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至1950年200万人迁徙到台湾的过程中，最终沉没的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其时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而那些有关太平轮的离散记忆，勾勒出的却是一场大迁徙的轮廓，一个大时代的故事。时间，让我们先从1948年说起。
有道是“忙人起五更”，天刚蒙蒙亮，“玉壶春”茶馆的老板黄士忠就已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了。
“玉壶春”茶馆位于老上海的城隍庙附近。在1948年，老上海大大小小的茶楼有数百家之多，仅城隍庙一处，就有大小茶楼几十家。“上海茶楼甲天下”，在20世纪上半期，茶楼是“十里洋场”的一个缩影。
因茶客不同，上海茶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高档茶馆，如一乐天茶社、仝羽春茶社、如意茶楼、聚宝茶楼、青莲阁茶楼等等。这类茶馆的茶客基本来自中上流社会，大多为显贵要人、社会名流、文人学士、阔老商贾以及在社会上已有地位的大流氓头子、帮门会道头子，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流。这类茶馆大多处于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楼房高大，无论外部装潢还是室内装饰都比较讲究。茶室优雅，窗明几净，并布置有内室、雅座，专供显贵要人、阔老、大亨们品茗议事和社会名流会友。当然，茶资也高出一般茶馆若干倍，甚至几十倍。
另一类是低档茶馆，数量特别多，遍布街市里弄，其中最多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馆。这类茶馆，仅设几张破桌破凳，条件比较简陋，光顾的茶客多为社会的下层人物、普通百姓，其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游民、无赖、地痞。这些茶馆从清晨开门营业，一般到晚上九十点钟即打烊关门。每到中午，就有一些串街过巷箍木桶的、修雨伞的、磨剪子抢菜刀的、锔碗补锅的、摇拨浪鼓的、收破烂挑高箩的小商小贩以及走坊郎中、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前来光顾。他们经过一个上午的走街串弄，来此歇脚，泡上一壶廉价的热茶，掏出干粮，边吃边饮，说笑逗趣，传播着走街过巷所听到的各类消息，看到的奇闻怪事。
旧上海的各类茶馆都是新闻集散地，消息特别多，故而报社的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经常光顾茶馆。有的记者，尤其是晚报、小报的记者在茶馆听到消息、趣闻后往往当场在茶馆草就文章，直接送往报社夜班编辑处。许多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就是这么炮制出来的。而巡捕、侦探不仅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线索，有时就干脆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所以在旧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不过，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旧上海的茶馆以茶招徕顾客，但是，茶客中除一些有闲老人专为品茗而来外，绝大部分是以茶楼为场地进行各种活动的。最常见的活动一是等待雇工的，就是把茶馆当“劳务市场”。还有一种是做交易的，这是把茶馆当作“交易市场”。这批人是繁华地段茶馆的最主要的一批茶客。每日清晨，如布业、糖业、豆业、钱业、丝业、茶业……各行各业的大商人们都到城隍庙的中高档茶馆晤面、应酬，通过吃早茶谈交易，达成一笔笔的买卖。
旧上海的茶馆除是新闻集散地、各种活动场所外，还有两件当年其他地区茶馆所不会有的怪事。一是妓女联袂来拉客。当时昼锦里的一林茶馆、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口的同芳居茶馆、怡珍茶馆都是妓女们聚会拉客之处。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商品意识强的外国人见茶馆是中国人常去的场所，当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赚钱机会。最早是日本人在光绪初年开办“东洋茶馆”，以销售日本茶食为主，后来渐渐添入色情成分成为变相妓院。后来，此风蔓延，上海的一些茶馆为了赚钱招徕顾客纷纷效法。二是兼设烟榻吸鸦片。像洋泾滨附近的丽水台茶馆、南京路的一洞天茶馆就设有烟榻，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这几家茶馆生意因此特别兴隆。“玉壶春”茶馆是一家中低档茶馆，和当时众多的普通茶馆一样，主要是为茶客们提供一个劳务、交易场所，此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门面和老板黄士忠一样朴实，门口挂着的招牌上书有“玉壶春”三字，笔力遒劲、厚重，是店内常客、说书艺人孟老先生的墨宝；门两旁贴着的一副对联，在当时也是流行至广的：“求名忙，求利忙，忙里偷闲，喝杯酒去；为工苦，为农苦，苦中作乐，泡碗茶来。”至于店内陈设，也是比较简单，桌凳茶具，虽然旧些，但都擦拭得非常干净整洁。因晚上为招徕顾客设有书场，在茶室正中靠墙一面砌有一个小坛，是为应聘的评弹艺人、说书艺人的表演之处。
“玉壶春”茶馆对黄士忠而言，也算是祖传的产业，由其祖父辛苦创业并发展壮大，其父黄老先生继承后达到鼎盛。但到了抗战时期，因黄老先生不愿参加由日本人操纵的上海商会，而被日本人杀害，家产也被抄没，黄家由此家道中落。到黄士忠兄弟那里，除了一把能代表“玉壶春”曾经辉煌历史的祖传的小金壶外，黄家基本上一无所有了。
三十出头的老板黄士忠是一个颇有追求的人，不像一些情趣干枯的俗人一辈子蝇营狗苟，像蛆虫一样生活。他十几岁起便在父亲的店里做小堂倌，练得一手冲茶的好手艺，在十里洋场也堪称一绝。给茶客冲茶时，他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出奇的是从无一滴水洒落下来。其动作之迅速，注水深度之准确，实在令人叹服。有时他还会兴之所至，表演一些诸如“苏秦背剑”“翻山越岭”之类的花式动作，这些都是真功夫，博得了茶客们的阵阵掌声。对一些老茶客，他都能熟知谁爱喝什么茶，届时，不等茶客开口，他已在茶客的茶壶或茶盅里搁下其所要的茶叶，绝不会搞错。所以至今一些老茶客谈起那时的黄家茶馆来，仍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神往不已。但可惜，现在的黄老板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门冲茶技艺至多也就是在茶客强烈鼓动下偶尔表演一下，已失去了经济效益，而且那把名贵的大铜壶也早在战乱中“丢失”了。
虽然时下战乱频仍，经济普遍不景气，“玉壶春”经营惨淡，但黄老板对未来仍充满希望，决定重振祖业雄风。
有追求的黄老板同时继承了祖上善良正派的秉性。管子云：“善人者，人亦善之。”黄老板笃信此道，在茶馆的正堂上就挂有一副对联：“因时下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遇事凭心，行善受善，行恶受恶。”借此，黄老板表明自己为人处世的心迹，那就是以善意来揣测人心，以一颗善良之心拥抱所有的善善恶恶。善良虽然于利益而言，不能立即“折现”，但却使黄老板拥有一个很好的人缘。
但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茶客中有许多好友，比如说书艺人孟老先生和米店老板张大头，就曾劝老黄不要太善良，对别人不要太大方，否则早晚要“吃大亏”。对此，老黄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弟弟黄士孝这样说：“自己善良才能够感知世界的美好，阴谋家的四周永远是暗箭陷阱。心怀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蝇营狗苟者永远是一惊一乍，提心吊胆。逍遥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中；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扣扣索索，嘀嘀咕咕，这样的人至多像蚊虫一样嗡嗡两声，叮别人几个包罢了。”
在世俗人情面前，黄老板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摆脱。有人劝他迎合时尚，在店内设烟榻供茶客吸鸦片、收留妓女拉客，以增加收入，都被他婉拒。
黄老板虽然内心善良方正，但处世又不失灵活，有时甚至忽而自我膨胀，忽而又自我缩小。他如此扭曲自己的心灵，或可解释为险恶处境下委曲求全的悲凉心理的流露，抑或是远祸自全的韬晦之计。因为在“十里洋场”，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黄老板每天都要跟形形色色的茶客打交道，诸如官员、军警、商人、皮条客、二流子（上海人称地痞、流氓）、剪绺客（上海人称小偷）以及蜂拥而来的难民等等。几乎每天他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件，诸如敲诈、抢劫、坑蒙拐骗、斗殴等等。脾气暴躁的茶客有时两句话没说好，就如炮仗遇着火柴一般“哔哔剥剥”地吵起来。这时也总是他出面圆场才可平息。生逢乱世，老黄的练达竟使他在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中混了个好人缘，因而处理一些事情竟也游刃有余。
黄老板的母亲和孩子在抗战时期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现在老黄的亲人仅剩下相依为命的妻子和二十刚出头的弟弟。
妻子黄严氏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女性，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受人尊敬。她嫁到黄家的时候，黄家已家道中落，生活较为贫困，但她却能安然面对，并不感到困苦。治理家庭，她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饭菜虽然不是很丰盛，但总是做得精细又有味道；衣服不论新旧，都一定清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得整整齐齐；房舍虽然简陋，但一定清扫得干净整洁；一言一行和日常起居，总是和悦从容。
“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秋云啊，真是一位好妻子！她的温柔，她的贤惠，让人无法绝情。”黄老板不止一次这样感慨道，“居于乱世，我为生存身心疲惫，但看到秋云一脸的淡定从容，也就忘掉烦恼了！让我不因为财富多少、地位高低而焦虑，这应该是妻子对我最大的帮助吧。”
因时局动荡，生活艰辛，黄太太近来身体显得非常孱弱、单薄，夜里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有时她梦见解放军和国民军在上海展开血战，双方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上海到处都是白花花还在冒血的尸体和嗡嗡乱飞的蚊蝇；有时她梦见茶馆倒闭，她和丈夫、小叔夹在逃难的队伍里步履维艰；有时她又梦见自己染上了重病，躺在丈夫怀里，泪流满面……
“唉，内战什么时候会结束啊？国家什么时候才太平呢？都是骨肉同胞，自己人打什么呀？”黄太太虽然不懂政治，但她的胸怀却远比这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世界宽广多了。“士忠，”她对自己的丈夫说，“现在生逢乱世，生存这样艰难，作为一个女人，在我死后，有你能够安葬我，我这一辈子也就非常幸运了！”“不要胡说……”丈夫急忙制止她，眼里却热泪盈眶。
用智慧的心感悟生活，用感恩的心善待一切，用知足的心享受人生。这或许就是黄太太的人生信念吧。
弟弟黄士孝二十出头，父母被日本人杀害后，兄嫂就成了他最近的亲人。和哥哥一样，他秉性勤劳、善良，为人非常热心，有很好的人缘，处世灵活，喜欢冒险。几个月前，他从一具流浪汉的尸体旁，捡回一个小男孩，并让哥哥接收他为店内的小伙计，二人也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小男孩名叫毛毛，十一二岁年纪（具体岁数他也记不清了），身材细瘦，因为瘦，个子显得高些。他的四肢又细又长，肋骨一根紧挨一根，都凸在外面，就像搓衣板。他的脖子也很细，高高地顶着脑袋，直让人担心它会掉落。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上海，长着猫头鹰般眼睛的小个子中国学者——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处理一大堆的社会难题，这或许没有一个西方市长能够体会得到。他本人也曾认为，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了。例如，如果说酗酒在上海还不算社会问题的话，那么拥有10 万之众的吸毒者总令他忧心忡忡。为此他发起了一场自愿改良运动，但只有6000名瘾君子到警局登记，其中包括一些电影明星。后来又出台了户长连坐法，意味着如果有人在某户吸毒，户长也将被投进监狱。这比以往的任何措施都要严厉， 但一些吸毒者却宁可卖掉自己的孩子乃至没吃没喝，也不肯戒毒。毛毛本来家境不错的，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迷恋吸毒、赌博荡尽家财而被卖掉的。他在买主那里受尽虐待，后来瞅机会逃了出来，在街上流浪。为了填饱肚子，他要过饭，当过小偷，做过童工，玩过杂耍卖过艺 ，后来碰上了比他大十几岁的流浪汉阿强，两人便相依为命，搭伙谋饭吃；晚上则和其他乞丐、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样，每夜死人一般躺在大街上。在毛毛的流浪史中，仅有一次吃饱饭的记忆，那是阿强给一些富人和闲客当靶子，躲在模具后面，仅露出头脸，供人投掷蛋糕取乐。然后鼻青脸肿的阿强和泪流满面的毛毛吃了唯一一次的饱饭。然而饥饿始终不放过他们，最终生生夺去了阿强年轻的生命。
阿强是饿死的，死的时候腹部鼓胀，死不瞑目。毛毛抱着尸体哭得昏天黑地，因为饥饿，几度晕死过去。这一幕情景，恰被黄士孝看到。
毛毛被士孝背到茶馆，士忠急忙让黄太太拿来饭团和汤水。毛毛睁开眼时，看到眼前有饭在晃，急忙拼出全力，抓到手中，饿蝗投禾一般大口吞咽起来。见此情景，黄氏兄弟不由笑了。“狼恶虎恶，抵不上饿恶。饿病易治，一饭就活啊！”士忠笑道。
就像被丢在荒凉僻远的戈壁沙漠的种子得到了雨露，毛毛找到了亲人的温情。在黄氏家人的精心照料下，虽然长期流浪使这个早熟的孩子很难轻松起来，但也慢慢恢复了元气。因为士忠夫妇暂无儿女，便视他为己出，并送他去学校读书。这样，毛毛也成为黄氏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且与士孝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天已大亮，黄老板的家人也已相继起床了。黄太太烧锅做饭，准备茶点；黄士孝外出买茶；小伙计毛毛则被安排到米店老板张大头那里去买米；黄老板则招呼客人。此时，茶客们也陆续到来了。
玉壶春茶馆有几位常来的客人，几乎每日必到。第一位便是那位给玉壶春题字的说书艺人孟老先生。
孟老先生曾经做过学校教员，诗词歌赋、吹拉弹唱几乎无所不通，但常感怀才不遇，后来弃职，在一些中低档茶馆里靠说书谋生活。其实，对他而言，说靠说书谋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自己。
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那些终生被缚面对幻象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的人生因愚昧而快乐，因平和而安详。而那个曾经爬出洞穴撞见阳光的人，则变成了疯子或先知，从此不得安宁。不管是从黑暗进入光明，还是从光明回到黑暗，他的眼光或心灵都会极不适应，经历一度可怕的眩晕，一片盲目天昏地暗。柏拉图描绘的这种“灵魂转向”的经历是令人痛苦的。在凡人的内心，则无异于精神崩溃。目光深邃阅世深刻的孟老先生，在内心深处就有这种“灵魂转向”的恐惧与痛苦。他似乎看到了生命本相那束刺目的光，被深深地刺痛震惊了，往往在一人独处时会感到极度的恐惧与痛苦，精神混乱甚至崩溃。其实人的心理就像是弹簧，压制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弹；如果一旦失去弹性，他往往就会走向崩溃。孟老先生现在还在挣扎的一个原因，便是竭力维持这种灵魂的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