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曾卓努力重建“人性”的时候，另一位有着同样命运的作家绿原，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着与生命本质的交谈，在冷静的心态中发出对热忱灵魂的呼唤，他的文字中渗透着对于真理的固守、对于昔日美好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断断续续的追溯和衔接，同样还包含着久长思之的对人性善恶的甑别。这是一个对文学与国家命运饱蕴深情的人，他书写的目的与动机，仅仅出于一份责任和良知，是早已存在了的使命。
“从绿原带有思辩色彩的表述中，仍可以看出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现实战斗精神的曲折体现，他的“坚信”即使是一种自慰，也带有入世的“英雄情结”。作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受难者，他们不可能有王蒙、郭小川那样的主人翁姿态，只能采取一种抵抗悲苦与绝望的低姿态抒情，是受难者对人性的权利和责任、理想与信念的坚守”？。绿原在“我们向歌德学什么”等评介歌德或涉及歌德的文字，连同我们已知的诗作“诗与真”、“歌德二三事”，最突出的重点就是保持自觉性和坚韧性，永远努力向上，不断奋进，不断超越自我“永远自强不息的创造生活”的“浮士德精神”，正如绿原所说“与其说歌德没有战胜‘德国的鄙俗气’，更应当说，‘德国的鄙俗气’终于没有战胜歌德”。在《我们象歌德学习什么》、《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等散文中，绿原也一再赞扬歌德为追求真理而不断奋进的人生态度，传承了上下求索真理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成为吸纳歌德笔下“浮士德”奋进精神的契合点。
二、“微笑”着呼唤与“冷峻”的超绝：人性艺术主体的重构正是紧承曾卓与绿原散文中展示的不同艺术个性，他们对同一艺术主体——“人性”也采取了不同的重构方式，依然形成了“微笑”着呼唤的柔性力量与“冷峻”的超绝姿态的刚性力量的对比。
1、“微笑”着呼唤“人的世界”
在遭受厄运的20多年间，曾卓以顽强的意志进行着他的“隐匿写作”，成为他度过孤寂、困厄的精神支柱。曾卓没有被苦难折服，相反，他始终用他平和的“微笑”承担精神的重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证词。他的精神特质中最显眼之处确在于“期待”与“追求”：对爱的期待与对自由的追求。对爱的期待是一种温情，对自由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理想。因为有了温情与理想，即使处于最不堪的逆境之中，曾卓也总是呼唤与歌唱着希望。
对爱的期待（温情）。牛汉称曾卓为“一个钟情的人”，是说他感情丰富、真诚，而且执着，甚至可以说离不开感情。人不能没有感情，但面对感情，有的人坚强些，有的人则有更强烈的需求，表现出更强烈的敏感。曾卓无疑属于后一类人，他不是一个能绝对忍受寂寞的人，所以，当他为自己的“温情”辩护时，他是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的。这种强烈的对感情的需要，其原因正如牛汉所说：“我以为这和他的身世和后来的生活经历有着深深的联系。……（他）幼小的心灵上落下一层对于人世的凄凉和屈辱的感觉……他很早就朦朦胧胧感触到了寂寞。”对于苦难，他是敏感的，尤其是在感情上，而越是这样，他对感情的需要就越强烈，对别人的好意也就越是容易感激，感情对他的支持作用也就越大。
在历经苦难和残酷的人生处境后，曾卓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但心灵很正常，仍在呼唤感情，感情在这里似乎意味着苦难之中的心灵慰藉与支持。“即使在文革岁月里，他仍在强调真正的艺术基于‘真挚的感情’，强调‘天然率直的、纯洁的、非矫揉造作的诗意’”。在阅读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时，曾卓发现那种纯真的柔情、柔和的爱仍然让他感动时，不由得感叹说：“他感动过少年时候的我，也使我现在还深受感动，虽然我早已到了生命的秋天。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有一点纯真的柔情”（《永远的春天》）。曾卓的这种温情与古典风格来自于“对生活的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激情，对生活的爱”（《美的寻求者》），因为热爱生活，所以他对世界与人总是充满温情与爱意，有一种私语倾诉的愿望。
对自由的追求（理想）。在散文集《笛之韵》（被收入《跋涉者文丛》）的总序中，曾卓明确指出：文丛定名为“跋涉者”，即指在人生的道路和文艺的领域跋涉。这也正暗合着曾卓创作的主体指向：始终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能更显示人的意志，人的力量。曾卓的散文《听笛人手记》中，曾卓以诗人的眼光选读了多篇外国文学作品，以诗的语言复述那些令他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无论是议论还是对情节的复述，都深深地融进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并将读后的心得提炼成叩人心扉、充满诗意的哲理，告诉人们“心中要永远有着明媚阳光的春天，秋天便弃你而去”，告诉人们“困难、挫折、障碍，在人生的长途中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一定不要失去对将来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阅读这样的一本散文，犹如走进一座森林，诗的意象处处弥漫于林中芬芳，哲理透过层层浓荫的阳光，直射人的心间，让人感到莫名的快慰，仿佛总有四个字跃然跳动在眼前：“拥抱生活”，表现了作家始终不渝地赞美生活、追求自由的理想。
曾卓着眼于用散文去讴歌和赞美，于讴歌和赞美中去呼唤和重建“真人”，重建“人的世界”，他的散文深层都是写人，写自己，写严酷时代的受难者在一场场政治风波中，从社会的中心被无情地抛置于社会的最边缘，尽管有困惑、不满，但并不自暴自弃，更没有走向沉沦，而是在艰难时世和危难处境中坚守人的本质，坚守人作为人的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虽孤寂彷徨，却无绝望畏缩，始终顽强执着地凝视远方。
2、“冷峻”的超绝展示人性的坚硬
同是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艺术记录和表现，绿原与曾卓表现出了不同，绿原是一个“苦难的发掘者”，他专注于发掘苦难带来的心理深度，从这一点上挖下去，出现变形的意象，给读者带来颤栗的感觉，显示了他“理胜于情”的凝练和思辨。绿原所面临的不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构思，而是对于一场苛刻的历史拷问的交代，时代的纷争和艰险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在散文《〈人之诗〉自序》中，绿原这样说：“这个美妙的比喻不也可以借喻社会主义国家的诗人吗？不过，我们被绑上的铜罐是对人民、对祖国的责任感，炙烤我们的烈火是人民和祖国在艰难险阻中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没有这个‘铜罐’，没有这团烈火，我们又怎么能够跳舞呢？我们又何必要跳舞呢？”？绑着铜罐跳舞，对于绿原来说非常贴切。回想绿原在被囚禁于监狱的七年里，他深深体会到世界与人构成的是一种对抗，人是孤独的，人不能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援，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去抵抗荒谬与虚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最痛苦、最难以忍受的煎熬之后，他告诉自己，“不能让苦难把自己给毁灭了，要自己救自己”，为了不至于精神失常，他通过读书学习来度过没有尽头的囚禁岁月，排遣忧伤和纷乱芜杂的思绪。他以坚强的毅力自修德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原著，后又成为著名的德语翻译家，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他长年在孤独中作冷静的思考，体现出深沉的思辩穿透力。
走出监禁牢狱之后，绿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主要追寻个人人生的历程或纪念友人，如《我怎么学的德语》、《初记阿垅》等，或冷静而深沉，时见反讽的锋芒，或真情款款，语言炽热，几近催人泪下；此外，绿原也创作了一些文艺评论（随笔散文），探讨艺术创作规律或宏扬某种艺术观念，如《〈人之诗〉自序》、《诗与散文》等，理论深入浅出，启迪人智。不可忽略的是，无论在绿原的诗歌或散文创作中，他都写出了苦难逆境中的极度绝望和痛苦，也记下了对苦难的抵抗和思考，这是人的高贵的灵魂对于苦难的超越。不同于曾卓，绿原这样做是“直面痛苦”、“直面惨淡的人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凸现出其艺术个性的刚烈和硬朗的一面。
进入绿原不同时期的创作文本可以透视出他一生的坎坷曲折，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都围绕着生命哲学来展开，勾勒出他心灵苦难历程的轨迹。随着一路漂泊的人生境遇，绿原不仅刻骨铭心地经受了祖国山河破碎的惨痛，感同身受地体验到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同时，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敌精神，更是点燃了他心中最真诚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愫，他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坚强和爽朗，而是付出了代价而明白了自己的。绿原在他的《绕指集》中写了一篇文章《我还年轻》，用李又然的“革命者是没有年龄的”这句话，映照了自己对于革命的执着，真实记下了自己忘掉年龄勇往直前，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愿意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性的绿原，知性的绿原，理性的绿原，看到了他的丰富复杂，他的斑驳陆离。
三、“温情”诗意与“战斗”思辩：人性艺术的不同抒写曾卓与绿原对“人性”主题的重构方式不同，从而也呈现出他们不同的艺术特色。由于曾的柔性，从而呈现出诗意般的“温情”色彩，而由于绿原的刚性，使之呈现出“战斗”式的思辩色彩。
面对苦难，曾卓没有完全真正绝望，而是怀抱着大希望，经过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对自我不断的搏斗，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对爱、生命、希望与理想永远张开双臂，即使世界充满了苦难，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可以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共渡难关。曾卓正是体现这种古典精神的人，他的作品情调多半是温和的，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期望，且看他的散文《爱的童话》，这篇散文是曾卓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夜行的驿车》所作的分析与思考，然而就是这种本应为评论的体裁样式经曾卓的抒写润色后，却也变成了“温情”的赞歌。作者根据《夜行的驿车》所提供的情节来谈巴乌斯托夫斯基所理解的和想象中的安徒生，说“如果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有理由的。不过作者所追求的，是表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是那样一种境界，在那当中使读者得到感情的净化和灵魂的澄清。这一旅途上的过眼烟云的爱情，没有使我们感到轻佻和无聊，而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而且喜爱了安徒生的诗人的性格，我们在一点淡淡的惆怅中却体会到了爱的美丽和人生的严肃”。这是何种亲切而感人、温暖而慰藉的抒发，让我们从中体悟到多少希望的力量；甚至于从曾卓的散文题目这一表层似乎也可以看出他温情的书写方式，如《胡子与微笑》、《热爱生命》、《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等，无不渗透着作者“诗意”一般的理想、爱与期待；他的语言是轻灵而充满激情的，弥漫着一种纯真的诗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渗透，忠实纯真的感情，暗合着他的诗人身份，他的许多散文，如分行写出来，就是诗，很好的诗，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的感受和感情，那里面体现着他对生活的态度，渗透着他本人的思想、气质、生活积累、审美水平……他的悲剧渗着温暖的泪水，他的欢乐又蕴涵着苦味的胆汁。
而绿原的描述带有思辩色彩，显示出入世的英雄情结。绿原散文多冷静、轻松和睿智，与曾卓散文相比，有着更多的理性审视，而不是热情的讴歌和赞美。他新近的散文集《半九别集》中有篇短文叫《勤奋说》，绿原认为，人生苦短，人对于时间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人首先应爱惜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勤奋刻苦地学习，因而“勤奋”就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感悟”，这也对我们现代青年在读书、工作与生活中所应采取的严谨态度作出了理智的诠释。同时，《半九别集》这部集子中还参入了对友人的深情回忆，令人无限感动。尤其是《致曾卓》这篇短文，这是向一个面临死亡的老友，直陈人应如何尊严地面对死神的降临，并从容地走向安息，它智慧地指明“死亡的虚假本质”。用这样理性而冷静的方式和文字来安慰一个热爱生命却即将离开人世的人，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生活中都是非常独到的。无论绿原的“勤奋”启示说抑或感怀友人的“直面死亡说”，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战斗般思辩的哲学方式，强调意旨的哲理性内涵，是作家面对人生的具体形态时，以一种哲人式的态度参透人生、领悟生命本质意义的结晶。绿原的散文似乎“驳杂”，但并不混乱和芜杂，他的散文从整体上看，仍有着其内在统一的东西。从散文表达方式上来说，对于自己所遭受的那场政治“飓风”的反思，特别是对“飓风”中失去的人间“真”和“美”的呼唤，他的表达常常带着冷峻的批判，初见反讽、理性的锋芒，与传统文学中的“发愤说”有着难以言说的相通之处，是社会现实环境和苦难的人生际遇对作家心理的压抑所产生的反抗。有的作品更有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的感觉，如散文《我的这个名字》中，针对八十年代初，西北某省作协出了一个大型文艺刊物，由当年领衔讨伐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某大作家赫然题字“绿原”一事，他说：“我的不健康的想法是：当年众口唾骂这个名字，就说是不了解真相吧，而今经过平凡，照说了解了，不再骂了，好歹也就是了，怎么转而用它做起刊物名称来了，存心抹煞它原来代表的那个人，岂不是变着法儿，继续维持当年‘全面彻底干净消灭之’的政治效应么？”？初读这段话，不禁莞尔，但心里却有些沉重，作家幽默的笔触中蕴藏深意。
正是一种难以移动和扭转的非常韧性的根，深深地扎在生命的底层里，使曾卓和绿原的文字坚强顽固。由于日复一日的探索和长久的感悟，他们终于触摸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并让哲学的气脉将一切对“人性”的重建贯穿起来，这就是生活所能给予他们的最高报偿。
在这些回忆和感悟的文字中，我们仿佛看到他们伸出执拗的手指去寻觅隐含在字里行间尽可能有的秘密，即使面对自身的怯懦与缺陷，他们也进行着认真而苛刻的辨析，这是严肃而痛苦的工作，是一次解构，一次领悟，一种带着强烈痛楚的剖析与回顾。当芜杂的枝蔓被撩开，当陈旧的尘埃被拂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饱含汁水、鲜亮动人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