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引发“二·二八”事件的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等六人，于“二·二八”事件平息后的3月31日，以杀人及伤害案件被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判处误杀路人的傅学通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打伤林江迈的叶得根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公权3年；其余4人无罪开释。同年5月17日，傅学通上诉最高法院，获得改判10年，而叶得根则维持原判。但这项追究罪责的判决并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众多受难者的平反。而时任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的陈仪，于1948年春被调任浙江省主席。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历史上影响深远，其实纯属官逼民反，是台湾同胞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的群众性自发斗争，是反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同时期大陆国统区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爱国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同时，它“既是抗暴，反对腐败政治，又是骚乱；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义性与非理性的成分。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双重性。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地掌握事件的性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并评价它的善后处理”。
“二·二八”事件后，1947年年底，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于是向蒋中正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副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1948年2月，这支以蒋介石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为基础的“台湾警备旅”，浩浩荡荡来台成军。为保卫台湾这个逃亡的“避风港”、未来国民党政府的“复兴基地”，“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个步兵师。
为有计划地向台湾转移，放弃大陆，除在台湾设立警备旅外，在人事上蒋介石也做了一些安排。
1948年8月1日，任命王逸芬担任财务署第12收支处（台湾）处长。此项任命可显示，蒋在1948年的6月至7月早已在部署台湾的退路。王逸芬为湖北咸宁县人，生于1907年，逝于约1971年。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需学校，1941年至1948年任职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的军需部门，从团、旅主任到师军需处长，追随俞济时、石祖德，算是蒋介石“官邸”的亲信。1949年至1950年1月底，王逸芬在台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台北财务署的金库，并且监督把400两一块的金砖，在台北铸为1市两重的小条，即“小黄鱼”，发放给忠于蒋的国民党军队；另外还要到各地接洽金银运台湾或算账。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同乡——作者注），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受到蒋的高度信赖。
12月15日，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2月29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不久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8年5月13日，陈诚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后赴上海割治十二指肠溃疡。10月，因国共双方在锦州展开攻防战离开东北，并且辞去参谋总长军职，接受蒋介石建议来到台湾，住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12月29日，正在养病的陈诚，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人事派令。在电文中，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
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与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但与陈诚交恶，有任台湾行政长官职务的意图。但蒋介石认为周野心太大，对其不但是私衷里不信任，而且厌恶至极。而对陈诚，不仅信任有加，而且在大陆易手前后，甚至倚为救命的稻草。
陈诚，浙江青田人，出身于保定军校，东征期间因为惠州战役受到蒋介石赏识，33岁就当上了军长；其妻谭祥为谭延闿之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延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28岁钦点清朝的翰林，三任湖南总督，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而且书法名满天下，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与蒋介石夫妇交情甚契，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即为介绍人。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去世前把小女儿谭祥托付宋美龄，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其物色才识卓越、前途远大的乘龙快婿。后来，蒋氏夫妇从胡宗南、陈诚两位人选中最终选中了陈诚，做媒将干女儿嫁给了他。但陈诚为有妇之夫，其原配夫人吴舜莲为旧式裹足家庭妇女，在外求学、从军多年的陈诚对其毫无感情，即使回家也是独居一室，拒绝与夫人同室共寝；吴舜莲曾因不堪冷落而用剪刀自杀过，其婚姻可谓名存实亡。陈诚便托同乡前辈、吴舜莲的哥哥等人，出面进行劝导，要吴氏同意办理离婚手续。淳朴、老实的吴舜莲，在各方劝说下只好同意离婚，并决心终身不再婚嫁。当时她只提出了一个可怜的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婚后，宋美龄的这个干女儿便成了蒋介石和陈诚紧密合作、相互信任的一种推动力。而每当陈诚在人事关系上遇到麻烦时，谭祥也亲自出面到干妈宋美龄面前说情表白，使之化险为夷。
诸多史料都认为，陈诚堪称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自投身黄埔以来，一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核心骨干，追随其左右，达半个世纪之久。陈诚也是少数国民党高级干部中，敢于在蒋介石面前讲真话的人。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其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当为主要原因。在台湾时期，陈诚更是蒋介石治理“党国”的途程中，不可或缺的头号旗手。设若蒋介石没有陈诚在危急存亡之秋伸以援手，化险为夷；在局势稍事稳定后，假使没有陈诚从旁匡辅，将一团乱麻的军政事务一肩挑起，那么，不仅蒋氏个人的政治生涯将发生丕变，即便是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的历史恐怕亦将改写。国民政府接手后的台湾，由于受国共内战影响，旧台币也贬值相当严重：1948年1月19日，台币对法币（当时已巨贬）之汇率为1：95；5月17日，台湾银行发行500元及1000元大钞；新台币发行时（1945年6月15日），1元新台币就可兑换4万元旧台币。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总资产1.2亿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而当时金圆券1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陈诚接受台湾省主席任命后，与蒋介石商量，需用一大笔金银“现金”，向台湾购买米糖及台币，借以稳定台湾基地的经济金融，以避免大陆黄金挤兑惨剧在台重演，台湾被通货膨胀的巨啸所冲毁淹没。那么，这批金银“现金”从何而来呢？
1948年3月16日，中国文物宝藏600箱由上海运往台湾。
11月10日，傅斯年、王世杰等决定将伦敦故宫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图书馆之珍贵文物运台湾。
12月15日，国民政府派机赴北平接出胡适等学者。
与此同时，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
一场创世纪大迁徙，已拉开了帷幕！
1948年11月中下旬，国共战争情势剧变，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京沪苏杭震动。此时的蒋介石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保存在上海中央银行的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那么，在这河山变色、乾坤易主之际，蒋介石又是怎样部署，瞒天过海，偷运这些“深染两岸人民血泪”的黄金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