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故事
“外省”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词组，在中国是不大使用的，我现在用它来作文说话，主要是图个方便。
我最早懂得“外省”这个词的含义，是在法国小说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副题叫做《外省风俗》；巴尔扎克的巨构《人间喜剧》，包含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被命名为《外省生活场景》；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在那个名叫于连·索黑尔的青年身上，“外省”的痕迹就如同他贫贱的痕迹一样，是烙在他身上的红“A”字。在法国，大约只有一个地方不必被称为外省，它的名字叫巴黎。
我一直喜欢巴黎，恐怕跟法国小说的诱惑不无关系。尽管当今中国人所憧憬的天堂是纽约和东京，但如果让我选择一处居留地，中国的除外，我的认同还是给予巴黎，甚至在多年之前我就因为自己会说一句法语而感到了与巴黎的贴近：“扒个洞。”只是我会的这句法语有点扫兴，我总是对着影视片里迷人的巴黎大声喝问，为什么“扒个洞”的应该是我呢？难道像包法利夫人和于连先生一样生为一个外省人是我的过错吗？当然我的问题得不到回答。顺便说一句，“扒个洞”是“对不起”的意思。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扒个洞”也只能说给北京听。
不过现在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我所钟情的首都北京，据说也有沦为外省的可能。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迁都。
有一个上海籍熟人写了篇文章，发表时刊物要求在署名前边加地区标识，就像在海明威的前边加上美国，在川端康成的前边加上日本，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前边加危地马拉。编辑知道那个熟人的自然情况，便在那熟人名字前边写上了“上海”。可校对时，那个熟人一丝不苟，他在上海后边，又加了个“市”字，他解释说，上海市是指上海市区以内，而在市区以外那些也叫上海的地方，只配称“乡下”，北京也是乡下。他这样说，当然有一点玩笑的成分。这件事发生在十年以前。十年以前粤语时髦的时间还不太久，只有个别北方歌星说“谢谢”时不说“xièxie”而说“xīxi”。如今短短十年的变化可以天翻地覆，不仅有人要用那种类似拉屎用力的吐字声音取代普通话，尊贵的“上海市”也在某些广东人眼里变成了乡下。想想那熟人，我不觉得有点幸灾乐祸。
不过巴黎是巴黎，广东是广东，上海是上海。我是沈阳人，在我眼里北京不是乡下而是首都，我的外省，是就北京而言。最近姐姐调入北京工作，开始有点犹豫，觉得小半辈子都过去了，要把家再安置一回殊非易事。我则豪情万丈地给她打气说，去，从零开始也要去，至少为了乔小乔以后不再是外省人嘛。乔小乔是姐姐六岁的女儿，我这个当舅舅的，其实在心里非常爱她。
外省似乎只针对首都而言，看起来这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可是积累了一些生活的冷暖之后，我们便会为词语的力量所震慑而不敢妄言。事实上，外省更主要的存在于文化的隔阂里，它隐含着种种永不餍足的欲望，它是一种无形无状精神企盼的诞生地与出发点。外省是丧失一切和向往一切的总象征。
我刚刚学会读小说时，就懂得了外省的耻辱。我生长在辽宁沈阳，照理说不论大而辽宁还是小而沈阳都非菲薄之地。可在我那拣煤核拣白菜帮子的少年时代，我能看到，周围的贫穷如同夏天的苍蝇，繁殖迅速且无所不在。当时作为一个外省少年，我最大的愿望是盼父亲去北京出差。父亲每次从北京回来，不光他的脑子里会装满党中央那些瞬息万变的精神，他那个土黄色的、特大号的、写着“要斗私批修”的旅行袋里，更会盛满令人垂涎的首都的猪肉。我记得，在我活到现在的三十五年里，父亲唯一一次对我拳脚相加，就是那个时候。
有一天傍晚，父亲把党中央的声音和猪肉一齐从北京带回，他一边兴高采烈地指示母亲做一顿解馋的葱包肉（父亲舍不得要求母亲做红烧肉或者清炒肉。多年以后在黄宏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里，他们说他们的孩子因为只吃萝卜大葱而变得葱心绿时，别人大笑，我却哭了），一边命令我去学校把姐姐找回来。有肉的日子就是过节，而过节的晚餐需要团圆。姐姐是她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女子篮球队队员，而这支球队是沈阳市的中学生冠军队。她们的训练情况可想而知，不到天黑没人能回家。我骑车来到姐姐学校，扒着墙头看了一会儿，没敢惊动那个严厉的教练。那时候我相当腼腆。回家之后我如实相告，父亲对我的胆怯非常生气。老师不给假是另一回事，他说，可不敢请假，就是你的毛病了。这时我低声回了一句，我说，姐姐不回来，咱们每人不就能多吃点肉嘛。也许这只是我情急之中为自己的胆怯找到的另一个理由，但这的确是一个可耻的理由。听完我的话父亲愣了，接着他脸上现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知道在他下放改造时，在他挨整倒霉时，他也从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是一个反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亲，但他是一个崇尚“舍身饲虎”的知识分子。他在极度伤心处，对我操练起来的也只能是苍白的拳脚。那时我比现在的乔小乔大一倍多点，我脑子里的知识可能还不如她多；但那时我心中的屈辱、自卑、私欲和邪恶，却肯定十倍于她甚至百倍于她。我至今能懂得一些正直、善良、怜悯与爱，我得感谢父亲的拳脚。
当然北京使我这个外省人所得到的，除了猪肉，还有很多很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读书，它所提供给我的人文熏陶将使我受益终生。一九八三年以后我重又成了一个外省人，虽然我依然向往和热爱首都北京，但更加懂得的，却是如何热爱和尊重我的外省故乡和外省身份。我知道，我的深沉的热爱和尊重，也是四年的北京生活赋予我的。
还有一件事，与猪肉和北京和外省也有关系。
那是一个卖小白菜的季节，猪肉似乎已不再凭票供应。我在商店买猪肉时，与一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发生了口角。具体起因我已忘了，我只记住了他对我的羞辱。他说我“穷鬼”、“穷就别买”一类的话。开始我还压着火气，我说你北京人怎么还这个态度。他说我北京人是在你们这个鬼地方变的，好人在你们这里也好不了。大概是关于北京人的话题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居然对我动起手来。没准他曾有过一段辛酸的漂泊历史，但即使那样，我也不能允许他在用语言羞辱我后又用拳脚羞辱我。我向他发起了强硬的反击。我们在小白菜堆旁厮打之时，有限的打架经验使我及时地记起了武器的重要，于是，我操起小白菜堆旁的木头钱匣子抡了起来，把那个恶语伤人的北京人打得抱头鼠窜。
第二天早晨，一个身穿戎装的年轻警察敲开了我家房门，他对我父母说我昨天在商店抢钱匣子，要把我带走。
那样一个日子阴冷而阴森，坐在派出所内一间无窗无凳的空屋子里，我头一次思考起了我未来的命运。我渴望解释或者申辩，我需要证据及其公允，我甚至宁可让那个年轻的警察打我一顿。但整整一天，没人理我，那个年轻警察只偶尔看看我或看看将我囚禁的铁锁。后来就到了晚上。警察拎着皮包准备下班，并且几乎已经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可忽然之间，他又想到了我。他把我从黑黢黢的空房子里放了出来，对我说，以后你要是再敢抢钱，我饶不了你。
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心里边不知谋划多少遍了。一旦把我放出去，我不仅要杀了那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还要杀这个年轻警察，然后我将以偷钱和抢钱度过一生。可是现在，一听说要放我回家，我差点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而且我说，甚至是发自内心地说：谢谢……
事情没完。一年多以后，我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派出所。我已经很久足不出户了。我有过抢钱的前科，我必须把自己深埋在孤独和窒息中，可现在我又不得不自己走进派出所。果然冤家路窄，那个年轻的警察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冷漠地坐在那里。他认出了我。他的目光和声音都让我畏惧。你干什么？他问。起户口，我答。是下乡吗？他又问。不，是去北京。我又答。年轻的警察也一定神往北京，我看到他的眼里有了点光泽。去北京干什么？他接着问我。去读大学。我接着答。你……他惊讶地站了起来，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捧在手里，看得很慢很慢。
户口手续办好以后，我没说谢谢，我的目光里甚至充满轻蔑和嘲弄。我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那个年轻警察的声音在我身后缓缓响起，我只听一句，泪水就抑制不住地淌了下来。你没抢钱，他说，抓你之前我就调查清楚了，你只是一般打架，没抢钱。他的声音非常平静。我关你一天，只想教训教训你……
后来，我就离开了外省，再后来，我又回到了外省。
比如柳沄
早年我也忝为“诗人”时，只有一个人当面断言我在写诗上难有出息，就是柳沄。那时我们也算朋友，但没后来交往密切；后来，现在，当那种惺惺相惜的朋友已寥若晨星时，我知道，柳沄是我真正的精神知己。
柳沄诚实，这从他在我诗心如火时浇我冷水可见一斑。后来他还批评过我圆滑，不管那意见我是否同意，却足见他的真率性情。一般来讲，他不谎言蒙人或者欺世，如果说真话会让他人或组织感到不快，他宁可缄默，也不用假话去抚摸他人或者组织。当然，不会曲意逢迎的柳沄并非就是冷硬之人，在某些问题上，他常常又厚道得没了原则。比如玩牌，分出输赢是游戏的规矩，可一旦结算起来他有了斩获，却总要做了错事一样不好意思起来，说算了算了甭掏钱了，让一场奥林匹克般紧张激烈的竞技活动变得暧昧索然；再比如，大伙议论某个他也讨厌的恶人丑行时，正是人人骂得兴高采烈呢，他却偏要不合时宜地为其解释开脱，理由是对那种人不能要求太高，弄得义正词严的大伙很是扫兴。在沈阳的文学人里，柳沄的稿费收入最少，可多年里，他坚持除了诗歌不染指别的，且写诗也越来越惜墨如金。有一次，我读到他在个会议上的发言稿，认为那是上品的散文，就建议他每月都给报纸写点随笔，起码可以贴补烟钱。可他说，我只喜欢写诗。显然，他的执著几近于冬烘。
诚实、厚道、执著，这是柳沄身上最突出的品质。照理说，诚实立世，厚道待人，执著诗艺（或别的艺），这也应当是所有知荣知耻识尊识卑的人起码的做人准则，不值得格外的鼓吹标榜。可就我的目力所及，如今在人们的意识里，许多常识性的东西已变得面目不清，一些自明的价值判断也显得模糊含混，于是，光荣一文不值，可耻畅行无阻，尊严伶仃孤立，卑鄙甚嚣尘上。当然了，对此我并没觉得多么骇人听闻。我很理解，见利忘义是人的根性，当光荣与尊严成为获取实际利益的障碍时，选择可耻和卑鄙，也不能不算明智的取向。我所反对的，其实更是硬拿不是当理说的流氓作风：把恶行涂上善举的釉彩，为私欲树起公道的旗号。也正是基于此，对于光荣与尊严，我只做道义上的赞美，对于可耻和卑鄙，我也只采取理论上的批判。另外，我也没资格摆出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道德嘴脸，去褒贬那些与我挣扎在同一个大酱缸里的工农商党政军们。我想说的只是，如果一个人在活命的时候，能不与时下社会的主旋律声应气求，而是知荣知耻，识尊识卑，把诚实厚道执著这样的品质当成做人的底线，也许不一定就活得很坏，没准还能活得挺好呢。比如柳沄。
我说柳沄活得挺好，可能别人不那么认为，他既无高官厚禄，又无香车美女，既不著作等身，也不声名显赫，他符合哪条好的标准呢？对不起，这是我做文章，我下判断，我说他活得好依据的自然是我的标准。我以为，一个人，在衣食住行那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后，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大体能享受到他的欲求带给他的快乐，就能达至散淡与洒脱，而活得散淡洒脱，不光好，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大好了。可能有人又要说了，流浪汉与世无争，那是散淡吗？政治家翻云覆雨，那是洒脱吗？我说不是，因为他们逸出了我的标准框限：他们或衣食住行没解决好，或必然要直接与间接地伤害他人。而柳沄，他的欲求纯粹且简单，能自由自在地读书写诗他就知足，能心地坦然地交友玩乐他就满意。想想吧，一个自由自在并心地坦然的人，他怎么会活得不好呢？
我不知道，我的标准框限宽还是窄，我只想说，据有散淡与洒脱的表象相当容易，获得散淡与洒脱的内质则格外艰难，那种因攀不上“庙堂之高”才退居“江湖之远”的散淡与洒脱，成色上总是欠火候的。但我觉得柳沄身上的散淡与洒脱相对完整，理由即是，他的欲求纯粹且简单，而欲求纯粹简单的标志，又在于他能够舍弃。
柳沄不是体制外的散仙游神，因此举例说明时，我以为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才更客观，否则容易凌空蹈虚。柳沄已在辽宁作家协会供职二十年了，是个当小兵时就有了党票的“老革命”，除了迟到早退没犯过错误。可奇怪的是，他至今仍然只是大头编辑，这依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没法不做出胡乱的猜测。谁都知道，在作协这样一个人少位置多的厅级官衙里，一条蚂蚱蹦跶二十年都该熬到副处级了，可历二十春秋仍无级别，那不成了食堂的做饭大嫂或看门的打更大爷吗？可柳沄的确不是个做饭大嫂或打更大爷那样的白丁。我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事，高风亮节的柳沄把领导分配给他的副处以上待遇让给了别人，我估计没有；但我知道，为了孩子上学或老婆调工作曾给人塞过钱送过礼的柳沄，从没为他也弄一顶副处的冠冕向领导提过半次申请。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如今要官买官已是足球场上踢假球吹黑哨那样正常的事情；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副处及副处以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顶冠冕的虚荣，它所连带着的，是各种匪夷所思的物质好处。柳沄可以不看重风光的虚荣，但他不会不看重实在的好处。所以，在我看来，柳沄对副处的舍弃——至少对为副处而努力的舍弃，就有了一些决绝的意味。这里边的另一个前提是，因为不会外语，柳沄没有职称，而他又不肯去考场抄袭，或找人代考，或请领导把他作为一个有特殊成就的诗人特殊处理。谁都清楚，没职称损失的也不止是虚荣，同样是一大堆实际利益。
我如此这般地描述柳沄，大概有读者已经想到了活着的雷锋。是的，如果我的文章就此结束，连我自己都会把柳沄误当成搞演讲的电视英模。其实，柳沄不擅演戏做秀，他一向是个真实的人，他的真实在于，那种取舍间的内心撕裂与收放处的思想冲突，常常会让他备受煎熬，以至于他竟一度对出家人充满了艳羡。而我之所以敢声言柳沄的散淡与洒脱大体足斤足两，盖源于他的弃绝来之于痛苦的撕裂与剧烈的冲突之后。也就是说，柳沄并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由衷地相信葡萄好吃，毫不掩饰他对葡萄的鲜美味道与丰富营养的渴望期待；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得到葡萄的方式他要有所选择：如果得到葡萄的方式为他所不齿，那么，他就会强硬地视葡萄若无物。这么多年里，对于一些在许多人看来特别小儿科的话题，比如人格、品质、境界、精神，我和柳沄有过多次深入的讨论，那种时候，我能看到柳沄的软弱。他说他常常会想，不妨突破诚实厚道执著的底线，去与某些利益好处调情飞眼、勾肩搭臂，以求他这个身兼儿子、丈夫、父亲三职的男人，能让亲人们更满意些。当然了，最后他总会战胜想象中的“不妨”，他担心在现实生活中他若真“不妨”了，就会不可收拾地一落千丈。为了不坠落千丈，他不允许自己下滑一尺；或者，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滑落时，他能当机立断地攀回原来的高度。我以为，回到原来的高度比根本不下滑更为困难。
作为一篇印象记录，我把文章做长了，同时也做得太不轻松。事实上，柳沄是个很好玩的人，在他身上，所言所行皆出于天性，待人处世均来之自然，他那些羞涩的滑稽、迂腐的严谨、笨拙僵化的礼数与荒唐可笑的念头，一一列数出来能笑破人肚皮，遗憾的是我必须就此打住了。但我希望以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结束此文。顺便说一句，有一次我拿这则趣事开柳沄的心，柳沄忽然认真地说，我呀，根本就不适合去想占便宜那样的事。显然，柳沄是个心怀罪感的人。我喜欢心有罪感的人，知罪悔罪，不应该仅仅是宗教徒的专利。
好了，为文章收尾：某日，书店里一套让柳沄心仪已久的书打折出售，柳沄去向妻子小曲申请购书款。给柳沄钱时，文静娴雅的曲工程师叮嘱了一句，再讲讲价呀。柳沄谨记曲工教导，一进书店就问店员，这套书几折。店员答七折。柳沄拿出一副讨价老手的架势道，七五折吧，行吗？店员先是一愣，随即点头连称行行。于是乎，二人收付两讫，柳沄洋洋得意地凯旋回家。
小说马原
今年第一期《山花》杂志，发我篇小说，题目就叫《小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那不是我本意，它的确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在《小说》里，马原为我一个细节充当了道具，写到他时，我是这么说的：“那是马原进藏后第一次回沈阳探亲，至少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个手握多篇未刊稿的小说大师。”这是实情。我不知道马原是不是大师，但我至今认为，他比许多大师潜质都好。我小说家言的不实之处在于，马原进藏前后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才成朋友。后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主义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机缘让我们一见如故。那时他累累若丧家之犬，离藏返沈后找不到工作；那时他就懂得嬉戏灾厄，在“解构”一词时髦之前已长于解构。他早我一百年就认识到，这世上除了荒诞与滑稽没有别的。
想想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里，交过的朋友不计其数，但与马原建立友谊，无疑是我此生的重要收获。年近五十时这样总结，不能算草率。尽管我知道，如今这时代，友谊是爱情的难兄难弟，在人类生活中，它们都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我和马原认识那会儿，他基本放弃了小说写作。他是大孩子，老顽童，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都有尝试热情。如果他是运动员，他肯定会在两届运动会上参与不同的竞技项目，而为蝉联同一块奖牌感到索然。他与生俱来地禀有奥林匹克的业余精神。好多年里，我对他这种性格的天然强度认识不够，总是激烈地批评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希望他发扬光大他已然为汉语小说做出的贡献。近些年我不了。近些年，有人对他发訾议时，我急赤白脸地为他辩护。不只为捍卫友谊，更为提倡尊重艺术规律与尊重生活选择。马原是懂小说的人，很明白写小说与他是什么关系，如果写作还让他快乐，他又确定还写得好，再忙也会间或染指。他是为数不多的并非因失去小说感觉才搁笔的人。他不愿意盖完摩天大厦后，再以修砌鸡架来维系自己建筑师的声名。我没帮他开脱的意思。我也清楚，让他半途而废的罪魁不独是天性，不独是那些一直与他纠缠不清的影视产品，事情的症结更在艺术观甚至人生观上。他的写作理想出了问题。好多年来，他越来越看重畅销书给写作者带来的海洛因式刺激，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了他笑谈中的榜样。玩笑是有所遮掩的心迹表白。以他的资质，这令人惋惜。但也没必要，看客永远是摸象的盲人。每个成熟的个体，都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一具平庸的身躯，为挂块处长的招牌就可以自唾其面，可一颗骚动的灵魂，宁可丢掉国王的冠冕也不肯枯守金銮。为王国鞠躬尽瘁值得颂扬，凭心情放浪江湖也没什么不对。兰波丢下诗歌去贩卖军火，杜尚丢下绘画去打谱下棋，鲁尔福丢下小说去研究印第安问题，我们都没权利指责反对，我们需要的只是感谢：感谢他的《元音字母》，感谢他的《下楼的裸女》，感谢他的《佩德罗·巴拉莫》。
马原是个有魅力的人。我不是说长相。长相可能也有，我没就此采访过女人。但可以想见，他魁梧的身材、真率的目光、浓密的胡须、羞涩的笑容，加上横溢的小说才华，容易让女人春心荡漾。作为男人，我所欣赏的他的魅力，是他直逼事物本质的辨析能力，与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在我们相识前的七八年里，我经常能耳闻他的故事，甚至在他没发过小说，我更没读过他小说时，我就了解他独标一格的艺术观念、与众不同的文学态度。他公然嘲弄对小说主题的庸俗化理解，敢于颠覆逻辑淡化情节模糊人物；他也渴望成名，却能节制发表的欲望，宁可作品窝在手里，也不违心修改自己认为完善的东西；当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等社会学宠儿广受追捧时，他不为所动，只把欧美的经典作家视为竞争对手……那些年里，他在沈阳时我在北京，他去西藏后我回了沈阳，但我们间，总有共同的朋友通报信息，至少他我间的共同的朋友，与我聊天时常谈到他。我也愿意打听他轶闻。从少年时代起，我景仰的就是文学的逆子而非顺民。
我和马原成朋友后，有三四年时间，隔三差五就啸聚一番。那时玩乐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行车使用频率极高，陪伴我们纵横沈阳时，总吱吱嘎嘎地开心大笑。我们的啸聚，当然是一群人，一般五个，起码四个，以很少的赌资，玩四掐一或者三掐一扑克，人若再多，就还有下围棋的、论足球的、沏茶倒水侍候局的。我们相聚，一般有两个固定项目，玩完牌下完棋，还要蜂拥至某家寒酸的小馆，喝漫长的酒聊漫长的天，以艺术爱情政治经济佐餐助兴。我们是最早践行AA制的沈阳人。那时我们囊中羞涩，热衷于“开会”，不论工农商学兵的会，只要在宾馆开，又能与我们中的某人搭上点边，我们就都去，堂而皇之地使用会议的房间扑克还有美食。我们反对精简文山会海，支持公款吃喝。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热闹；穷人闲人无聊人，人人快活。有时一大天折腾下来，仍没耗尽我们的精力，我们中家里单位都没负担的，像我和马原这种，就会将玩乐进行到后半夜直至第二天。大部分人被陆续拖垮，剩下的人数，常常只够隔枰对弈。我和马原棋都不行，如果光剩我俩，就只聊天，把横平竖直的实木棋盘当成茶几。但光我俩在一起时，称之为啸聚也不过分。我俩都是高声大嗓的东北汉子，不懂深沉含蓄，喊起来若狮子吼，笑起来如鸱鸮鸣，谈恋爱都不会燕语莺声。我俩在一起时，十句话有七句涉及小说，其他朋友在时，十句话也能说小说三句。这些朋友里，大部分只是普通的小说读者，却是有质量的小说读者。
闲居沈阳时，马原除了充当朋友们玩乐的组织者召集人，还干了件中国作家协会下辖某个局级部门该干的活。他和一个搞摄像的朋友合作出资，在其他朋友间或的义务帮助下，拍了部名为《中国文学梦》的电视片。他们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对包括巴金冰心在内的百多位作家进行了访谈。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积攒史料。它至今是马原手里的个人财富。不是马原囤积居奇，是文学部门与电视部门不认可它的财富资格。它吸引不来广告客户，兑换不成白花花的银子。
后来马原去了海南。召集人走了，组织瓦解，一干朋友星流云散，升官发财过自己的日子。马原偶尔回来省亲，众人也能再度聚首，但大多匆匆出场便急急告退，好像领导接见群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是九六年秋天，再之后，马原回来，相聚的就我们三五个了，玩扑克刚好能凑够一局。这符合一般的人际交往规律。人生一世，认识的人肯定越来越多，但朋友只能越来越少。一九九六年秋天的一个凌晨，我们为马原接风的酒局洗尘的牌局都结束了，其他人散去，我俩继续聊天。他说，这一两年，走到哪都能听到人议论我小说，他感到高兴，他希望我写得更好。他挺动感情地说，他最惦记我和冯力的写作。冯力是他前妻，笔名皮皮。马原每次动了感情，总要迅速将其删除，好像动感情是件丢人的事。他更愿意以玩世不恭装扮自己。他蹦下床点烟，以笨拙的点烟动作删除感情。他抽耍烟儿。他说你势头这么好，作协应该给你开研讨会。我说你又天真了，我不是官也没钱，作协怎么能操我的心。他说我提建议，天亮我就打他们电话。我说你别胡闹，你以为你多有面子？再说了，谁都知道咱俩哥们，你提建议，他们会认为是我求他们，我可不想丢那个人；还有就是，我不认为研讨会跟创作有什么关系。他点点头说也是这么回事，但灵机一动又叫起来。那不用他们，咱自己开，他认真地说，写作有时当局者迷，也许大家乱说一通，能对你有用。他一认真就百折不挠。他当即蹿进另一间屋，把已经睡下的两个朋友喊了起来，问他们这事是否可行。就这么着，第二天上午，他一觉醒来便开始联络，细致落实“刁斗小说研讨会”事宜。他尊重了我的意见：不找官方代表，不找媒体，着重强调这是民间行为。几天后的周末下午，十多个惯于糊弄公家会议的老油条，遵纪守法地出现在一个不伦不类的民间会场。那是一个朋友的酒店包房，而晚上的餐费，则由另一个朋友七折买单，他有资格回单位报销。那天的研讨会没挂横幅，没发红包纪念品，没人迟到早退，没人织毛线说闲话打瞌睡，连厕所都少有人去，与会者个个踊跃发言，好像他们是纳税人选举的国会议员，在为纳税人争取权益。四个小时转瞬即逝，服务员敲门问是否上菜时，马原才恋恋不舍地说，那就到这吧，最后刁斗再说两句。我就说，操，别人研讨会全说优点，该上菜了还没缺点；可到了我这儿，也该上菜了，却一句优点还没提呢。大家齐笑，喝酒吃菜。
这事说来只是乐子，即使不是乐子，它与我有关，我也不该过多置喙。但我愿意做一点提示。九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辽宁小说不太景气：马原下海经商，洪峰写得少了，孙惠芬处于蓄势待发状态，皮皮正琢磨畅销书市场，仿佛只剩我一个人，在一些重要文学期刊上攻城略地。马原张罗给我开会，既是为朋友唇舌鼓噪，也是为辽宁小说摇旗呐喊。所以，十多年后回首此事，我希望人们别孤立地看它。它与马原搭钱搭工夫地拍《中国文学梦》没关系吗？它与马原为程永新编先锋小说专辑煽风点火没关系吗？后一件事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后半期，连续两年，《收获》编辑程永新在杂志上两度集团式推举先锋作家群，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小说革命的又一块里程碑，而在整个策划组稿编辑过程中，马原始终以他的艺术智慧和性格力量为其推波助澜。
我的叙述似乎有了破绽：前边我恨不得把马原定义为洞悉必然的庄老传人，可此时的例子，又将他塑造成了倾情偶然的孔门儒生。即使是这样，也不矛盾。奉儒未必迂腐，好道不唯厌世。马原之可爱，就在于他的使命感不正剧化，他眼里挂着的丝丝坏笑，永远是戏谑的、怀疑的、嘲讽的、怜惜的，他以半是拒斥半是容忍的态度看待生活并投身其间，最庄严隆重时，也以游戏精神为原动力。他崇尚混沌。他是神秘论者。他最著名的小说观是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
一九九八年春夏之际，小说家朱文在一些同辈作家中搞问卷调查，后来，此事被命名为“断裂事件”。当时问卷也寄了我，但怎么答的我基本忘了，仍能记得的，是有两个问题涉及文学影响，我毫不犹豫地答以“马原”。答卷时我已然想到，许多同行，都相信自己是行空的天马，不认为他人会影响自己，或者，心里认定有影响者，嘴上也不肯说与他人。当然了，文学的影响，也的确难以量化细数，真正的影响，更是整个文学传统的综合作用。而我愿意确凿地点出马原，是我认为，我能解释清楚外部影响对我发生的是怎样的作用。以口对心也是我原则。
马原是个游戏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是，我把游戏精神刻印在心里。我对马原心怀感激的是，于不经意间，他以他个人主义的真诚与文学意识的深邃，帮我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刻印。如果二十年前马原没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知道我的小说会走向何方，我只知道，我现在走的，正是马原用笔开辟的异端之路，而非他后来以嘴鼓吹的俗常之途。我为之庆幸。我还想大言不惭地，替我们这个摸索了三十年依然鹿马不分是非失据的文学现实庆幸一下，也许正因为有了马原这个打响小说起义第一枪然后迅即退出起义队伍的争议英雄，我们才更容易确定文学坐标，才更方便建立艺术精神——不论我们将他作为正面还是反面的参照。
最后补充一句，马原之于我的影响，不仅是小说观念上的，也是生活态度上的。
二马在二○○八
引子
“二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两个人的姓。几年前，我写过一首打油小诗，首次对这同姓的两人并置合称：“一斗踏花去，二马两芬芳，高龄三女孩，愚蠢四人帮。”诗中“三女孩”中的“二马”，即是本文主人公马秋芬马晓丽；另一“女孩”孙惠芬，此番按下不表。
二马皆娇小轻盈，属外柔内刚型女子，但性格迥然，柔出的便是不同的风格，刚出的也是不同的特色，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一如活跃在她们身上的青春一样，枝繁叶茂且长盛不衰，若说她们年年精彩岁岁妖娆，不能算过分。那我为何要单说她们的二○○八呢？倒没什么特殊理由，若硬找，或许是想对她们的社会化形象做出迎合吧。人是社会动物。近几年，东山再起的马秋芬以好几个频繁转载又频繁得奖的中短篇小说，跻身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之列，而马晓丽的长篇《楚河汉界》，不仅入围过某届茅盾奖的终评圈子，还作为军事文学“第四个高峰”的代表性作品被持续提及。底层和茅奖都是宏大叙事，在外人眼里，她们定然是“宏大”的楷模。宏大是文学的主旋律。而我的写作，向来远离宏大，只涉渺小，若笔及二马能帮我触摸到宏大的衣袂，岂不也让我间接地与主旋律勾搭了肩背？此为私心。
简断捷说吧，二○○八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或悲或喜的宏大圣乐交响了一年，而二马，分别就与两件顶级的宏大扯上了关系：在沈阳，马秋芬传递了二十二秒奥运火炬；在四川，马晓丽参与了五十多天抗震救灾。她们命里有宏大基因。
马秋芬
马秋芬自幼爱好体育——也不仅仅是爱好问题，她有体育的天赋与热情，若不是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务农，在好几个项目上，她都有资格向专业运动员看齐。举个她热情方面的例子吧。十岁出头时，她连续一学期利用午休的两小时时间，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游泳馆，而光在漫长的往返途中，就要花去七十分钟，她的午饭只能在课堂上吃。这种劲头，可不是光靠业余兴趣就唤得醒的，她的专业品质与生俱来。开始我以为，她当奥运火炬手与此有关。后来知道，有些力主将体育场改为夜总会的人，有些运动细胞只多于零的人，也有资格代言奥运。我就再想，她获此殊荣，可能因为她的职业成就。小说家比不上领导及工农商学兵的社会贡献大，但位居末流也得算正经行当。马秋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写作，八十年代有过井喷，那时她作品即泼辣鲜活，土腔土调土故事，烟火气息浓稠得如苞米糊糊。如果为底层写作追根溯源，在新时期文学里，她应该有一席鼻祖地位。但那时流行别的写作。后来她又搁笔十年。前几年，她重操绣笔，再踏熟径，不期然，竟一脚踩进了潮流之中，如同新人旗开得胜。我对近年时尚化的底层写作颇多质疑，但对马秋芬三十年痴心不改的民间情怀与市井兴趣深为认同，她当火炬手，定然是与我有同感的上级领导，在奖赏她专一的精神投注与执著的艺术追求。那些天，她连续多日奔跑在太阳底下，与各路名流一道，反反复复地用假火炬演练传递流程，晒黑了也累瘦了，像她笔下的下岗女工。我心疼她。但知道最终真火炬将归个人所有时，我又替她骄傲和荣耀。有一天我渺小地问她：要是拍卖，你那根火炬值多少钱？她甩出一个宏大的手势，果断地扼杀了我的奸商念头：不卖！
那些天，马秋芬掌握了许多用在人身上的新颖词汇，收集、投放、打包、回收，每回见面，她都妙趣横生地用那样的词汇给我讲演练趣事，如何练笑，怎样练跑，交接造型有什么要求。每当她讲到演练组织者的辛苦劳累不容易时，我就想，如果这传递活动由她组织，一应事宜肯定能条理不少轻松许多。我不是在乱拍马屁。马秋芬虽然貌似柔弱，但是个天生的行动者，是比赛型选手，我说她有运动员天赋，即包括了她有种压力越大反弹越强的特质，她善于从乱麻中迅速抻出线头。二十五年前，我在一家县城招待所的走廊上第一次见她，会面数秒钟，顶多握一下手说半句话，但惊鸿一瞥间，我即认定她是做大事之人。或许对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来说，当时我只该对她少妇的美艳印象深刻，可事实是，她快步上前的动作，她精干明敏的目光，她亲和爽朗中含有凌厉的笑容，让我感到的，更是她强健的精神力量。那时她在做一件小事，组织一个文学笔会。后来的二十五年中，她的经历验证了我的判断，她做出的许多大事，让许多做大事的男人都由衷叹服。当然，她没张罗过奥运会那等大事。但在我看来，暌违文学十年之后，她能在文学舞台上再度登场重塑金身，这就相当于开一场她个人的奥运会了。
七月十七号圣火过沈阳前，我曾暗自决定，到时去马秋芬传火炬的那个地段，给她鼓掌助威喊加油，也算送她一个惊喜。可那天，原定的市内传递路线被取消了，数百名火炬手坐上大巴去了郊外，在没什么人烟的滨河路上自娱自乐。滨河路距市内较远，我不方便去，更主要的是，去了我也通不过森严的警戒。我喜欢体育，但不是劳模先进共产党员，我没资格当滨河路上精挑细选的文明观众。我没看到马秋芬传递火炬的飒爽英姿。
马晓丽
马晓丽第一次在震区待一个月，回大连家里休整几日，第二次又去二十多天。她两赴前线都由沈阳出发，出发前，我都陪她在宾馆聊天。第二次我们的聊天一如往常，我听她讲前线轶事，像听她介绍咖喱牛肉的简易做法。但第一次，我的心中不无悲壮，毕竟那仅仅是震后一周，四川的余震仍像醉汉在醒酒期间打的饱嗝。马晓丽一身戎装，表情平静，对我的担心回以微笑。可我笑不出来，又不能哭也没道理哭，我就很想唱一曲《十送红军》，盼望她“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回乡。”
十几岁就穿上军装当军人的马晓丽不像军人：她喝自己研磨的咖啡，躺前摇后摆的安乐椅，与首长打交道也敢直来直去，在房间布置不实用的小摆设。她喜欢烹制各种非大众化菜肴，下厨房时，兜里揣一只小巧的定时器，以定时器为指挥官，严格按指挥官的闹铃命令往锅里加调料或安排火候。有一回，我在她家连续吃了好几顿饭，她居然根据不同的饭菜，使用不同的碗筷盘盏供我如餐，让我觉得，她家橱柜一如部队的大院深不可测。不穿军装时，她有妩媚之气，穿上军装，那妩媚竟能被衬托成狐媚，如果说她像军人，也是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扮演的阿兰那种军人。可就是这样一个马晓丽，地震一来，却主动请缨，一猛子扎进了汶川青川北川的漩涡里。我想说，主动请缨中流击水的人成千上万，但在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里，能像马晓丽那样，请缨动机只与灾难有关，只与一个小说家的人道精神与艺术敏感有关的人，恐不多见。她不是为“体验生活”和采访写作去的灾区，去灾区，本身就是她的生活。至于后来，她写了大量报告文学，好像工作任务成了她去的理由，那是现象掩盖了本质。
并非领命赴任的马晓丽活跃于震区，在某些依旨而行的人看来近于胡闹，想不好把她定位为浪漫的白领小资志愿者是否合适。她不是领导，不是记者，不是医生，不是演艺明星，她是个四不像人物，可又有点什么都像。有个领导，对她关心女护士的吃喝拉撒不以为然，认为她在意小战士的心理健康是小题大做，于是，当所有官兵都越来越喜欢马晓丽时，都亲近地叫她马大姐或马老师时，那领导只生硬地叫她老马。马晓丽向来有好人缘，军地两边都朋友众多，可张嘴闭嘴喊她“老马”的，还头一回遇到。她对那领导直言相告，说不习惯“老马”，她让那领导叫她名字。那领导用声调和表情还以揶揄，说你年龄大呀，我喊老马是尊重你。马晓丽说，人起名字就是用来叫的，称呼名字是最大的尊重。那领导还想辩解，马晓丽倏然绷起了脸：那我建议，你叫我马老师，她高声说，我告诉你，你这么叫我不辱没你，也许倒是我有你这学生……马晓丽的公主脾气，在地震灾区有了节制。
事情没完。有一天，一个大领导来灾区视察，他读过马晓丽的书，更知道马晓丽的公公正是自己当年的领导。当着诸多中小领导，大领导对老领导的儿媳非常热情，赞赏有加。大领导的文明风范有感染力，那个不再把马晓丽称为“老马”，也不再给她任何称呼的中小领导，立刻从大领导那里学到了礼貌。他对马晓丽以“姐”称之，舍去了别人嘴里的“马”和“大”；他安排马晓丽住单人帐篷，不允许她再和一群与她女儿同龄的护士挤在一起；有两次，又有大领导来和官兵合影，他竟把马晓丽请到第一排为数有限的椅子上落座，而以前，这种场合他根本想不到让“姐”出席……
尾声
二○○八转瞬而逝，地震过去了，奥运过去了，具体的宏大与具体的渺小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如沙尘般消弭。于是，在外人眼里宏大的二马，又回复为我所了解的且与我异曲同工的渺小状态。她们坐在一起，像两个刚建立小家庭的女大学生，交流着渺小的家长里短，讨论着渺小的衣食住行，计划着渺小的小说写作——计划中的小说都很渺小，并不宏大，至于发表以后，外部世界给贴什么标签，那与她们就无关了。但暂时地，她们的渺小还需收敛。宏大已成了她们的宿命，至少在二○○八结束之前，宏大又分别找到了她们。有一天，正重新装修家里房子的马秋芬，伸出一双装修工程队长的手，接过了沈阳市首届金玫瑰特殊贡献奖的五万元奖金；又有一天，正娴熟地用刀叉盘子吃家庭便饭的马晓丽，忽然得到领导指令，要练习她生疏已久的正步走，因为几天后，她将与其他一些因抗震救灾受表彰的战友一道，庄严地接受三等功的荣立证书。
渺小的刁斗在二○○八，因为二马这对朋友，也宏大地关心起了原本距他非常遥远的某些事情。
孙惠芬的语调
差不多连续七八年了，我和孙惠芬每年都要见一两面。通常的情形是，我们之所以参加某次不太好玩的会议或旅行，其理由仅仅是它能为我们的见面提供方便，否则，不利用那次会议或旅行的公款川资，半年或一年了，我们也得见一见面——她或我自费在沈阳大连间往返一趟。每次见面，我和孙惠芬总要避开干扰，轻轻松松地做一次或多次数小时长聊，中心话题是小说，间或枝蔓开去也说别的。我俩都知道这样的行为挺落伍的，彼此惺惺相惜就够小儿科了，还谈小说，与时下文学场子里的主旋律全不合拍。可没办法，我俩都不是时尚之人，自甘迂腐别人也管不着，套个孙惠芬的小说题目讲，这叫“见面与聊天的宗教”。信仰自由呀。
对了，孙惠芬那个与“见面与聊天的宗教”相对应的小说题目，叫《街与道的宗教》，此时，正是它引发了我写这篇短文的欲望；另外，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对《街与道的宗教》进行文体划分，我更喜欢称它为小说，我喜欢把富有想象力的散文体叙事文都称作小说。
和孙惠芬聊天，聊过那么多回，她肯定说过许多让我醍醐灌顶的高见宏论，可恕我颟顸，现在能记起的语录已经不多，倒是孙惠芬说话时的声气语调，让时而亢奋时而颓唐的我，在更多的时间里能平静下来，松弛下来，舒缓下来。孙惠芬就是这样的人，说一句话或说一百句话，数年前说或数年后说，下笔如有神助时或大脑一片空白时，外界好评如潮了或“内界”妒意横生了，她说话总是柔风细雨，慢条斯理，娓娓道来，款款述及，用她的平静、松弛、舒缓，来平静松弛舒缓听者的心，比如我。
当然，孙惠芬不是心理医生是小说家，她没义务替他人比如我平静松弛舒缓内心，除了嗓音声带出气发声方式那些生理理由，她的语调，更能影响到的可能只是她自己的内心。她的内心会指引她的思考，她的思考要调度她的运笔，她的运笔能生成她的小说。
以我对孙惠芬的感觉，《街与道的宗教》不大像她，我是说名字。“街与道”还像，“宗教”就不大像了。《小窗絮语》是典型的她，《春天的叙述》也比较是她，但也要从“润物细无声”的角度去看。而“宗教”，说实在的，她选定了这个题目告诉我时，由于当时我只知道她的新作要说什么但不知怎么说，我真担心她忽然放大了音量成为“思想者”。我不是说思想者不好，我只是觉得，慷慨激越和悲痛哀婉，箴言警句和谈玄说理，都不应该属于小说。当然孙惠芬想改行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读过《街与道的宗教》，我想说，这是孙惠芬作品里最打动我的篇什。
在这部温婉灵动的精神自传里，涉及了一些耸动视听的宏大主题：故乡、土地、家族、生死。说句心里话，与孙惠芬比，与许多人比，我一向是个不谙故乡疏远土地漠视家族轻薄生死的人，并且，在近年的文学阅读里，这样的主题也越来越让我生出了警惕性与防范心，我感觉它们的呈现方式已经败坏了它们的质朴品格——好像它们不再是人的故乡土地家族生死而是神的。孙惠芬却捣毁了神坛，她以一种理解、宽厚、平等、会心的叙述笔调，让那些宏大的主题从虚无缥缈中回到了东山岗，回到了老宅里和院子中，回到了粪场和小夹地，使它们自自然然地汇流成那个无名河套子的潺潺水波，轻巧并且透亮地，稚拙甚至羞赧地，浸润了那个憧憬南王庄的孩子，洗濯了那个劳作南甸子的少女，灌溉了那个情萌制镜厂的姑娘。这是一个节制却不乏张力的文本，其间所逸散出来的那份宗教情绪，敬畏、诚笃、希冀、感念，确乎也只能建立在一种信仰的基础之上。只是这信仰不针对任何高高在上的组织教派或者神祇，它针对人。我感动于孙惠芬这个写作者与她的写作对象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对我们最为熟悉的平凡事物的惊讶好奇，对我们最为切肤的日常生活的洞彻省察。就此，那些受到败坏的故乡、土地、家族、生死，终于开始了脚踏实地的起死回生之旅，在一篇充满真实发现与独特创造的小说里，它们操着孙惠芬聊天时那种平静松弛舒缓的语调，重新与我们心心相印和息息相通了。
其实我知道，孙惠芬文字上的平静松弛舒缓，完全可能与她说话时的平静松弛舒缓无有关联，但我相信，她文字上的如此特色，却与她的内心生活一定渊源颇深。我以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心生活方式，关乎着他对世界的态度、对社会的判断、对人的感情，而这种态度判断感情，必然要制约他的写作。也许，孙惠芬说话语调与文字笔调的异曲同工只是巧合，但有一点在我看来却不是巧合而是必然，那就是，孙惠芬首先为她这个小说写作者找到了一个“人”的语调，她创造的“物”，她的小说包括她小说中的他们和它们，才能真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读铁扬的画
从画到画
有一次，一个行家对我提及两个都有作品发表的美院教师，说他们一个是教美术的一个是画画的，弄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难道这与说我和西川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是一个意思吗？可我分明听得出行家的话里是分褒贬的，只是我没想明白他褒谁贬谁。不过以后，对于美术与绘画这种专业话题，我再议论就小心多了。说起来，现在距我上一次跑到美术馆买票看画，二十多年已过去了，并且，当时看的是波提切利的油画还是潘天寿的国画我也忘了，只记得看完后，我逮着谁就跟谁介绍：波提切利的色彩吧……潘天寿的用墨吧……那时我正在大学里追慕时尚，喜欢以“高雅”的方式接近女生。近些年，我能看到的名家名画倒是越来越多（主要从相关的书籍杂志上），可有兴趣与人交流的那种，似乎都不大能上得了台面，比如方力钧那些一个秃脑袋男人咧着大嘴笑或者哭的画，我挺喜欢，却不知道喜欢这种东西有没有档次，还不知道，名家名画里，肯不肯收罗方力钧和他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我没资格写读画的文章，对于绘事我一无所知。可我为什么又要写这篇小文呢？
某天早上，我边吃饭边浏览一本杂志，文学类杂志，忽然就被每隔几页便出现一幅的画（不是与文字有关的插图）给吸引住了，进而又产生了一些想法，居然就放下手头正写的小说，在电脑上打出了此文的题目。我看到的画，一共有十多幅，题目叫《炕-擦背》、《炕-铺被》或《玉米地和女人》、《女人的河》等，应该分别是几组系列作品中的一个部分。按说我这个不懂画的人被造型艺术吸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以前看达利或杜尚的东西，比如最近看一个波兰裔美国时尚女画家塔马拉·莱姆皮茨卡的东西，都觉得好玩觉得过瘾，看时心里痒酥酥的，看完后多少日子了还乐于闭上眼睛再回味一番。但我从没想过写点什么。我知道许多文学同行都多才多艺，比如诗人阿波利奈尔写的画评充满真知灼见，比如小说家纪德去非洲旅行还要雇一群工人抬着他的钢琴供他每日弹奏，可我，连横平竖直的字都写不规矩，连旋律单纯的流行歌曲都唱不成调，我有什么权利越位发言呢？但这天早上，看过几幅画后，我忽然发现这些画的作者名叫铁扬，而这铁扬，是小说家铁凝的父亲，并且在这本杂志的最后两面，还分别有铁氏父女与画相关的短小文章。
可这就与我写眼下这篇越位文章有关系吗？我真说不好。想来想去，除了那画本身让我有些联想有话要说外，也许更多的，是经由画家的女儿是小说家这一背景，我想到了小说，又经由小说与画的并置，我想到了艺术作品所创造的人。在世间的诸多物事中，我格外关注的唯有小说，而我关注小说，是觉得它最能帮我抵达人——说白一些，作为男人，我更愿意也更希望抵达女人。好吧，姑且把这作为理由：恰好是欣赏一个与作家（铁凝）有着血缘关系的画家（铁扬）所画的女人时，我从中看到了让我浮想联翩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我这篇读画的文章。
顺便说一句，刚动笔时，我和一个教美术的或画画的朋友通电话时，说到了我打算写一篇叫《看铁扬的画》的文章，朋友说他不知道有铁扬这个画家，并告诉我目前国内（在市场价格上，在名气声望上，在创新突破上）最被看好的画家是——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名字；然后他又说“看画”太外行，应该叫“读画”。这显然是朋友对我提的两点建议，一个含蓄一个直截。我接受了后一项直截的建议：“读”。
从画到小说
铁扬的这十几幅画，三分之二是油画，三分之一是水粉画（我个人更喜欢“炕”与“玉米地”这两个油画系列，发表观感也就只针对它们），杂志上，没标明它们原来的尺寸。我不懂多大的画算大画，多大的画为小画，但从这些画的内容上看、气势上看，我估摸，原大的它们总该比我的电脑桌大，甚至大于我那张大号的写字台和加宽了的单人床（我这么比附实在俗陋，但容易理解。我认为大部分读者都和我差不太多，尚未背熟许多关于艺术的专业术语）。但出现在杂志上的它们，最大的也没逸出一巴掌去，加之那画的风格属于粗野放纵一路，不求精细而只重意趣，可供人欣赏的也就只能是个大概其了。更有甚者，由于杂志纸页只是普通双胶纸，只能印出黑白两色，没有了画布那种粗粝质感的效果不说，连印在铜版纸上的明澈清晰也做不到。想必对行家来说，这么展览油画几近于糟蹋。
但坦白地说，如果它们真是挂在墙上的画布或制到铜版纸上的照片，有足够的余地供人使用主题、构图、设色、运笔等词汇进行学术讨论，我这种门外汉也就不敢多嘴了；我现在敢对它们胡说八道，大约正因为它们的展出方式使它们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幅幅画，而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无从把握的“现成品”了——我从一本挤满文字的文学杂志上打量单色的、缩略了的它们，其赏心快意的程度也许不逊于杜尚打量他那个倒置的小便器。
作为一个凡事只愿从感觉出发的人，我喜欢艺术作品带给我的冲击是似是而非的和无从把握的，不确定才能激荡起我精神的波澜。不论在音乐中，在绘画中，还是在小说中，如果我领悟到的东西是明确的和肯定的，我就会觉得乏味平淡，会觉得缺少感官的刺激与智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参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时，首先音乐，其次画，其优势都更明显一些，因为旋律曲调与线条色块，都天然地具有模糊的特点和混沌的质地，制造起似是而非和无从把握的效果来手到擒来。而小说，它的文字的和故事的沟通特点，则太容易被导向明确和肯定了：《阿Q正传》是批判国民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讨论宗教信仰的……可是，《第三交响乐》就一定是一部搏击命运的抗争史吗？《格尔尼卡》就一定是一份讨伐战争的控诉书吗？它们更允许听者和观者做多重解释。它们的弹性远大于小说。看来，说小说要具备乐感与画味，似乎不应该只拘泥在语言及描写上就事论事。
似是而非不是无是无非，而是说在是非之间别有妙境；无从把握也并非阵中无物，而是指那物浑如神龙腾挪，让人在触摸它时轻易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状态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艺术既独立于我们置身的世界之外，又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镜像，它之所以诱人迷人，即在于它与人类复杂曲折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所构成的呼应，是隐秘而又恰切的，是玄奥但却会心的。也就是说，那种游移于是非之间的事，那种方不方圆不圆长不长扁不扁的物，反倒比那些或是或非、或方或圆或长或扁的东西更为可靠。我以为，在小说领地上，像卡夫卡，像博尔赫斯，像卡尔维诺，他们的作品就具有一种这样的品质。由于它们的所指单纯到近于透明，天真到近于幼稚，而其能指又在巨大张力的作用下触及一切，它们那种善意的、巧妙的、诚实的发现和表达，才会更有助于人们透过虚无看到虚有，刈除蒙昧生长智慧，穿越肉身提取精魂。
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爱情与垃圾》里，关于卡夫卡，有一处简略的议论耐人寻味。当年执政的共产党试图将卡夫卡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和人们的思想中清除出去”，一个美国女记者便顺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向叙述人提问，政府为什么要清除卡夫卡的作品，是因为他的作品在政治上具有煽动性呢，还是由于他是犹太人？对此小说叙述人是这样回答的：“在我们这个世纪，恐怕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像他那样对政治和社会活动不感兴趣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出他的犹太出身。为什么在我国压制卡夫卡的作品，那是别有原因。我不知道该如何简单地表达出来，但我要说，最有碍于卡夫卡这个人物的，是他的真实性。”这的确是个“不知道该如何简单地表达出来”的问题，但它却从另一面向我们道出了那“别有原因”的原因。虽然卡夫卡的小说远离政治，也没刻意彰显他的犹太身份（在早年的欧美，一个人的犹太背景，多少有点类似于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地富反坏右的背景），但由于它的似是而非性和无从把握性是如此丰富如此强大，竟会让统治者感到，它没准是最政治化和最犹太化的。
这又让我想到《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大钢琴家为什么比普通钢琴家高明的话题。一般人认为，前者在奏鸣曲的演奏上优于后者，可普鲁斯特说，大钢琴家不是在演奏奏鸣曲，而是在奏鸣曲前消失，让奏鸣曲自己说话。一件艺术作品，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言之有物而又超然物外。有什么物，这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呈示，没法一一尽数；但在哪些物之外，则可以觅到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超越一切偏见，将“我”从我中剔除，把真正的天性和可能的真实作为创作的起点。在这一点上，小说也许不如音乐和绘画来得纯粹——当然了，这样类比未免牵强。
可尽管牵强，多年以来，为了表达我对那个似是而非和无从把握的境界的热爱与向往，我还是给许多人提过建议：如果愿意以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作为职业，同时又恰好禀有天赋，其选择顺序应该是：音乐、美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