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借鉴历史，对吏制进行改革，他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不但避免了权臣专权的现象，而且有利于加强皇权，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太宗李世民于贞观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便在隋制的基础上使各项制度得到发展，到了贞观朝，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更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皇权。
唐承隋制，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管行政，长官称尚书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下统六尚书，凡庶务，都聚在一起商议决定，设左、右仆射一人，是尚书令的副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不是决策机构，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中书省掌军国政令，辅佐皇帝而执大政；长官称中书令，下设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门下省，掌管出纳王命，总典吏职，辅佐皇帝而统大政；长官为侍中，门下侍郎，是侍中的副职。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在这其中又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太宗朝，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太宗启用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不常设，人数也不做限制，名目也没有统一，也没有形成制度。此后，以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名称逐渐趋于一致。贞观八年（634年），任尚书仆射的李靖因病辞职，太宗下诏令命李靖病情如果稍有好转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隔两三日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职权，参与朝政决策。“平章事”的名字从这里就叫开了。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诏令李绩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中书令、侍中官居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说与中书令、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同三品”之名也因此而叫开了。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固定名称了。太宗采取这样的措施委任朝官有三点好处：第一，原有三省长官的人数有限，以各种名目增多了参政决策的人数以后，在议政时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二，任用一些品位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这些人地位低，势力弱，便于驾驭和控制，既有利于任，也有利于罢；第三，参与决策的人员增加，使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权臣专权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皇权。
随着太宗这一任官措施的实施，尚书、左、右仆射的独尊地位自贞观末年起便开始动摇。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太宗还改革了许多制度。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能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有利于李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稳固。
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他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他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太宗通过对吏制的改革，使朝政清明，国事顺利，这些都有利于政令上传下达的贯彻执行。吏制清廉，百姓安居乐业，李唐江山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盛世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