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
十二岁参加革命，八年延安生活把她会（简称“中央青委”）领导的安吴堡战时塑造成一个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二十二岁进北京，后革命时代极度的心理焦虑，使她两次精神分裂。
五十二岁之前，诗歌挽救了她的生命；六十二岁之后，她用生命拯救了中国诗歌。风姿独具的诗歌创作，升华了生命，超越了革命，作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三次蜕变，使她的出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郭沫若现象”、“何其芳现象”
后，又一值得关注的“灰娃现象”。
参加革命，从“灰娃”到“八路军公主”
延安，对于灰娃来说，那是一段曾经天堂般的岁月。
一九三九年初，春寒料峭，十二岁的赵翠娥由早已参加革命队伍的姐姐、表姐安排，从西安来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青训班”）儿童连，经过短暂训练后，进入延安，先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儿童班、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简称“西青救总剧团”）附属少年剧团、青年艺术剧院附设儿童艺术学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过着完全集体化的学习生活。革命队伍像个大家庭，生活供给制，衣食无忧，她充满着好奇、憧憬与幻想，觉得革命理想在感召着自己，于是也依照惯例，羞羞涩涩又大模大样地为自己改名为“理召”。从此埋下了一颗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
接受革命理想，信奉革命理想，献身革命理想，相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革命可以创造一切，是谓革命理想主义者。
十二岁的理召，身材瘦小，最小号的军装穿在身上，仍然是上衣过膝。学校和剧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看她这么一副可怜可爱的样子，用亲切的陕北话称她为“灰娃”。“这个名字流传西部，其亲切、微妙的涵意，标准国语很难说透。我试谈谈：
灰，直意是一种颜色，转意为暗、苦、涩。
‘灰娃’，苦命的、令人怜惜、疼爱的小孩。
爱称、昵称。有那种意味儿，对被呼者没尽到责任而致使其命运坎坷清苦，一种歉疚味儿的痛惜之情。”直到晚年她依然眷恋着这个带有陕北乡土气息和革命大家庭融融暖意的名字，并引以为自己诗歌作品的署名。
与灰娃这个名字相共生的，是一份火热的集体温情、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浪漫的艺术情怀。
单位食堂里的大师傅是一位老红军，牙齿都脱落了，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锅底里剩下的小米锅巴，烤干，积攒起来，他自己舍不得吃，留着给灰娃等几个孩子们打尖。在几个孩子当中，瘦弱乖巧的灰娃是最受宠爱的一个。通常是在半下午的时候，老红军爷爷对走过身边的灰娃说，你到厨房看看砧板上面有什么。天真的她兴冲冲地跑过去，发现一爿瓦罐下盖着的是一块红薯或南瓜。灰娃的饭量并不大，一阵惊喜，满心感激之后，她与别的孩子们共同分享了革命大家庭的集体温情。
我初到延安，很多事都不懂，完全换了一套词汇，只是想我们要干一件非常好的、大的事情，我们要作出牺牲，这件事情才能做成功。
我拼命地学习，读初级的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想只要牺牲我们，将来的人生活就好。……我想我好好劳动，美好的那天就能早早到来。每一天醒来，我就觉得对不起党，美好的日子怎么还不来，是我劳动不好。每年都选我作“模范儿童”。
革命理想像灿烂的云霞，在一个童心萌动的孩子面前许诺了通向美好未来的光辉前景。“我还不会思考，觉得每天像过节，兴致很高。直至到了延安之后的好多年，我的状态一直如此。周围大同志爱着我、护着我，一任我这样自由快乐地成长着。”她悉心学习延安话语，真诚接受革命理想。眼前的窑洞与中国的明天，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命运与共。
二战时期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况，在延安都会有强烈反响。为了配合世界范围反法西斯行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及全体军民经常开大会并且还以活报形式及时反映形势的变化，教育和动员大家，集中意志和步调，以争取胜利。例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非洲战况，察里津艰巨的胜利，彼得堡艰难的抵抗，攻克柏林，易北河会师以及同盟国首脑各次会议等等，文艺人都及时编排话剧、尤其是活报剧，迅速反映出这些情况。我们儿童艺术学园的孩子们不但参加这些工作，我们还画了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做了许多小红旗、小黑旗，每天根据战况，移动两种旗子，红旗代表同盟国（中、苏、英、美等国），黑旗代表轴心国（德、日、意等国）。插在地图上的这些红、黑小旗子，使我们对战况一目了然，对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胜利信心坚定不移，也有决心克服种种困难艰险，准备做出牺牲。
物质生活的贫困，不但没有遏止人们的革命热情，反而更加激发起人们的革命理想，用崇高战胜贫困，用浪漫书写豪情。
一九三九年春寒刚过，延安大生产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比开荒种地的生产劳动更能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的，是漫山遍野的劳动歌声。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由《二月里来》、《酸枣刺》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组成的《生产大合唱》，把大生产运动整个儿演绎成了一场以黄土高原为舞台的群众性歌舞运动！开荒种地成为舞蹈，劳动号子变为歌唱，在这片中华民族代代柄息的黄土地上，人们仿佛又感受到了原始公社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浪漫情景。
在位于文化沟北坡的少年剧团和随后改制的儿童艺术学同生活学习的孩子们，除专职教师外，还经常请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们来讲授国文、音乐、美术、戏剧、英语、形体训练等课程，也邀请有关领导作政治形势报告。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精华，世界艺术的前卫，都在他们面前尽情展现。这些离开父母，只身来到延安，投身革命队伍的孩子们，与一般干部子弟不同，他们很小的年龄就参加革命，作为幼小的革命者要参加军训、学习、下乡、劳动、宣传、演出等等一系列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被锻炼成能歌善舞的小精灵，人见人爱的红色艺术小明星。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少年剧团首演儿童剧《公主旅行记》。胡沙编剧，程云导演，灰娃扮演公主，轻盈活泼、天真烂漫的舞台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从此，灰娃又获得另外一个美誉：“八路军公主”！
当时的延安聚集了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代精英们，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是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时尚前卫、理想浪漫、高亢热情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艺术情境。
“物质贫困，但精神振奋，又绝对罗曼蒂克；山沟又土又封闭，但文化绝对前卫。这种气氛，古今中外，只有延安。”灰娃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她们三个孩子还贪睡在文化沟北坡最顶一层最边一个半拉子窑洞里，朦胧中有各种美丽悦耳的鸟鸣声透过粗糙的窑洞门窗传进来，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窑门打开，窑洞里一阵欢呼，三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拥抱着窑洞外汹涌而来的阳光和一位穿着麻毡披风的歌唱家，玫瑰色的星期天开始了。这位曾与冼星海、塞克、张仃一起被称为延安鲁艺“四大怪人”之一的杜矢甲，人称阿甲，心无城府，天真浪漫，堪称中国当时最好的男低音歌唱家，总是穿着张仃用麻毡为他设计的披风，从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步行十几里来到文化沟，学着各种鸟鸣声，唱着西洋歌剧的曲子，带着灰娃们到延安四周的沟壑山林里，度过野花芬芳的星期天。
还有距离文化沟北坡不远的蓝家坪，是“文抗”所在地。住在这里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们，经常把灰娃们接过去。在萧军主持，张仃设计，被艾青称之为“延安摩登”的作家俱乐部里，灰娃们唱歌，演童话剧，跳假面舞，观赏外国现代名画复制品，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再听艾青、李又然介绍法国风尚和巴黎艺术家的生活工作情况，萧军用俄语演唱《五月的夜》，张仃演小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几次月光舞会，人们把白色的被套拆下来，披在肩上裹在身上，仿佛古希腊的英雄们降临黄土地上，延河岸边。
哦天真烂漫的灵魂／记得吗大风之夜／商旅的驼铃在谷底／悠悠扬扬雨点儿草丛上淅沥／我们银子般的童音/顺着蛮荒山坡与高原雷声／争相滚动我们也曾驾着月光／游荡河岸上乘着流萤／从清凉山蓝家坪／兴冲冲奔赴那／质朴热烈的晚会歌唱／每每赢得暴雨般的／掌声满堂
这是一段天堂般的岁月，灰娃的身体发育很晚．灰娃的心灵茁壮成长。“在革命的大家庭里，脱离开了小家庭，生活在集体中，不谙世事。加上我的智力、身体发育迟缓，整体想着些有趣的事，滑冰、游泳、种菜、纺纱、唱歌，到处看看、走走……开会、下乡扫盲、行军、练兵、排练这些事情，对于我都大有兴味。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下去，每天都有如节日一般快乐。”她在那个时代的艺术良知和民族精英们的呵护怜惜下，避开了物质生活的肉欲享乐，幸免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厮杀，得以沉湎于精神世界的心灵遐想，从而成长为一个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从灰娃到“公主”，她经历了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蜕变。
拒绝革命，“我唯有对人类绝望”
一个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相信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此次革命是人类最后的斗争，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将由此诞生。这样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精神气质上必然是人性的，优雅的，纯洁的。“延安的人都是热血青年，心里明澈，理想高远，精神充实，所以气度非凡。”秉持这份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一九四六年随革命队伍走出延安的灰娃，芳华十九岁，逐渐显示出惊人的美丽，出落成一副俊秀标致的飒爽英姿。
遗憾的是，这份气质，这份美丽，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遭致向死而生的人生磨难。
延安整风运动前知识分子们理解的革命理想主义，与整风运动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有很大出入的。早在整风运动中，中央社会部派驻儿童艺术学园指导整风运动的整风干部，诱导大家坦白特务联络组织。灰娃听别人坦白说路上借火抽烟是传递暗号，自己懵懵懂懂地报告，有一次在山上别人摸过她的头，不知道是否是特务找她联络。整风干部看她瘦弱灰暗的样子，不相信这样的孩子是特务，也就放她一马，让她过关了。但她敏感的心灵有过困惑，为什么鲁艺、文抗那么多老师，多有学问，多有才情，都是好人，却都挨整？“杜矢甲活不下去了，他只有以死求解脱。一天他跳了井，谁知那是一口枯井。他想死而不得，被人弄上来，继续批斗。还说他这是以死向党示威，以死抗拒‘抢救失足者’运动。”还有萧军，气得不吃公粮，带着一家老小跑到乡下去自谋生路。难道这些领导所主张的革命理想主义，是反对文明，仇视人性，拒绝美丽的吗？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就有整风干部拍着桌子，振振有辞道：长得这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好在当时的灰娃还很灰暗，幸运的是抢救运动随即被制止，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铺天盖地地掀动起来，抗战胜利，欢欣鼓舞，喜庆的欢乐容不得人们去深刻思索延安天堂之外的空间。
所以，走出延安，今生今世留在她生命记忆里的延安．依然是美好的：
那里是西部高原，自然环境严酷，物质贫乏，战时军事生活，也有短暂的人为风暴。然而许多人抛弃温暖富裕的家庭生活，为追求实现理想去到那里。每当思绪重返那段岁月，友爱、无私、理想、高尚、信念，童年美好回忆总是温暖的活在心头。
成人们时时说我“光长个儿不长心”，每天喊我“灰娃”的亲切唤声里，我被呵护、被教导、培育，日复一日成长。一天，人们把我一直梳着的妹妹发式的刘海给梳上去，用我在山坡上捡到的一根天蓝色布条，给我系了一个结，他们说蝴蝶在我头上飞。
说我长大了。毕竟，照耀我成长的是理想之梦的光辉，不是别的。我在理想的梦境中成长，全然没有料到长大成人后我会同它如此疏离，就像在荒原里遇到一头无可理喻的怪物。
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二十二岁的灰娃发现北京是个大社会，而延安像个大家庭。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革命胜利了，有的人掌握了政权就急速膨胀起个人的贪欲，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中有太多的禁忌和约束，以及不受制约监督的政权组织里滋生出的官僚习气。她不能理解这样的悖论，革命胜利了，那个美好的日子不但仍然没有到来，反而社会现实距离革命理想越来越远。加之，她年轻的丈夫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她觉得在城市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完全没有精神的依靠和情感的归依，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感觉。
她的青春是美丽的，她的生活却是灰色的。
忧愁，压抑，遭冷眼，受刁难，精神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自尊优雅的气质，美貌俊秀的禀性，又使得她倾向于精神的内省和封闭，烈火在心灵深处燃烧。
难道我成了／遗迹残骸／斜依野风经年／头顶旧梦婆娑悄然地／心中莲开莲又落……心灵秉承的纯洁美好和生命成长环境的天然野趣，与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
是现实变得太快，还是我因循守旧，顽固不化？是理想欺骗了我，还是有人捉弄了理想？
风暴闪电奔过了群山／午夜正摇曳瓦砾、谜／一片红罂花的记忆。
现实的政治风暴挟持着恐怖的闪电，像黑云一样逼压下来，诗人彻夜难眠，生活的秩序全部被搅乱了，精神的信仰也被全部撕裂了——难道我生命记忆里那曾经灿烂鲜艳的革命理想，像罂粟，迷人，却饱含毒素？精神理想的大厦轰然倾覆了，一代人的心灵跌落在残砖碎瓦之间，命运的哑谜，谁能点破？谁敢点破？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毒蛇猛兽，而是思想，是揭示一个时代社会最本质最真实的心灵感悟，思想火花。它会点燃熊熊的烈火，或烧毁一个世界，或旷日持久地烤炙一个鲜活生命。不幸而又万幸的是，灰娃作为一个纯真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后的岁月里，因为忠实厮守心中的理想，希望按照心中理想的方式生活，而被急遽变化着的现实社会威逼、践踏、抛弃。
延安人绝大多数都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活而死，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透明、友爱，价值观念高尚，道德水准很高，人生境界高。北京许多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性强，采用的手段是压倒别人、贬低别人、损人利己，不善、算计、势利、谄媚，人生境界卑微，思想深处名、位、利三字挂帅，缺乏坦诚，还好像人和人不平等似的。到北京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我从幼小时起，就没有有话不敢说的时候。到北京后我感受到这些，心里厌烦，感觉好像不敢说话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