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短暂的希望快乐还是长久的虚妄痛苦，都会像“爱”与“死”一样，与人类永恒地相伴下去，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就只能坚持不懈地奋力反抗，夺取希望快乐：阻击虚妄痛苦，即使，我的前世只是那个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当然，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写作只是形式之一。但对我来说，写作则是惟一的形式。反抗即是自救，而自救没有终点。
写作是一种反抗方式，我越来越坚信这样的观点。是的，作为一个多少有些抽象含混的逻辑结论，反抗的意义，往往不是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初就能意识到的，它是我们在漫长的写作实践中逐渐总结和提炼的结果。打个比方吧，这就像人类最早制作衣服，考虑的只是蔽体与御寒，但到了后来，衣服的最大功用却是帮助人类实现自我美化。
写作为的是反抗什么呢？这问题容易产生歧义生成误会。但没有办法，人类的所有语言和文字，不论怎样准确，也都要与歧义和误会相伴而生，去除遮蔽抽取精义，倚仗的只能是我们心灵的宽阔程度。事实上，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反抗”这一词的冰山一角，写作行为的源远流长和绵延不断，恰好就包括了对歧义与误会的一种反抗。
事实上，我的“反抗理论”并不新鲜，反抗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比如，健身是对衰老的反抗，学习是对无知的反抗，起义是对压迫的反抗，游戏是对枯燥的反抗。我之所以要格外强调写作的反抗意义，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具体的反抗与理智的反抗，都是物质的、功利的、形而下的，只有抽象的反抗与本能的反抗，才是精神的、纯粹的、形而上的。在我个人的生存活动中，我更看重精神的、纯粹的、形而上的部分。
那么我的反抗理念是如何建立的呢？我知道它只能来之于我的写作实践。可我的写作实践又何以能帮助我提取出如上思想呢？我以为，这大概与我始终钟情的一个小说主题有些关系。
我的许多小说，不论写作动机怎样，都凸显或隐含着一个情欲主题。以我的两部长篇为例，在《证词》中，我试图思考独善其身的是否可能，在《回家》中，我想要观察精神家园的如何毁弃。可有趣的是，随着它们情节的发展与故事的演进，我发现，它们的内在结构却是由情欲主题搭建起来的，是情欲主题保证了它们前行的脚步能步步为营；我甚至认为，如果情欲材料在我的小说屋宇中不是梁柱椽檩，而只是盆景花瓶，那我的“独善其身”没准就不会实现，我的“精神家园”也很可能无从打造。在我的其他小说里，这样的情形也不鲜见，显然，涉足情欲主题我几乎情不自禁。
过去有个说法叫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我所说的情欲主题，无疑与前者搭边。但我不想不负责任地把爱这个词任意搬用。“爱”很可爱，可遗憾的是，它如今已被奸污得秽痕斑斑，其真实面目模糊不清了。可我愿意尊重它，我尊重它的方式就是让它退隐到情欲背后而不是相反。既然情欲主题与永恒沾边，也就是说，情不自禁地拿它说事的小说写作者不独是我；但别人为何对它流连忘返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作为一个素来对职业规则心怀敬畏的人，我乐于在情欲主题中安营扎寨而不是只当匆匆过客，并非我要刻意地弄色猎艳以眩人眼目引诱视听，也不是因为操作得得心应手了就轻车熟路地批量生产标准型材。我想，我乐此不疲地在情欲的疆土上摸爬滚打，大约理由有二。
第一个理由比较简单，既然它属于“永恒”之列，自然能刺激起我强烈的窥探热情。我是无法“永恒”但对“永恒”望眼欲穿的人类之一员。第二个理由稍微复杂，大概易与文学讲义上的某些款项产生对应，如小说的教化劝谕功能或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之类。但我不是文学乐园中豢养的家畜，倒更是文学荒原里奔突的野兽，所以我知道，我的理由与文学讲义及其他规范严格的条条本本都没关系，有关系的只是我的内在需要。我认为，在这世界上，主宰希望的只是虚妄，奠基快乐的惟有痛苦，而情欲主题，恰好能成为那样一种希望与快乐的缩影和虚妄与痛苦的注脚。这样，当我琢磨自由与限制的故事时（《捕蝉》），当我把玩精神寄托的故事时（《古典爱情》），当我编织剥去人格面具以还原人性的真实是否可能的故事时（《罪》、《重现的镜子》），情欲主题的引入和拓展便成为必然，它们使我对某些问题的发现与提出，获得了一种超越于情欲主题及我的个人趣味之上的意义与价值。
如此推导，我那“反抗理论”的出处也就一目了然了，是在实践它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它：不论短暂的希望快乐还是长久的虚妄痛苦，都会像“爱”与“死”一样，与人类永恒地相伴下去，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就只能坚持不懈地奋力反抗，夺取希望快乐，阻击虚妄痛苦，即使，我的前世只是那个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当然，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写作只是形式之一。但对我来说，写作则是惟一的形式。
反抗即是自救，而自救没有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