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封建，大致在成康时期完成。分封的人，包括周天子的兄弟、儿子、其他各类亲属以及功臣，除了这些直系诸侯以外，还有一批旧有部落长，以及一些古代帝王的后代，譬如神农的子孙分封在焦国，黄帝的子孙分封在祝国，尧的子孙分封在冀国，舜的子孙分封在陈国，大禹的后人分封在蓟国等。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周之封建制度，最主要的是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天子建国”。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是通过分封而建立起来的，并使诸侯成为代表周王统治地方的行政机构。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到了周的“封建”，封国与天子之间才建立为一种君臣关系。
第二层级，“诸侯立家”，即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向卿大夫封赐采邑。卿大夫只在采邑收取租税，如《公羊传？襄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卿大夫供职于诸侯，任官治事，居于国中而不居采邑，不治采邑之政。故卿大夫的采邑并非一级政权单位。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天子，是诸侯之君，天下共主，姬姓诸侯血缘宗主，享制礼乐、巡狩、征伐等权力，王畿较诸侯国大。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有向王室纳贡、朝觐、征伐等义务。
当然，“封建”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统治术，更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周代的封建制度，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可见，经由分封，天下多数土地归“王”支配，诚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为了树立权威，天子封授，诸侯受封，要举行仪式，由司空授以五色土，司徒授以民，即所谓“受民、受疆土”。授土是天子建立一个大“社”，凿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称为受土于周室。授民是将原来居住在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份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又如赐臣、仆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庶民或庶人若干夫或若干人。受封之后，诸侯就在各自的封地上经营，替周天子去管理那片土地。分封的整个程序到这里就算是大致完成了。
这个仪式表明，“社”这时候已经作为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说明了周天子已经深刻认识到，土地是生存的根基，生命的根本，是财富之母，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没有祖先就没有自己——这种认识持续了数千年，明清王朝的皇宫前左右两边，一边是太庙，祭祀祖先的地方；一边是五色土，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这就是典型的“左祖右社”建制。
显而易见，在周王朝建国之初，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封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机制，其实质就是将土地分给可信赖的人或需要安抚的人，建立一个个小国家，凭借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一张网络，以此作为整个国家的保护和屏障，制造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构筑起坚固的周王朝大厦。
“天子建国”的“封建”，只是将土地资源作出初次分配，或者更确切地讲，这是一种“王有土地委托经营管理制度”。在微观上，周本部和各个诸侯国，采用的是后来被称为“井田”的土地制度。
什么是“井田”制？后人均因应孟子的说法。《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意思为，方一里为一井，每井九百亩，在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其他八家，每家一百亩。“公田”为八家共同耕种，待“公田”上的农事做完后，才开始做“私田”上的农活。
关于“井田”制，历来受到质疑，争议颇大。胡适于1919年发表文章认为：“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井田制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认为，“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胡寄窗认为：“孟轲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最混乱的空想。”胡寄窗：《有关井田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
“井田”制之所以遭到质疑，缘由如赵冈所说：“古代文献记载含混，许多地方看来自相矛盾，引起后来学者之怀疑。”赵冈：《中国土地制度史》第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当然，还有一点往往被论者所忘记，那就是当时地广人稀，能够推行“井田”制。西周虽然“拥有”数十乃至数百个“诸侯国”，但人口较少。西周初年的人口也不是很多。灭商之时，投入的总兵力不过2万多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
周人灭商后，分封了许多诸侯，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仍没有增加很多。《左传》记载，公元前630年，狄人灭卫，卫国的遗民仅有男女730人，加上共、滕两地，也只有5000人。卫国乃周初的大国，人口竟然如此之少，别的诸侯国的人口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初的封国，实际上也只是包括城圈和城圈周围的土地。城池称为“国”，城外附近的土地叫作“郊”，再远些叫作“鄙”、“野”。一个诸侯之国，不能够有两个城，那就是“耦国”，被认为是致乱的根源。当时的“城”，最大的也不过三百丈，其居民最多不过3000家。这样的“城”，不过是现在的大村落而已。“郊”为国人耕种之地，郊野之外没有用于耕种的土地称为“弃地”。诸侯之间既然仅拥有城池及其附近的土地，其外的土地也就不去过问。宋、郑两国之间，就有一块弃地，面积相当大，直到春秋末年以前，很少有人过问，就是明证。
另外，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一段记载中，记有秦师袭郑的事，也可说明这一情况。秦师袭郑是要经过周朝王城的。可是，周人并不认为秦是在侵犯他们的领土而加以阻止。当时，周国王孙满登城观看，仅仅斥责秦师超乘为无礼而已，此外并无其他异议（原文如下：三十三年，春，晋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像这样侵犯他人领土的事情还有不少，但都未引起争执。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域观念，而这种观念正反映了那种人口稀少的景象。
由于当时人口不多，土地却丰裕，所以对于土地的概念也和后来有所不同。这就好比阳光，因为太充足，没有人对它有“私有”的想法。
下面再从“井田”本身作一简要分析。
“井”，早期就是指水井。甲骨文中，“井”是象形文字。按照《周易？井卦》的说法：“象曰：木上有水，井。”有的读者可能质疑，明明只有掘土为井嘛，《周易》为什么要说“木上有水”就是“井”？这是因为当时的“井”建造方式与现在的不同。由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古井可见，都在井的底部架一个四方形木框，这恐怕就是“木上有水”的依据或源头。
对于某些地区而言，水井非常重要。如从游牧进入农耕，在华北黄土区域的某些地区，由于水井可以提供充分的地下水，可以用来灌溉、饮用，显得非常重要，于是，建立以井为中心的基本经营单位，是可行的。其实，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附近，就有一个封建国家叫作“井”。
“井”也被引申，形容有条理，讲究法度。例如《大盂鼎铭文》：“令女盂井乃嗣且（祖）南公。”这里的“井”字有“效法”之意。“井”也可作为名词，当“法则”解，如《毛公鼎铭文》：“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井。”这个用法被引申作为“刑法”，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都被改写为“刑”字。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则表示：“井，法也，节也。”
《周易？井卦》也讲述了“井”的引申意思，云：“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是邑的基本组织，“四井为邑”，“改邑不改井”，是指井和四井为邑的组织都不改，仅以此井改属彼邑，或以彼井改属此邑，故“无丧无得”，“往来井井”。这与《荀子？儒效篇》中“井井兮其有理也”的“井井”一样，都是形容整齐划一、有条有理。
田地为何称为“井田”？从“井”字来源看，应当是说土地规划得很有条理。其实，黄帝时期就有田土使用的规划。
规整的农田熟悉农业的读者不难理解，农田分割条块状，田间有排水灌溉系统等，是为了便于灌溉排水、农作物采光、除草施肥、收割等。
正是因为农田被其中的排水灌溉系统等所分割，不同区块之间有道路（阡陌），农田看起来“井井有条”，很规整，形状也像“井”字，所以被称为“井田”。这是一种形象的描述。
此外“耕”字偏旁从井，《说文解字》云：“耕从耒、井，古者井田，故从井。”古代的“耕”也作“畊”，可见井与田的密切关系。
那么，“井田”的存在，是否就如孟子所说的那么死板呢？不是。在上古时期，各地自然条件、人口状况不一，如此规整的区划，不仅当时很难做到，现代也做不到。
其实，并不是把耕地规划成井字形就可以称为井田。就算耕地是狭长的、圆形的、梯形的、三角形的，那都无所谓，只要规划得很规整，都可称为“井田”。
至于“井田制”，与“井田”是不同的概念。作为土地制度形式，井田制度的核心在于“生产关系”与“社会脉络”上，即：土地权属的分配、劳动力的运用、地租的征缴。
西周的土地权属关系，如果用现代词汇描述，即天子是所有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即拥有土地所有权；分封的诸侯，则是经过授权，获得了土地的财产权或者说是用益物权。诸侯的臣下如卿大夫等，诸侯国的官僚系统构成部分，不拥有土地的财产权。诸侯授予他们的土地，可称为禄田（职田）。对于土地的经营，采用的是后来所说的“井田制”。在这里，井田制不等于“井字田制”，前文已经指出，井田是自然划分和人为划分成“井”字形的耕地。井田制是土地经营的权利组合，其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于“公田”与“私田”的划分，特别是诸侯“公田”和家庭“私田”的划分。
先秦的史籍记载表明，西周时期井田制下耕作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分到百亩上田，或百亩以上的中下田（按：战国时秦国商鞅监制的“方升”测算，当时的100亩相当于现在的29.07亩。但此前西周的“百亩”是否与商鞅时期的相当，还不好说），这份土地归他个人占有，收获也归个人享用。但这些劳动者要无偿地为统治者耕种“公田”，故《诗？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记载。（注意：这里的“公田”与“私田”，并非现代意义上“公有”和“私有”的概念，它只是土地占用和收益权）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周人的“彻法”，就是让西周每人百亩份田之外，再为统治者无偿耕种十分之一的“公田”。周人耕种的“公田”，又叫“籍田”。“籍”，是借民力耕种的意思。
单从“井田”看，夏朝已有萌芽或者开始推行；但是，在周代，它与“封建”制度相互结合，则是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形式。无论是“夏后氏五十而贡”，还是“殷人七十而助”，只是将其中的“公田”作为一种劳役地租；那时候的“分封”，没有附加“纳贡”等条件。
周代的这项制度变革，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各诸侯，保障统治。“封建”的实质是周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诸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按期向周王贡献财物，并随从作战，保卫王室。由于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多、面积小（有记载说当时有“八百诸侯”），占有的资源量有限，周天子控制的则是核心经济区（或者核心财政区）。再加上诸侯国每年还得进贡，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时没有任何诸侯国有足够的力量与王室对抗。此外，天子还有征兵讨伐的权力，所谓征伐之命令都由天子出，诸侯国要听从天子调遣，国王要出征讨伐谁，命令某几个诸侯国的君主率领部队参加，他们必须听命，这是义务。
此外，“井田”制使基层能够实现“自治”和稳定，是西周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前文说过，井田的意义不在于耕地的外形，而在于“生产关系”与“社会脉络”上。“井田”制度下，诸侯将占有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既有属于村落公益事务开支的部分，也有属于诸侯用于俸禄等项开支的部分，如“籍田”（注：周天子和诸侯各有“籍田”）。“私田”则是各家农民分到的田地使用权，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农户拥有，用以维系农民自身的基本经济和生活要求。“井田”制下，由于国家的影响已经渗入其中，因此，无论“公田”还是“私田”，其所有权都属于周天子，用益物权或者“承包经营权”则属于诸侯。农民面对的是诸侯，诸侯面对的是周王，原本是农民占有的“私田”，打上了国家的印记，成了国家“给予”的。此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当然，“井田”制度能够得以推行，也与制度本身的优势有关。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可以称之为“交换式劳役契约”：封建贵族提供“安全”等共用品（publicgoods），农夫提供劳动（耕种“公田”）；贵族获得“公田”上的收益，农夫获得“私田”的收益。
前文说过，西周的封建制度，不仅是为了控制原来商代的领土等，还包括屏四周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周王朝的东方，强悍的夷人部族遍布今天的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随时威胁新生王朝的安全；而在周王朝本土镐京的背后，鬼方也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
除了周围蛮夷对中原定居农业区不断的劫掠因而需要“安全保护”之外，还需要一种“公正”的尺度来解决各种民事纠纷。懿王制作的曶鼎铭文上就记载有荒年时，匡季的“众”和“臣”二十人抢了曶的禾二千秉。后告到东宫，才得以结案（杨宽，2003）。
显然，这些不能期望由“中央政权”提供或解决，层级太多则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太高。鉴于当时的贵族政治背景下，唯有各个诸侯国的贵族提供农夫所需要的安全（军事）和正义。那么，农夫必须通过纳税来换取贵族提供的“安全保护”等共用品（publicgoods）。当时土地极多，虽说名义上都是属于周天子和诸侯贵族所有，但是，根据生产要素边际产品递减法则，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不会太高，因此，土地实际的价值不大，土地所有权并不重要。而劳动力相对缺乏，其价值比土地要高得多。但是，“劳动”不可能像物品一样，无法从物理上予以分割，只能划分成“不同时间”的劳动。“公田”和“私田”就是分割劳动的形式，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当时很小。农夫将最有价值的劳动分为“公田上的劳动”和“私田上的劳动”，并用“公田上的劳动”交换共用品。
由于当时历史背景的特殊，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虽然诸侯开始争霸，但也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进行的，因为很大程度上，游牧民族依然是中原的大敌。攘夷的“夷”，指当时中原周边的游牧部族。《公羊传》曰：“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乱中国，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在当时说攘夷，包含有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含义。
周代第二次土地制度变革：“厉始革典”
西周实行分封之后，基本上掌握了夏商以来的核心经济区。在此基础上，周人运用中原的资源，以支持其商周合流的核心力量，向各方面扩张（钱穆称之为“武装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