、害兽等。而且，当时没有统治机关，所谓的官职只是一种认可。
从黄帝到舜时期，也就是《史记》所说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人们一般实行大面积抛荒耕作方式。在这种耕作方式下，土地一般只种一年就抛荒，第二年另种新地。当人们将周围的生荒地轮种过一遍之后，又回到第一次抛荒的土地上，开始第二轮的耕作。之所以采用这种耕作方式，是由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很落后，还是使用石器、蚌器、木器等进行生产，因而无法深翻土地。同时，人们不具备施肥知识，作物的生长完全靠自然形成的表层土地的肥力。而这种地力，只有生荒地最肥沃，最适合作物生长。如果连续耕种，就会造成明显减产（西方的经济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土地报酬或肥力递减规律）。
这一时期，人们一般都实行集团生产，整个集团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由于人口较多，因此，所占面积也较大。一旦迁徙，就是整个集团的迁徙，所以可称为区片抛荒耕作模式。关于这种整体迁徙于新土地进行生产的情况，我们在《诗经·大雅·公刘》中还能看到。正是这种区片抛荒耕作模式，造成了夏商时代的屡次迁都。据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或曰《汲冢书》）记载，夏代迁都达八次。而《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自契至汤八迁。”而汤至盘庚，“乃五迁，无定处。”这就是所谓前八后五，凡十三次迁徙。关于这种情况，尧、舜、禹时代也有史影。如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之曹州菏泽县条称：“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尧先居唐，后居陶，故曰陶唐氏。”《孟子？离娄下》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载：“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史记？封禅书》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些都说明，他们在位时，都有过迁徙或活动中心的转移。当时，并没有证据表明外部对他们形成压力，因此，只能解释成生存或者生产的需要。在这样一种经常迁徙的区片抛荒耕作模式下，土地不过暂时使用，无法产生土地制度。
（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最早的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编年体史书。该书原称《纪年》，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等，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该书时以“纪年”与“竹书”连用，方有《竹书纪年》之称。）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当“国家”诞生之后，才会有正式或具体化的土地制度，即正式的规章制度（这里的“制度”是狭义的，特指“正式制度”，不包括习俗等）。
“五帝”时代，生产技术并无根本突破，“国家”概念尚未形成，部落制度的形态依然保留着，显然不会出现什么土地制度。
黄帝击败炎帝、擒杀蚩尤、北逐荤粥，被尊为共主，已有初步的立国规模。但是，黄帝居无定所，仅设左右大监以监察“万国”。“万国”，仅仅是部落概念上的，当时的“国”并非现代所说的“国家”（country），而是指“城”（city）；“万”，泛指数量多。现代考古显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与龙山文化（按：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考古年代大致相同，显示黄帝在中国由村落发展到国家过程中的过渡地位。
一般认为，直到尧舜禹时期，“帝”均采用禅让的方式推举，它是部落联盟制下推举领袖的制度。禅让制度的特点在于：传贤不传子，如：尧→舜；舜→禹。
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唐代的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丹朱，是尧的儿子。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舜在尧病危时囚禁了尧，并为难丹朱，使丹朱不能见到其父。这一点，可参照的文献，如《孟子？万章》记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为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又如，《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当然，当时的“帝位”究竟是通过禅让继承，还是通过“胁迫”传承，并不重要，它只是部落时期的一种权力更替。
其实，那个时期，“帝”的地位没有后代的“国家”之主那么高。尧舜时期，部族领袖也要参加劳动。如《史记》说舜“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因此，这个时期应是“君民并耕”时期，部落酋长的至高特权没有形成，还保留着原始部落时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状态。
大禹治水与国家的产生
在世界古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上，广泛流传着洪水的传说，而在诸多的传说之中，东方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最为知名。根据《尚书》、《国语》、《墨子》、《孟子》、《史记》等大量文献的记载，尧舜禹时期发生了洪水灾害，禹由于治水成功而获得各部落的拥戴，继尧舜之后而成为虞、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
现代地质学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表明，距今4000多年以前，黄河发生大规模的改道，由前期的东流转向北流，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横穿河北平原中南部，于现在的天津入海。黄河改道，河水在平原上漫流，是导致洪水发生的重要原因。
当时，全球都发生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季风雨带的北移，致使降水量的增加或降水时间的延长；另外，冷期降水变率的增大提高了异常洪水发生概率；同时，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植被覆盖率降低可以引起土壤抗侵蚀力减弱，增加水沙含量，从而增加黄河决溢的可能性。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前异常洪水发生。
（即图中虚线部分。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黄河下游河道，称为“禹河故道”，亦称《禹贡》河道，大体经河北，由今滏阳河道、子牙河道，至天津附近入海）
这次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当时中原东南部冲积平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生衰落就是证明。尽管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朝前期的人们可能凭借地理位置的相对优越，所受的灾难相对较小，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场灾难。
大禹治水，曾被质疑。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考证说，大禹只是一条虫，历史上并无此人。顾颉刚1923年2月25日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像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其实，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尧时洪水泛滥，“命崇伯鯀治河”，但鯀治水无功，后“黜崇伯鯀”；舜时，命令“司空禹治河”。除此之外，较早谈及大禹治水的文献，包括《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中自题篇名为《讼城氐》的，即“上博楚简”，也明确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情。
当前，被认为是大禹治水“铁证”的则是西周青铜器“遂公”（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出自西周中晚期，其中有关于大禹治水事迹的记载，在内容乃至用语上均与传世的《尚书》等文献一致，可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