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梦境里出来，瘫软得像死过去一样。我睁开眼睛发现周树森已经不见了，我猛地像上紧的发条突然绷断地从床上蹿起来；床头柜上有一张纸条，是周树森留给我的，上面这样写着：“你使我的灵魂和世界都亮堂了许多。”
我飞快地穿上衣裳，跑到阳台上去看周树森，周树森刚刚发动好铃木摩托车，屁股上冒着青烟开走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黄昏了，马路上尽是下班族拥挤的自行车，天空污秽不堪。我想着周树森空着肚子离我而去，这一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是离不开他了，我的眼泪证明我是多么爱他。这个流浪的侠客，又去哪里流浪了呢？
我的床单、被子里还有周树森身体的气味，地毯上还有他弄脏的烟灰和他丢下的一个打火机。我捡起打火机时忽然想起他曾经告诉过我他从小住在东风木柴厂附近。这一想起让我兴奋极了，我打算明天去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东风木柴厂在东街路的北面。这条街是如今杭州城里比较破旧的一条老街，它像一根烂猪肠子一样横躺在好里。那里街两边古老的房子一间间都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苍老与疲惫。一些零零星星的烟摊、瓜籽摊、水果摊、夜宵摊分布在路两侧，肮脏的酒馆传出猜拳行令的声音。据说南宋时期这里也是比较繁华的地段，商行遍布，车水马龙。我漫无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心里想着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这条街的传说。东街路拓宽马路的工程已经立项，不出两年就会上马，那时这些微微倾斜，墙壁斑驳脱落的老屋将被拆掉。我骑上一座桥，在石桥的一端突然与一个人相遇。他一边走一边喊：“停住、停住，你给我停住。”我发现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便大胆地打了一声招呼：“嗨，你好！”就停了下来，可他冲着我笑笑，与我擦身而过。他像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走路很散漫，晃晃悠悠，有一种逍遥感。
我想象他为何精神失常。爱情？金钱？权力？事业？这世俗生活中能制约、桎梏和诱惑人的种种事物我都想了一番，可仍然是一团迷雾，得不到任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丧失了世俗人要为之奔波、劳碌、明争暗斗的职称、官职、金钱、荣誉等等这一切为人所累的东西，那么他心中留下的那一点是什么？我胡乱想的时候，一只野猫鬼魂似地蹿过来撞翻了我的自行车，我像从地狱中爬起来似的，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前支住自行车，想到东风木柴厂附近的小巷子里转一转。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打着口哨晃荡过来，其中一个小矮个子冲着我说：“小姐妹，你在这里找谁？”他说着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没好气地拿开他的手，说：“请你走开。”
“你这臭娘儿们，不识抬举。”矮个子将手在我眼前划了一下，然后与其他两个男青年吹着口哨走了。我进入小巷里的一家酒店打听周树森。酒店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用几颗茴香豆下酒。他听我打听周树森，放下酒杯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朋友，他疑惑地打量了我一下说：“树森他爹是我的朋友，我看着树森长大的。他家就住在真善美杂货店旁边。”
我找到周树森的家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会住在像猪圈一样的破屋里；我推开一扇木板门，就到了面积很小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纸板箱、废酒瓶、破椅子随处可见。我在窗前朝里望，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躺在床上，他鼾声如雷睡得像死猪一样沉。墙上挂着一张十二寸左右的年轻女人遗像，地下的床头边放着一个暖瓶，一只痰盂。周树森不在家，房间里嗡嗡的一只苍蝇在飞来飞去。我出院子走在小巷子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半个月亮从天边升出来，照着没有路灯的小巷。周树森还没回来，我在行人格外稀少的小巷里徘徊着，等待着他的出现。
大约在晚上七时半左右，周树森回来了。我老远就听见他摩托车的声音，我迎上去他惊讶地在我身旁停住，说：“你怎么来这里？”
“我不能来这里？”我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他说：“我带你回去吧！”
“不，不不。”我后退了两步。
“那就到我的贫民窟里去坐坐。”他有点自卑地说。
我跟着他走进他家里，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了下来。他说：“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兄弟两人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东风木柴厂工作，哥哥十八岁那年在城河里游泳淹死了。我高中毕业参军去了老山前线打仗，父亲孤身一人在家里开始酗酒。我从前线回来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后来转业回杭州搞体育工作。可两年前我辞职了，我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流浪的人。”
“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你别问得太多。”他有点心烦意乱地说：“我是一个无职无业的浪子，你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的距离太远，还是分手吧！”
“你胡说什么？”我恶狠狠地说：“你的男子气到哪里去了？”
过了“五一节”天气就逐渐热起来了，我送达琳去幼儿园回来，哈哧哈哧地喘着粗气。《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还没有写完，我一着急思维就混乱，许多本来想好的论点等到拿起笔就糊涂一片，不知所云。金庸口故乡海宁，柳浪闻写的露天电影场，风中树叶的舞蹈，苏艺成的长睫毛，以及达琳的布娃娃，周树森的拳击、剑术；这种种景象在我脑海里像放电影似的，渗入到我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写作中；我写写停停，写不下去的时候索性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机里的22频道正在播放刘晓庆主演的《武则天》。这位在唐朝坐了半个世纪江山的女皇武则天，真是风流、潇洒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导演张艺谋请了五位作家写《武则天》，搞得书市热热闹闹。当然更热闹的还是武则天自己的陵墓，每天几乎都有人前去拜谒。我读大学时省吃俭用地去陕西乾县，就是专门去拜谒武则天的。武则天的陵墓在乾县一带最为风流，她躺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占尽风水，独领风骚。尤其是一块高高矗立的青色无字碑，最最让人沉思。武则天威风一世，又精通诗文琴瑟，她的功过不作任何结论，不用文字表达，留给历史由后人来评说真是英明极了。我当年站在无字碑前就想：纵然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得彻底了。语言之于心灵实在是多么的有限啊！
我莫名其妙内心又涌起一股空虚、忧伤、厌倦与苍凉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不能完全沉浸在写作状态中。我吃了两片安定，浓浓地睡了一个午觉，竟在梦中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我的中学时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故事。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许多高年级的中学生参加了当时的派性组织，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我们初一的学生虽然没有参加什么派性组织，但也忙得一团糟。大家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一连几天通宵不眠地写批判文章，真是把整个校园闹翻了天。
写大字报是我们那个时候，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牛鬼蛇神的唯一武器。大家无师自通，毛笔字越写越大，墨汁越蘸越浓，感叹号越用越多。开始时矛头一致针对学校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后来就在同学中找小牛鬼蛇神了。当然，小牛鬼蛇神就是专找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之类的子女来充当。
我出身于“右派”家庭，我们班首当其冲的小牛鬼蛇神就是我。我几乎每天都要站到教室的墙角边，被同学们喊着口号批判一回。然后他们再将批判稿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这时我瞪圆了一双惊骇的眼睛，浑身哆嗦着，真正被声嘶力竭的批判会吓破了胆，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梦中的回忆使我泪滚双颊。
现在我心情抑郁而沉重，我十分讨厌自己沉浸在一种无能为力的伤感中，便立刻转移注意力，起床、穿衣，到厨房里吃点东西，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去白堤散散心。
我喜欢在白堤漫走，微微的小风穿过湖面，阳光闪闪烁烁跳跃在柳枝条儿上，天高地阔、思绪一无遮拦，思路本身就是一条畅通的街。我听见我皮鞋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在人间走着，使我感到我在世间活着。这一刻自然万物与我同在，离开家出门前郁闷在心里的沉重，也因旷达的天宇和秀丽典雅的西湖而豁然开朗。我觉得自身生命里的任何悲哀愁绪，都是如此之渺小。
在白堤走了一阵之后，回到家里情绪已经是十分的好了。我继续写《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可写了三四百字里安来了。里安满头大汗一进来就说：“暑假快到了，我们上次说好去西藏布达拉宫旅游的事，你准备得怎么样？”
“你这么认真？”我说：“万一我去不了呢？”
“你一定要去。”
“你怎么任性得像个流鼻涕的孩子？”我说：“人很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你不想与我一起去？”里安痴痴地说：“那就一定去不成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又任性又武断？是不是那个叫安峥的女人离开了你？”
里安气急败坏地说：“池青青，安峥还要我给她画裸体画呢！她怎么会离开我？”
我打开电风扇，又给里安拿了一条新的毛巾，让他到水池洗个脸。自己则坐在客厅的沙发里随手翻过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篇介绍举世瞩目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报导。报导中还讲了，为让广大中国观众了解维也纳每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传统，更深地认识音乐之都维也纳，中央电视台专门派摄制组飞赴奥地利拍摄了专题片《永远的“蓝色多瑙河”》。还有一篇是讲英国一枪手闯进苏格兰中部珀恩郡邓布兰市一所小学的校园滥杀无辜，使十六名学童和两名教师惨遭杀害。文体栏中，有人在谈中国女足在二十六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银牌，实现了中国足球历史性的突破。然而中国女足最近又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困扰。世界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拳王争霸战，许多人都以为泰森只要四、五个回合就能打败霍利菲尔德，结果出人意料，泰森左眼受了伤，霍利菲尔德仅以十一个回合轻松地打败了泰森，使称雄一时的泰森输得彻彻底底。我把这篇文章拿给里安看，里安很快看完，说：“泰森太低估霍利菲尔德了，他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自以为不可战胜，正是他输得彻底的原因所在。”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只西瓜，我与里安吃西瓜的时候，里安笑笑说，你怎么啦？神思恍惚的，是不是在想那个叫周树森的男人呢？周树森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你，你为什么不与我谈起他？
我望着里安，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不错，里安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无数次在银枪板巷茶室聊天，他喜欢穿牛仔裤，喜欢像女人一样地扎着马尾巴，喜欢抽三五牌香烟。而我永远只会把他当一个知心朋友，我没办法爱他，我的爱情曾经给过家明、山子，现在又无法自拔地给了周树森。我知道爱情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并没有帮助我什么，我只是跟着感觉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