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中的那个恐怖的夜晚，我按照暴徒们的要求诅咒了尸骨未寒的妈妈，也诅咒了我自己，甚至诅咒了全体“黑七类”，我以为他们总该罢休，放我回家了吧。但是不。他们知道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她有生杀予夺之权；而我是机关干部，不便直接对我下毒手（他们并没到出版社来抓我，而是埋伏在家门口）。于是，找来了一批红卫兵，还预先告诉“小将”们，老特务已畏罪自杀，我是她的女儿，母女是合谋干的，非要拷问出个水落石出不可。暴徒们把搜身时从我手腕上摘去的马凡陀牌的自动金表也交给了红卫兵，说这只表的分量重，体积大，声音特别，是我从事特务活动的工具。其实那是亚于一九四五年从瑞士买回来的，表壳后面还刻着他的英文名字。
在最绝望的时刻，我并没责怪那帮少年。他们大概是附近哪家中学的学生，比荔子桐儿大不了几岁。在这个年龄，他们本应坐在课堂里求知识；在这个时刻，他们本应安睡在家中。他们却被派去（或骗去）通宵达旦地搞打砸抢，做伤天害理的勾当。
“小将”们接受了严刑拷打我的任务，就把我围在当中。个个挽起袖子，用手中的铜头皮带不停地噼噼啪啪抽打我。边抽还边告诉我说：“我们还算是手软的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堆堆的死尸，连眼珠子都挖出来啦！”
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恫吓我。事后看了一些“革命”小报，才晓得市立第一中学确实设了水牢，墙上布满血迹，死尸成堆。“西纠”还在六中创办了“劳改所”，对无辜者进行严刑拷打，并蘸着汩汩淌出来的鲜血，在墙上赫然写下“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
他们又逼问我“大哥”在哪儿。我说我只有两个弟弟，唯一的哥哥三岁上就夭折了，他们说：“别装蒜，大哥指的就是特务头子。”
他们还要我招供我的代号是什么，“大哥”的代号是什么，电台设在哪儿。
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认为我是什么特务。然而，当时他们臂上有红箍，那块布就代表了绝对权威。既然那些街道工厂的“红箍”们向他们提供了现成的猎物，他们自然就像嗜血的饿狼一样扑向我了。
肉刑从半夜持续到天明。红卫兵在我脸上涂满了墨，叫我赤着脚从东四八条走到朝内大街，一路上他们还高喊口号，用铜头皮带不停地抽打着我。
“小将”们把我游斗到出版社后，便在传达室罚我大弯腰，并用我的眼镜框夹住我的头发，一缕缕地往下薅。这样持续了好久好久。出版社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地从门外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
我一夜不曾反抗，这时到了机关，多少有了点勇气。尽管党委已垮了，这里驻有工作队，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昂然直起腰，瞪着眼朝他们大吼一声：“我要是犯了死罪你们马上打死我！你们这是搞变相的凌迟！”
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听懂了“凌迟”这个词。横竖我真豁出来了，这下反倒把他们镇住了，便一哄而散。这时，从门外的台阶那儿传来了嘤嘤的哭泣声。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编辑怒斥道：“不准哭！战士们流血牺牲你不哭，现在只不过死了个老妖婆，你号哪门子的丧！”
哭的原来是我三姐。跟我母亲同院的人们怕尸体腐烂，就要求马上送去火化，跑去通知了她。抄家时，所有的存折都被拿走了。三姐手边的现款不够交二十八元火葬费的。幸而我为了送母亲回乡，在抄家的头一天拿了几张存款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了。我上楼取出一张，请社里的同志陪我三姐去取，那阵子我们的存款也全部被冻结。没有证明，连自己的存款也不能取。消户口时，得把剩余的粮票交回去。我打开母亲头天交给我的纸包一看，纸的反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个小楷：“再见了。”我这才蓦地意识到，至迟在二十七日清晨，母亲已打定主意，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三姐告诉我，火葬场派来的车，已经不是通常那种只供一具遗体用的灵车了，而是一辆大卡车，上面已堆起了十来具尸体。每个尸体只不过用棉被裹起，往卡车上一扔了事。还规定不许留骨灰。我寻思：那么多尸体放在一起烧，即使允许留骨灰，又怎能分得出哪撮骨灰是谁的呀！这和纳粹灭绝营的焚尸炉又有什么两样！
站在门口等卡车的那么一会儿工夫，三姐就听人说起胡同里另外档子寻短见的事。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刚才还在这儿扫街来着，一眨眼的工夫就……”那是姐姐也很熟的一位妇女。她绞了电线，没有立即死成，双手和胸部都烧了。另有一对姓费的母女二人，不知吃了什么药，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唉，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中国，最不值钱的要算人命啦。
十二、“火烧罗马城”
ｌ.新社会，我挤不进去
母亲自缢后，我的脑子麻木了，完全处于痴呆状态。倘若她是“正常死亡”，不论是癌症、肺病还是中风，我都能想得通，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残酷到把一位与政治全不沾边的七旬老妪也给逼死。
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消化系统停止了活动，每天只能喝点白开水。我的身份也起了变化。自八月二十八日起，开始负责打扫厕所，一直干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底下干校。
倘若出版社的人没有同样丧失理性，我们家的悲剧本来可以只演到这里为止。因为街道上那帮人将我母亲逼死后，便把已抄走的她的遗物瓜分掉，房子也占了，遂作鸟兽散。“小将”们折腾够了我，也未再露面。
那场罪恶的戏是在夜间演的，黑暗做了遮羞布。我一天不说，亚那敏感脆弱的神经就可以一天避免受不必要的刺激。
然而不。出版社的革命同志当中照样有嗜虐狂。九月三日上午，为了表示立场鲜明，他们给我戴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尖帽子，挂上大牌子，强迫我跪在机关大院一辆大车上，揪斗了一通。这场面，从亚被关押的“牛棚”里看得一清二楚。自从八月二十三日抄家和挨斗，他与家人已被隔离了整整十二天。看见我受到这样的侮辱和蹂躏，他再也承受不住了。这时他也被迫选择了自尽的路。
到了九月四日下午，抽冷子有个“戴红箍的”（其实就是同一个部门的一位编辑）走进我被软禁着的办公室说：“萧乾夜里自杀了，经过抢救，已脱了险……现在先放你回去看他一趟。”
然后，他指着亚的一封“遗书”说：“他根本就是假自杀--遗书里，连一个字的抗议也没有。”
在一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有几行我所熟悉的潦草的字迹，是用红铅笔写的：
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
乾九月四日凌晨
我飞也似的跑回家去。抄家后，我只在出版社的批斗会上远远地见过他一次。
这十二三天，他真是度日如年呀，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白了一大半。他告诉我说，三日下午一进院子就看见三姐正拿着一盒火柴从小厨房往茅房旁的砖墙角落里走去。他对桐儿和荔子喊着：“你们快来帮我把家里的‘四旧’全抱来，小西屋架子上的那些纸包包，还有尖头皮鞋什么的全都得烧掉，等下出版社还要派人来验灰呢。”
两个孩子以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参加“破四旧”这一“革命行动”了，就起劲地一包包抱去。亚亲眼看见火舌开始吞噬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卡片、书、信、笔记、文稿）。倘若他有心阻拦，完全来得及。但他已决定告别人世，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些了。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九月三日那天是星期六，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通通被释放回家。出版社特地派外文部的俄文编辑刘连增把我们那五间南屋的封条去掉，打开了锁，并告诉姐姐，亚回来后，可以进去睡--抄家后亚还没回来过，姐姐带着桐儿、荔子一直睡在小西屋。
刘连增临走时气势汹汹地又跟我姐姐说了几句什么。我姐姐大概产生了错觉，以为叫她烧东西。在母亲死后，我被软禁在出版社期间，不知从哪里冲进来一群暴徒，将我姐姐的后脑勺击伤，遂晕倒在地下。民警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去处治，她的头部缠满了绷带。我估计姐姐是由于脑震荡而产生了幻听。反正那阵子她的神经已濒于崩溃了。刘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也无从问起当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姐姐爱烧什么烧什么，亚只顾踩着凳子往小厨房的横梁上系绳子。他准备上吊。这时，我三姐走过来了，奇怪的是，她的头脑非常清楚。她说：“你别以为娘死得那么痛快，就也想跟她学。她上了岁数，身子单薄，又有多少天没吃东西了。你这么壮实，哪里一吊就吊死啦。”
接着，她还告诉亚四十年代辅仁大学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故事。他因国文不及格而留了级，赌气上了吊。不知怎地，弥留之际竟也在地面上踹出一个大洞才死成。三姐还补充说：“何况咱们这里是砖地，连踹脚都没法踹。”
他们那时就这么平心静气地谈论死，研究死的途径。亚听了这个故事，就进屋考虑另外的死法。用他事后的话来说，那时，死确实比活着美丽多了。
写好“遗书”后，亚就在小厨房门口的大缸里放满了水。他试了试，厨房里那个照明用的台灯的电线，长度足够到缸里。他打算在服安眠药后，手里紧攥通了电的铜座台灯，把上身扎到水里。那样，安眠药加上触电，死亡就有双重把握了。他还在小黑板上写了“有电”两个大字，并画上几道闪电，以免家人因救他而触电。
这是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他看到我被斗成那个样子，看到他辛辛苦苦重建起来的家被毁成那个样子，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他又记起在柏各庄，认识一个右派。她小时，父母都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了，她却在孤儿院里照样长大成人。他想，与其让孩子跟着自己背黑祸，还不如让他们当孤儿，也许日子倒好过一些。
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大量安眠药喝了大半瓶白干。白干下肚后，还没来得及走到水缸跟前，就醉得人事不省，跌倒在方砖铺的廊子上了。倘若那是数九寒天，这么躺上几个钟头，冻也得冻个半死。抄家后，我们的大门一直是敞着的。天光大亮后，一个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偶然路过，往门里探头一望，说了声：“怎么躺在这儿呀？”他走进院子，只见亚口吐白沫，鼾声大得很不正常，就赶紧骑自行车到出版社去通知了工作队。
那是个星期日，负责“牛棚”的小傅同志接到工作队的电话，立即蹬着一辆平板三轮，从东中街宿舍赶了来。另外两位同志骑自行车跟着。他们怕医院不肯收，所以没敢向急诊室的值班大夫亮出亚的右派身份。然而亚是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头版上公开点名批判过的，那位大夫可能记忆犹新。若干年后，亚偶然看见自己在隆福医院的病历上还是写着“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字样。这么说来，值班大夫是明知亚的身份，然而并未拒绝抢救。足见这个社会，好人毕竟还是有的。
因为亚昏迷不醒，小傅还根据大夫的指示，给他放了尿。把肠胃洗尽后，大夫说没有性命危险了，几位同志才把他拉回出版社，向工作队汇报。他还继续昏睡，他们将他扶坐在传达室值夜班用的木板床上。当然坐不稳，往后一仰，后脑勺咕咚一声就撞在墙上。
这些细节，都是我写此书时向有关同志打听到的。亚算是遇上了好心人。
亚被救活后，人们怕他再出事，这才允许我回家去。
当他把依稀记得的经过说完后，我对他说：“出版社有些人说你那封遗书是假的，因为连一句抗议的话也没有。”
他说：“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呀。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着想呀。”
这时我脱口而出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四九年去了剑桥，这十七年，你起码也是个着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般田地。”
亚带着凄厉神色，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这时背后猛不防传来了一个声音：“那么，我呢？”
回头一看，是桐儿。原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屋来，我们的话，他都听见了。
我们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是呀，倘若一九四九年亚去了剑桥，老大可能会有弟弟妹妹，那就不是桐儿和荔子了。那以后，只要这个念头兜上心来，我就用桐儿那句话来排遣。
五日是星期一，《人民日报》上刊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文洁若看了这篇社论也许有想法。不过……”
他无非是要说，给我戴高帽子折磨我是革命行动。我只能答以沉默。从这一天起，就正式宣布我为“牛鬼蛇神”的一员，进了“牛棚”。唯一的恩赐是允许我每天回家睡觉，以便照顾孩子。
２.鬼蜮世界
没过几天，街道上就来了一大帮人，把我们全家人从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购买的房屋中，撵出去了。他们用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腾房是为了接待外地红卫兵。
红卫兵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由伟大领袖接见后，他们就要回到各省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谁敢违抗，当然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行论处。
红卫兵没住几天。他们刚一离京，一位生了七个孩子的妇女就控诉说，“黑七类”住大房不合理，只有他们这九口之家的“红五类”才配住，就理直气壮地搬进去了。
搬家时，我们征得街道上的同意，把幸存的电唱机、收音机、唱片等留在小西屋，门上挂了两个特别结实的锁。我还跑到房管所去，请他们给贴了封条，以为这样就保险了。我太天真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政策下来，会把强占的房屋退还给我们。岂料没过多久，街道上就撬开锁，把那些东西当做抄家物资分掉。接着，小西屋也住进了人。最后，变成了个大杂院。
我们被赶到南沟沿二十七号两间小东屋里。搬进之后，北屋一家解放军又强占去一间。女的是店员，在“文革”期间当逍遥派，于是准备生第三个孩子了。这样，我们一家人只好挤在弹丸之地，窄得转不开身。亚叹息说，他小时当城市贫民，住得也比这宽些。
搬进去后，亚就利用木板油毡，在屋檐下搭起一个小厨房。这样，至少锅盆碗筷不必放在床下了。他很快就学会了生火煮饭，把三顿伙食包下来。
刚刚安顿好，一位年轻民警就跑来把我训斥一顿。他说：“你们人口那么少，住五间瓦房。人家Ｘ大妈有七个孩子，原先一家九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你替他们考虑过没有？”
我没吭声，却忽然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曾号召妇女多生孩子。说是狭窄的岛国容不下也没关系，反正新到手的“满洲”有的是富饶的土地。
那时“秋老虎”正施淫威。我把全家的破衣破布凑在一起，缝了个大布帘。夏天可以遮那直射入只有两米来深的小东屋的炎日，又可以挡雨；冬天则可以挡一挡肆虐的西北风。只是帘子一落，屋里就更像个鬼蜮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