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总愿意和丈夫共商家政。家庭的点点缕缕的乐趣，就在这共商之中。这天家里运来一只又长又大黑熊似的沙发。贵岚问这是怎么回事。马蹄疾说一个朋友买了这只沙发，朋友的妻子不愿意要，朋友就叫马蹄疾买下，反正二三百元钱，马蹄疾拿得出。但问题不在于二三百元，在于这黑压压的大家伙横陈在窄小的过厅里，又难看又横行霸道的。人家的妻子不愿意要，你的妻子也不愿意要嘛。天天回家看见这个叫人不快的“大黑熊”，就有一种压迫感。即使是你的保姆，你也得体谅一下她的心情嘛。贵岚的心里就是有一种怎么也排解不开的压迫感。生活那么艰难的时候，她挺得过来，勇士一般。现在，马蹄疾一本书一本书下蛋似的出个没完，而且还有那么那么些书要写。两人的文化相差日大。人家一见她就说。这是马蹄疾的妻子，而不是说她是薛贵岚。她干吗是马蹄疾的妻子？她就是薛贵岚嘛！她要完成她的目标，她不愿仅仅作为马蹄疾的妻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不是那种只想依赖男人的妇女。那样的妇女，巴不得丈夫写更多的书，扬更大的名，赚更多的稿费。不，马蹄疾的书越多，她压力越大。她觉得两个人的价值的砝码相差太大，她心灵的天平倾斜了。
偏偏有的女性把马蹄疾看得很高，“人往高处走”，以开放年代的解放精神只管向他们家走来。有的走向贵岚的儿子，有的走向贵岚的丈夫，总因他家条件好，总因马蹄疾的学问好。可是，她们明明知道贵岚不愿意，她们为什么还要找老马？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他？一想起那个眼神，就叫人受不了！就绝对不愿意在自己家里再看见她们！
贵岚呀，只有你和马蹄疾亲密无间——无间就是无间隔无缝隙——那是任何别人也走不进你们两人之间的。还有比马蹄疾更可靠的吗？
贵岚是知道马蹄疾对自己再好不过。可是，她就是受不了“她们”那个眼神。
贵岚头痛，睡不好。马蹄疾要是上京出差贵岚更睡不好。不过她染了发，又穿着马蹄疾不惜工本地从上海、广州买来的这样那样的衣服，她看上去又娇小，又年轻。马蹄疾又给她从深圳买表，买高级眼镜。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让她和他保持心理平衡。然而她还是有一种连着深深的自尊的深深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然而马蹄疾多么需要一个宁静、平和的家庭气氛。这是他得以专心研究学术的基本生存条件。他希望他能以利他主义，以自我牺牲，不断完善家庭的调节机制，来保持家庭的恒温。
“人也很难做的。”他对我说，“我人前人后不说一句隐瞒我妻子的话，这样，她就能对我放心了。”
他直直地瞪着我，无望而又希望我能给他什么方法。我已经和贵岚谈过了。我已经一无办法了。我垂下头去，看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行美人。马蹄疾又从书柜里抽出一本《裸体艺术论》。人体的美是最美的。他说。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55年8月初，胡风被带走前，在小儿子脸上吻了一下，深深地祝他做个好梦。然后胡风被人用黑布蒙上了眼睛，用麻绳绑缚着双手，送进监狱。十年后他在狱中思儿，写诗：《梦赞》。
马蹄疾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的绍兴老家有个小名叫毛毛的邻居姑娘，在纺织厂做工。毛毛每月拿到三十多元工资，就送来几元钱叫他买书。毛毛毫不怀疑自己可以养活他，更不怀疑他将来定有出息。在越王勾践点将练兵的越王台前，毛毛静静地听他讲绍兴的人杰地灵。她有了一个工人“不应该”有的——思想。1957年反右开始。毛毛在厂里贴出一张大字报，于是被打成右派。当右派，几乎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偏偏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工人“破格”当了右派，而且被发配到萧山县当农民。真是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后来，1961年马蹄疾调到北京工作后，写信告诉毛毛。毛毛回信说，你现在已在京工作，我们两个一天一地了。我生活挺好，准备找一个农民结婚。我们两个的事就此了结。马蹄疾急急地又寄去一信：我不能忘记我们的感情，我要找你把结婚的事商量一下。这次马蹄疾等了三个月才等到毛毛的回信，撕开信封，抖开信纸：“……我已和一个无知的农民举行了婚礼。我这是在婚礼举行完的当晚给你写的信……”
当年马蹄疾备尝失去毛毛的痛苦，如今他“纵容”儿子们早恋。我说儿子太年轻就结婚，看不准人怎么办？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看错了就离婚。爱情若不能不断更新，婚姻本来就不能一劳永逸。家庭的裂变是社会的进步。
小儿子还在上高中，女同学的来信、照片都放在马蹄疾那里。因为小儿子和马蹄疾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看到小儿子书桌玻璃板下，美人一个更比一个美，选美似的。还有一张香港“无线”推出的影片《求爱敢死队》的五个泳装姑娘。马蹄疾说，人类的完全解放包括性的解放。
我顺手拿起一盘小儿子的录音带《不稳定的爱》。录音机里响起了年轻的声音：
我开始对自己说话，
说些自己也不懂的话。
身旁的七个数字之后，
只是冰冷的回答……
小儿子确实很新潮，说了，家里为他存的钱他将来一分不要，所以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来苦读。
大儿子二十岁时，马蹄疾就帮他找女友。一个不成，赶紧补上一个，生怕他独自感伤。所以儿子今年才二十三岁，就结婚了。如此着急让儿子结婚，了却心事，却又像封建社会的男大当婚，父母包办。这个包办，指的是从候补人选到一应物质基础。我从沈阳坐火车到鞍山，特意去看看他大儿子的新房。一进门，眼睛一亮。迎面是那种大约一两千元的CASIO电子琴。淡雅的组合柜上，大彩电、录音机、音乐钟、化妆品，时下“该有的”都有，席梦思床下还有一大卷花地毯尚未铺起来，因为还没正式举行婚礼。贵岚说，二百六十元的床罩还没铺呢。是啊，拐角沙发也蒙着布。门口一边有个大冰箱，另一边是洗衣机，都罩着白色透明的塑料套子。还有鞋架、窗帘盒、高压锅等等一应俱全。家具是马蹄疾去选购的。墙是马蹄疾刷的。钱当然更是马蹄疾准备好的。整个新房便如罩在一个塑料薄膜中的温室，温暖得使人疲软。我禁不住对马蹄疾说：我总的感觉是——不用再奋斗了。
马蹄疾竟是跟着我的感觉走，说，假如没有战争，儿子可以很好地过一辈子了。他自己年轻时太穷苦，不能让儿子再苦。现在年轻人还有个比的问题，总要和现在的水平拉平，还要略胜一筹，不能让儿子的精神受挫伤，也不能让他们以为爸爸是要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我想，马蹄疾若不是年轻时受尽挫折，就不会有他的伟大“轮胎说”，就不会有马踏飞燕的马蹄疾。
马蹄疾自己很清楚，新房东西买这么全，是希望孩子家庭美满，是创造条件使家庭稳固。新房里迎面挂着马蹄疾为幸福的新婚夫妇写的条幅，是台湾电影《昨夜星辰》中的话：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另有一行小字：“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整个儿一个中国人。
他的做法和他的婚恋宣言反差太大。怎么解释？他倒又能自圆其说：我们的家庭观，在儿子这一代也不可能有多少改变。
大儿子老实本分，在单位里是先进，在家里是个爱爸爸妈妈的好孩子。爸爸妈妈自然爱他。儿子婚前，爸爸妈妈或是两人一起，或是轮流着每星期日坐火车到鞍山，给他送吃的，给他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马蹄疾自己没有闲暇，也从未陪贵岚去过一次沈阳的北陵公园。这次我在沈阳，他号称陪我去北陵。刚走到北陵雄伟的正红门前，他却来个戛然而止，说就到这儿吧。可是，陵寝全体正在纵深向我撩开神秘诱人的一角呢。我也只能客随主便，兴未尽而归。
关于马蹄疾在儿子身上的“凡事包容”，他开口就用一串串鲁迅的话来回答我：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等等。
然而光明的火炬是用知识、用文化点燃的。
我问马蹄疾，譬如买米，买六十斤苹果，你为什么不叫孩子扛，你这个八十斤的人干吗自己扛？他说他怕孩子累了。他说别看他八十斤，能背起八十斤的东西上儿子那五层楼的家。因为他在“牛棚”时，“牛”们天天背水泥。一百斤一袋的，一次走五十米远。我说你这么瘦怎么行？他说反正“牛”们排着队，人家往一人背上扔一袋，管你瘦不瘦呢。
他当“牛”时开始负责打扫公共厨房和厕所。那时刚一二岁的儿子鲁鲁一见他，颠颠地走过来抱住他的腿喊爸爸爸爸。马蹄疾只不理他。因为按照对“牛”们的规定，是不准和家属说话的。鲁鲁再小，也是家属。马蹄疾不敢说：你走开吧。如果隔墙有耳，汇报给“人”，“牛”是要挨打的。他也不能把儿子的手掰开，把他甩掉，那是他的儿啊。他只能用腿一步一步拖着儿子走。儿子还以为爸爸在逗他，越发甜甜地、没完没了地抱住爸爸的腿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只管拖着这个热乎乎的小生命走着……
后来，“牛”们被关在离鞍山二百来里的潘井干校。便是连拖儿子的机会都没有了。春节到了，“人”要回家，“牛”们给改善一次伙食。每人发一根小麻花和两根油条。马蹄疾把油条和麻花全悬挂在房梁上，但等什么时候“牛”也能回一次家了，好带回去给鲁鲁。
这油条，这麻花，终于干了，坏了，在房梁上颐养天年了。越王勾践悬个苦胆励精图治，越人马蹄疾悬根油条寄托情思。
后来，终于能回家一次取衣服了。鲁鲁却再不认识爸爸，再不叫爸爸了。贵岚教他：这是鲁鲁爸爸。鲁鲁鹦鹉学舌一般，小手指着马蹄疾说：这是堵堵（鲁鲁）爸爸，这是堵堵爸爸……贵岚哭了。鲁鲁爬上妈妈怀里，给她擦泪：妈妈不哭，好宝宝不哭……
二十年后，“堵堵妈妈”在“堵堵”的新房里好像还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在水管冲洗从沈阳到鞍山的火车上的尘土，一直听她在安排什么。我走进新房想对镜擦点雪花膏。贵岚急急地叫着：“哎呀，这屋也没个镜子！”怎么没有镜子？组合柜上一面一面的大镜子，贵岚居然熟视无睹！贵岚和马蹄疾的家里，从来没有镜子。直到去年马蹄疾的父亲送他们一面小镜子，贵岚都没能用心去照自己。没有用镜子的习惯，所以面对着这么多镜子竟然就是看不见就是不知道用！
老子这一代是伟大的。儿子这一代是福气的。那么儿子的儿子那一代呢？
用句套话：社会终究进步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们现在怎样做人？我们现在想做怎样的人？想拥有怎样的人生？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
1954年8月，胡风被送进北郊秦城监狱。
1958年，胡风在狱中自创连环对体诗，怀念亲友。至1965年他六十三岁，写下三千来首诗。
1965年11月，判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
1970年1月，胡风被判无期徒刑。
马蹄疾与一同事在厦门参加《鲁迅大辞典》的会议后坐夜班飞机抵上海机场。从机场到他们要去的招待所有二三十里地。一辆出租车停到他们身边。马蹄疾本能地说不要不要。司机说你们这是末班飞机了，你们不怕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啊？同事问到招待所多少钱。司机说十二元。这差旅费，本来完全可以在鲁迅博物馆报销的。同事认为十二元的价格是不贵的。不行不行，马蹄疾对司机说：你这是敲竹杠啊！马蹄疾倒也不是一定要给报销单位节约多少钱，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与出租车格格不入的本能，一种做奴隶做惯了的本能，一种活该做奴隶的本能。两人拖着笨重的行李包走到机场门口，已经很累了。再到公共汽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路。黑咕隆咚的再要走到二三十里地外的招待所的话……
出租车又跟了上来，说太晚了，已经没有客人了。你们给多少钱算多少吧。
好吧，六元。
马蹄疾自己也知道，奴隶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他几十年来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异化的。1983年又评职称。院里规定申报副研究员的，一律不考外语。五十五岁以上的人报助理研究员的，也可以不考外语。只有五十五岁以下，没有大学文凭、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要考外语。在这种种特定圈圈内，必须考外语才能申报职称的，院里就只有一个马蹄疾。他当时四十七岁。他如果申报副研究员，本也用不着考外语。但是，有关人士说，假如申报副研究员而评不上，那么，连助研也不会有了。这是一次性评职称，当时马蹄疾工资六十二元。他想，如果从六十元涨到副研究员的工资一百二十二元，一下子涨这么多，怎么可能？他可只有小学文凭。
那张小学文凭，事过三十年，保持得那么新：
毕业证书
学生陈宗棠，系浙江省绍兴市人，现年十五岁，在本校高级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绍兴市龙山小学校长王昌涛
1951年7月
甚至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几十年后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保鲜”的。他一口背来：语文98数学92历史99地理88。
他十几岁得肺结核的时候以为这是他最后的分数。没想到五十来岁了，为了申报助理研究员，只得进教室考外语。
独独他一人得考外语，好似单给他设的“小灶”。但他可没摸过洋文。于是他挂起一墙平假名、片假名，吃饭睡觉都可以读日语。他天天从夜里读到凌晨三点。开始还注意轻声读，不要吵了邻居的觉。越到夜深越读得忘乎所以，想到时间之紧迫，考试之险峻，竞争之不公平，人生之艰难，那绍兴味儿的日语不觉壮怀激烈，慷慨悲歌，那是中国人日本人都听不懂的。邻居们惊起大惑：这是什么声音？
两个月后，他奇迹般地通过了日语考试。这是马蹄疾的“轮胎说”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朋友为马蹄疾后悔：你完全应该申报副研究员的，那就用不着考日语了。马蹄疾不悔。他说一步一步稳一点，还是旱涝保收好。
马蹄疾后来才悟过来，所谓报了副研究员若评不上，连助理研究员资格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可这是会上公布的，他当然得深信不疑。他的绍兴老乡祥林嫂可以用积存近一年的工钱在土地庙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此世的“罪名”，消来世的苦难。马蹄疾被片假名、平假名黑天白日地践踏两个月，才“捐了个门槛”，获得助理研究员的职称。事后想来，不评上也不无得意：他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两个月时间就能通过日语考试！——他的另一个绍兴老乡阿Q，关键时刻常常助他度过苦难。
不过马蹄疾可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祥林嫂和阿Q这两位老乡。最能唤起他共鸣的是《水浒传》里的林冲。林冲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希望过太平日子，有相当的忍受力，能逆来顺受。但他从本质上偏是个反叛人物。所以林冲一旦被逼上梁山，“参加革命队伍”，勇敢，坚定，不投降，不招安。马蹄疾年轻时要选择一部书研究，他这么一个弱小怯懦的人怎么就选上了《水浒》？三打祝家庄、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燕青打擂、醉打山门、打渔杀家……马蹄疾本质上若不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反叛性格，能有今天？在阿Q、祥林嫂等等后面，站着的是林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