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治行为要按政治稳定的要求来行使。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设计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时候，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把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置于战略地位，予以极大的关注和周密的思考并对此反复加以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稳定的思想。政治稳定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民主政治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说：“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邓小平充分重视政治稳定这个政治因素对民主政治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更加重视政治稳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确保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经济以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要“让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稳定下来。不论国际的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再次，政治行为要按民主和法制程序来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关键内容，就是既要发扬民主通过民主评议程序制定法律，又要健全法制通过法律的约束来保障民主政治的顺利进行；既要树立制度的权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行为，又要在法制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用法的过程与习惯、道德等行为准则不同，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的实施过程与国家机关高度规范化的职能活动紧密相关，法的实施具有特殊的运作程序与操作规则，因此要使法律得到切实的遵循就必须使围绕法律和制度而展开的独特机制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国内政治实践和国际上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则与制度程序引导，人民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稳定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总结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从而指出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制度化法制化。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具体表现为法律和制度，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
（四）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政治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在于基本政治制度建设与完善和政治体制的健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也必须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建设。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处于基础地位，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长期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具体政治体制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形式的可变性。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政治体制创新是政治发展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政权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地进行体制创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必须根据政治实践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体制的创新作用，是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选择。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的一切具体形式、具体体制都是完美无缺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就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有关。他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因此，“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而且他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这里所说的制度应该是政治体制。因此，如不认真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我们要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特别强调应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为此，邓小平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必须改革创新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既重视抓基本制度建设，又非常注意具体政治制度建设的配套，要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完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9页。
因此，必须重视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而且使法制、体制、机制“三位一体”。这是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不断克服传统政治体制弊端，从而在政治体制上为公民行使各项政治权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才能不断扩大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与民主参与意识，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来，从而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二、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影响，任何价值都是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言的，人们关于价值的认识和观点必须首先是以一定主体的内在尺度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价值取向是人与世界之间一种合目的性的关系，是人们关于价值的基本看法和总的观点。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其在政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追求效率与公平、民主与平等和稳定与发展的价值取向。
（一）效率与公平
政治制度的高效化与公平性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在邓小平看来，制度的创设与安排必须讲效率、讲公平，而其核心在于提高社会制度系统的总体工作效能，提高制度内在机制的灵活程度，这就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完备的政治体制的行为规范，通过法律来确立、保证政治制度的权限机制、行为机制和技术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总的效率”和公平上的优势。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效率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多的物质财富；所谓公平是一个涉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对现实分配关系与人们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是法权观念和道德功能的最抽象的表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它是一种实践的道德原则，按照一定的原则对于实践活动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调节。效率与公平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效率与公平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要求，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双重目标，能否恰当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1页。
“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l979年版，第120页。
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它使劳动具有了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的规模上进行，使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和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不仅会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物质条件。提高效率就是讲时间、讲速度，效率既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公平之所以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目标，不仅仅是因为它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还因为没有公平的效率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即公平是实现社会总体有效的条件。“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建构原则和价值理念，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追求公平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问题。首先，要实现决策科学化，这是富有效率的前提。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健全决策体制、发展决策科学，改变过去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盲目决策和互相扯皮、办事拖拉的现象，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其次，要实现政治组织和机构的现代化，要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机构设置合理，以便使各种机构和系统能够协调运转。再次，要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现代化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各种事业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总之，必须建立起高效率的政治体制，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效率和公平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生命线，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