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1918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1921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行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纳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
他，被拘捕了！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resen”（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Marng”（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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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马林“/图说”
此外，他还用过化名“Marting”（马丁）、“Mar-ling”（马灵）、“Mareng”（马伦）、“Malin”（马琳）、“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罗维尔）、“Joh Vanson”（乐文松）。
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Sun-to”——“孙铎”呢！
以上共计十四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以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
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1918年3月15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海参崴登陆。8月16日，美军也在海参崴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愈发加深了。特别是从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时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七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国共产党的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最终被消灭。紧接着，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
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
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
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了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
“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
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这时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
“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终于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一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佩枪的奥地利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一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
斯内夫利特是在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
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便已提及了这位行动机密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注释◆◆◆1”
“noindent”北京荷兰会使
“noindent”欧登科先生阁下
“noindent”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中请护照的签证时，队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中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right”你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注释◆◆◆2”：
“noindent”北京比尔比·艾斯敦
“noindent”爵士公使阁下
“noindent”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遗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right”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0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
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
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夹杂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
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
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
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另外，还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