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搬进北平八道湾之后，和胡适的友谊进入空前友好时期，如同恋爱男女婚后蜜月一般，胡适有事没事都会去鲁迅家走走，和周氏兄弟交谈是他难得的快乐。翻遍《鲁迅日记》，记录下他们交往的文字有近50余处。那时候他们在一起吃饭饮酒的机会并不算多，更多的是书来信往。很多的书信散失无传，但是日记却记下了他们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
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1919.6.19）
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1920.11.27）
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1921.1.3）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1923.2.27）
午后得胡适之信并还教育部之《大名县志》。（1923.3.14）
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1923.5.17）
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1923.9.1）
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1923.12.22）
上午得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1924.1.1）
下午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1924.1.5）
下午寄胡适之信并《边雪鸿泥记》稿本一部十二册。（1924.1.21）
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廿〕回本《水浒传》一部。（1924.2.16）
寄胡适之信。（1924.2.26）
得胡适之信并书泉四十五元。（1924.4.12）
晨寄胡适之信。（1924.5.3）
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1924.6.2）
访胡适之不见。（1924.6.5）
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1924.6.26）
理积存信件，中有胡适之信，七月十三日发。（1924.8.12）
下午寄胡适之信。（1924.8.13）
夜得胡适之信。（1924.9.2）
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1926.8.4）
与鲁迅一样，胡适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与他的交往，如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他与鲁迅、周作人在一起谈翻译问题。同年的八月十四日，胡适日记云：“豫才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甚至他告诉王国维，他的《西游记考证》中引用的《山阳志遗》一书材料，是鲁迅为其代抄。这一年胡适日记还记有他去八道湾鲁迅家，与鲁迅、周作人谈天的经过。那时候八道湾11号院是胡适经常走动的地方，这是鲁迅于一九一九年用稿费和卖掉绍兴祖屋的钱购买的罗姓老宅。夏天购置后，年底便将绍兴的母亲和朱安接来共同生活，周作人夫妇也生活于此。11号院是大宅门格局，临街一溜院墙，进入门楼就是影壁，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看中这里，就是因为空地宽大，适合儿童游玩。当时鲁迅与母亲、朱安住前院，周作人的苦雨斋在后院，院前屋后遍布高大茂密的丁香和青杨。八道湾的日常生活是很热闹的，孩子多，在院里嬉闹玩耍；客人多，周家兄弟的同事、朋友、学生经常来访走动。日常家务由周作人的妻子信子统一管理，鲁迅的收入一般也都交给她安排。因为日本人比较多，家里有些生活习惯颇具日本风味。例如，每过年节，客人聚会，饮屠苏酒，必备日本新年食物——粢饼烤鱼，等等。有一次食粢饼烤鱼时就让胡适遇上，这是他从未尝过的美味，周作人挽留，他便留下来。鲁迅自然也在，三人一边吃烤鱼，一边谈创作，鲁迅说：“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都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那时候八道湾高朋满座，除胡适外，郑振铎、刘半农、许地山、许寿裳、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沈尹默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谈话的内容很杂，关于古小说版本、关于白话文和翻译，都成为很有兴味的话题。胡适后来说：“十年前（民国九年七月）我开始做‘《水浒传》考证’的时候，我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间通行而学者轻视的《征四寇》。那时候，我虽然参考了不少的旁证，我的许多结论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时的证据实在太少了……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
对鲁迅的感激与敬意，一直都在胡适的心头，这是不会随岁月磨损的温暖与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