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司胡同里有一座宽大的四合院，这是大公子袁克定在城内的别墅。袁克定的住宅在中南海内，他的一妻二妾带着子女常年住在那里。于氏夫人因为年轻时就失宠于丈夫，除克定外再无生育，因而克定和克定的子女便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她一生的希望就寄托在克定身上。无论在哪里，她总是跟克定一家住一起。因为爱之太深，也便关心过分，儿子做什么事她都要过问。克定很烦，便干脆将兵马司胡同当作家，常常三五天不回中南海。宽大的四合院里，他照样豢养一批伶童，但往来更多的仍是他事业上的朋友。
夜很深了，杨度急急地敲开兵马司别墅的门。袁克定刚宽衣睡觉，知杨度这么晚来，必有急事，忙将杨度唤进卧室。
杨度将夏寿田透露的情况告诉袁克定。还没等杨度说完，他便激动地插话：“段歪鼻子太可恶，早就该撤职了！”
接着，杨度又将袁世凯与徐世昌所议到的几个人名提了出来。
袁克定说：“陆建章本是和冯国璋、段祺瑞一气的北洋旧人，用他来改造北洋，那不可能。阎锡山这个人，听说一身土气，地方观念很重。谭延闿去年闹过独立，不可靠。倒是蔡锷可以考虑。他也是湖南人，你跟他有交往吗？”
克定和自己的想法一致，这使杨度很高兴，遂将与蔡锷的多年交往简略地说了一遍。袁克定听了，拍着杨度的肩膀说：“晳子，你与蔡锷有如此交情，还说什么？就这样定了，我们共同设法，促使老爷子调蔡锷进京。”
从第二天起，袁克定就在等待时机向父亲进言。恰好这一天袁世凯召集例会，段祺瑞又没出席。中饭时，袁世凯又气得将段说了几句，侍立在一旁的袁克定忙插话：“段芝泉恃功而骄，带了一个坏头，若各部总长都像他那样，总统府就没威信了。他既然长期生病，父亲何不干脆叫他辞职，安心养病算了。”
这话说到袁世凯的心坎里去了：若不对段祺瑞加以惩处，总统的威信何在？他问儿子：“你看谁可以接陆军总长这个职务？”
“云南都督蔡锷。”袁克定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对他熟悉？”袁世凯放下筷子，认真地问。
“儿子至今未见过蔡都督的面，只是听许多人都说他很能干。”袁克定弯腰禀答，“据说他二十二岁便在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回国后历任江西、湖南军事学堂教官，后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陆军小学总办，混成协统，训练军队很有一套，广西巡抚张鸣岐、云贵总督李经羲都很器重他。又听说蔡都督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扣军饷，不图享受，在西南新军中很有威望。”
袁克定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段话对父亲叙说了一遍。
其实，袁克定说的这些，袁世凯大都知道。不过，袁克定这番话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从儿子的口中获知京师有许多人都在称颂这个远在西南的年轻都督。一个人能有如此口碑不容易，但蔡锷还不是袁世凯心中最合适的人选。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去年宁赣之役时，有人揭发蔡锷与宣布独立的重庆方面有暗通款曲的嫌疑。二是蔡锷为梁启超的学生。袁世凯对梁表面笼络，内心一直深怀戒备。在他看来梁蔡师生二人一文一武，倘若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一股动摇国本的力量。必须对蔡锷再作一番了解。
“克定，蔡锷这个人，你只是听别人说起，自己到底未见过本人。还有哪个很值得信任的人了解他吗？”
“有哇。”袁克定马上回答，“杨晳子与蔡锷同是湖南人，与蔡有十多年的交情，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父亲不妨问问他。”
“好吧，”袁世凯抹了抹嘴巴。“下午，叫杨度来一趟。”
下午二时，袁世凯准时结束午睡起床，然后拿起镶有铁托的藤手杖，从二楼下到一楼办公室。一路上手杖点在楼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楼下的人知道总统下楼了，全都屏息垂手侍立。下到最后一级楼梯，他似咳非咳地“哦”了一声。这是他的习惯，意在告诉大家，他要进办公室了。夏寿田赶紧过来打开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进门，而是问：“晳子来了吗？”
“他早已在会客室里恭候了。”夏寿田恭敬地回答。
袁世凯转身朝会客室走去。
“大总统！”当袁世凯矮壮而笔挺的身躯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杨度立即起身迎接。
“晳子你来了，坐吧！”
袁世凯招呼杨度坐下后，自己也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刚落座，一个年轻的内史进来，给他端上一小杯乳白色糊汁，同时给杨度递来一杯清茶。自做总统后，袁世凯每天上班时照例要喝一杯这样的糊汁。这是按宫中一个老御医开的方子，用鹿茸、人参、虎鞭、蜂蜜等补药熬成的。就靠着一天两小杯糊汁，他外应繁杂国事，内应列房娇姬，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好久不见了，近来还好吗？”
“托总统洪福，近来一切都好。”杨度说的是实话。这两年多来他自认对袁世凯有功，但频遭冷遇，心里总不太舒畅。自从与袁克定小汤山会谈以来，他才真正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夏寿田的被重用和蔡锷的即将进京掌重权，更给他以初战告捷的喜悦。
“好，好。”袁世凯的关心显然只是一个形式，他并不多问下去，随即转入正题。“今天请你来，是想问问你，云南都督蔡锷这人如何，据说你是他多年的朋友。”
对于袁世凯这种不多说客套话，总是单刀直入的谈话作风，杨度是熟悉的，他也不转弯抹角：“回禀总统，我是在戊戌年春于长沙时务学堂里初次认识蔡锷的。那时他才十六岁，但已经做了三年秀才。听说蔡锷出身贫寒的农家，自小天资过人，胸有大志，最能吃苦。他进时务学堂，是一个人徒步从邵阳老家走到长沙的，在学堂里年纪最小，但成绩最好。”
袁世凯认真地听着。“出身贫寒的农家”这句话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知道这种人对格外之恩比较容易接受。
“后来蔡锷到了日本学军事，我那时也在东京，与他有过交往，舍弟与他关系也很好。”杨度知袁世凯对梁启超有戒备，有意不提蔡去日本是为着投奔梁的原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较为放荡，但蔡锷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从不进酒楼歌厅，也不与任何女人往来，一心一意学习日本的军事，因而成绩非常优秀。毕业时，士官学校有意留下他，但他执意要回国报效。”
袁世凯习惯地摸着胡须。他的胡须原来蓄的是八字式，自从克定从德国回来后，他便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样子改蓄牛角式，即两端尾部向上翘，如水牛之角。袁的须式改变引起连锁反应，官场上下纷纷蓄起牛角式胡须来。官场的爱好又影响社会的风尚。一时间，京师男子汉，几乎人人嘴上都长起两只小牛角来。袁世凯心里在寻思：这样一心一意为事业的人真难得，但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拿什么东西来套住他呢？
“蔡锷回国后，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晳子，据说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学生，是这样的吗？”
“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时，梁启超教过他的书，梁对他是很欣赏的。不过在日本时，我并未见过他们之间有特别亲密的关系。”
时务学堂里的师生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只得实说，至于在日本的情况，杨度料想袁世凯也不清楚，他一句话将梁蔡之间亲密的交往给抹掉了。
“梁启超这个人始终不肯和我们同心，蔡锷是他的学生，假若我把蔡调进京来委以重任，你看蔡能为我们所用吗？”
“大总统，这点您请放心。”杨度坚定地说，“师生之谊只是一段时期的，并非牢不可破。当年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的关系，可以说是古今少有，但后来因为信仰不同，几如水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蔡梁之间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并无深交。何况蔡出身贫寒，出身贫寒的人都知感恩。倘若大总统对他予以格外恩宠，蔡锷一定会感恩戴德，乐为大总统所驱驰。”
杨度这个康梁先合后分的例子举得很好，大大消除了袁世凯对蔡锷的疑虑。至于去年的事，是不能也不应该询之于杨度的，且无真凭实据，暂搁下，先把他调到北京来，考察一段时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以一虚职把他拴在身边，岂不比虎在深山更好！
袁世凯就这样决定了。
蔡锷即将进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梁启超的耳中。
去年秋天，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龄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袁世凯更无意于各项建设。对大总统来说，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巩固政权，用强力将反对派压下去。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辞职了，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进步党成立，梁启超被选为理事。理了一段时期的事后，他也看出，这些所谓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图一已名利的政客，口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对政党政治一窍不通。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为消除政敌而拍手叫好，并落井下石。梁启超看到这个局面很痛心。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场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梁启超终于彻底看清袁世凯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对两年来的追随颇为悔恨。同时，他也看出袁世凯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其根本的力量在于袁的手里掌握着北洋军。梁启超要成事，进步党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军队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锷的身上。杨度根本不知道，回国十年来，蔡锷一直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蔡锷发自内心地敬重名满天下的恩师，梁启超也十分器重依畀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与梁启超的情谊远远超过了杨度。现在得知袁世凯要调蔡锷进京，授其军事重权，梁启超如何不高兴，忙修书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学生将滇事妥善处理后速来京师。
蔡锷收到杨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总统府的调令。他生性沉静稳重，虑事深远，并不认为到京师去是一件好事：素与北洋军系没有瓜葛，京畿一带从来就是北洋军系严密控制的地方，孤身进京，能有什么作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笼，今后欲求脱身都很难。都督衙门里的僚属们却都主张他去。大家说，云南毕竟是边隅之地，影响有限，应该有坐镇北京号令全国的雄心大志。又表示云南永远听都督的，倘若今后有什么事要云南办，只要一句话，滇军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在犹豫不决时，蔡锷接到恩师的信。他不再迟疑了，遂打点行装启程。
袁世凯本想让蔡锷先当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因为黎一边做着副总统，一边还兼着这个职务，尽管他身任两个总领全国的要职，却始终不肯离武昌一步。待蔡锷做了一段时期的参谋总长之后，再调任陆军总长，进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杨士琦的几句话，使袁世凯取消了这个安排。
就在蔡锷进京的前夕，他跟杨士琦谈起这事。杨说：“北洋军系是长期来形成的，要骤然改变不可能，只宜行之以渐。北洋军系都是北方人，若用一个南方人来做他们的总指挥，会引起他们的不睦。况且蔡锷年轻资历浅，不易弹服，容今后慢慢物色更合适的人为好。”
袁世凯对长军事之人本来就看得很重，他认为杨士琦的话有道理，尤其是用南方人来指挥北方人确实有点不妥。
蔡锷进京的那天，袁世凯派人用隆重的礼节迎接，又在棉花胡同装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让蔡锷居住。过了几天后封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再过几天又封他为昭威将军。头衔很多，就是没有具体职务。
蔡锷在棉花胡同住下后，先去拜访老师梁启超，之后又看望了杨度。杨度带着他到小汤山别墅。袁克定在这里设盛宴款待，又特意送蔡锷一件紫貂皮袍。说是北京冬天冷，对于一个初进京的南方人来说，御寒当为第一要务。蔡锷将皮袍试了试，大小长短刚好合身，他很感激袁大公子的美意。
为了将兵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在总统府里设置一个名曰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管全国军事，将段祺瑞、王士珍、程璧光、荫昌、萨镇冰等陆海两军及参谋部巨头都安置在办事处做办事员，所有重大军事决策都在由他亲自主持的办事处会上决定。这样，陆军部、海军部便都成为名存实亡的机构了。到后来，他干脆逼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接替。蔡锷的陆军总长计划彻底告吹了。
袁克定、杨度一心想把蔡锷送进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经过多方运动，袁世凯终于同意让蔡锷进统率处做办事员。
蔡锷虽未做成陆军总长，但以一个南方人又非北洋军系的年轻都督而挤进统率处，令军政两界都刮目相看。大家皆认为蔡锷已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红人，作为一颗军事新星，他已经璀璨地升起来了。
蔡锷自然感激袁克定和杨度的大力推荐，梁启超也感激他们。由于蔡锷的关系，这两年因各人忙自己的事而显得疏淡了的梁杨关系又变得热火起来。他们都把宝押在蔡锷的身上，企盼这位年轻的军事奇才能做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得力工具。
这天，蔡锷因母亲和妻儿来到北京，在东来顺酒家设宴招待师友。邀请了梁启超、杨度赴宴，同时还特为将在家赋闲的熊希龄及刘揆一也请了来。虽同处京师，平日也难得聚会，今日相聚一堂，大家都格外珍惜。
梁启超想起十六年前时务学堂的那次聚会，想起紧接着的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想起随之而来的风云突变、六君子的遇难、自己和南海师的出逃，想起海外十多年的奔波鼓吹，又想起前年回北京时的满城轰动，这两年的入阁组党亲办政事的艰难和失望，一时间沧桑变化的万千感慨都涌上胸间，本来海量的他，只喝了几杯酒便觉得头晕了。
三十六岁的刘揆一已有些发胖了。前年和去年，他当了八个月的工商总长。时间虽短，却是两度入阁。在陆征祥内阁呆了两个月，在赵秉钧内阁里呆了半年，因宋案而愤然辞职。民国未建立时，刘揆一作为血气方刚的职业革命家，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出生入死不屈不挠。民国建立后，他做过阁员级大官，反而意志大为衰退了。
袁世凯做总统后，同盟会要建政党内阁，为抵制袁世凯所主张的超然内阁，同盟会籍的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四总长退出内阁。袁为讨好同盟会，提出由刘揆一接替陈其美的工商总长一职。为调和矛盾，消除党争，黄兴劝刘揆一先脱党后入阁。刘揆一很想利用总长一职为国家做点实事，于是宣布脱离同盟会，进而做了陆内阁的工商总长。这下招致了同盟会中激烈派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刘为了谋取高官而叛党。又因刘任职后委任共和党的向瑞琨为次长，而刘在议员讨论时获得了共和党的全数票，于是不少人说刘做总长是交易。刚上任的刘揆一便四处挨骂。全国政局混乱，党争激烈，谁有心思办实业？刘揆一一肚子经济改革的计划全部化为空文。到了辞职的时候，工商实业无一举措，经济建设无一业绩。这一年来刘揆一颇为消沉，他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的中国竟然是这个样子！
熊希龄辞去总理后，在香山买了一座房子住下。热河盗宝案的公布，使他既感委屈又有口难辩，他对袁世凯恨惧交集。想想当了五个月的名流内阁的总理，除开把袁由临时总统扶为正式总统、副署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外，一件实事都没有做。清夜扪心，深觉惭愧。熊希龄认识到自己不是干政治的料子，不如做点实事更有益于社会。夫人朱其蕙很赞同丈夫的意见。她一向富有同情心，每见孤贫无援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孩子便觉心里难受，于是她和丈夫商量筹办社会福利事业。熊希龄深为赞许。眼下，他已在开始做这件事了。
当一个蹩脚的政治配角，给他带来的是羞惭；做一个拯弱扶贫的慈善家，得到的是社会的广泛赞誉。几度宦海浮沉过来的湘西俊才，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最佳人生位置。为此，他心里充实，心情也很开朗。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松坡，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就数你的出息最大了。”
“熊先生过奖了。”蔡锷谦虚地笑了笑。“我没有做什么事。霖生兄领导同盟会在海外艰苦奋斗，武昌首义时又亲冒矢石，他才是缔造共和，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英雄。”
“松坡取笑了。”刘揆一苦笑着说，“我哪里配得上有功，真正有功的还是卓如师。他这十多年来所撰写的数百万文章，不仅开启了今天的民智，而且对子孙后代都有不尽的启示。”
刘揆一说的是心里话。一年多来，他在对革命成功后的中国现状的痛苦反省中，深感这一切都是由于国人的文化素质太差的缘故。这种差，是全民族性的，不仅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包括国会的议员、内阁的总长次长，甚至也包括自认为是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在内。一场剧烈的暴动可以推翻一个朝代，改换一个政权，但对民智的提高、素质的改善，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真正成为强国，要靠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化素养，靠的是教育。刘揆一认为，梁卓如先生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大师。他举起酒杯，由衷地对着梁启超说：“卓如师，学生敬你一杯！”
梁启超捂住酒杯说：“我头有点晕了，我不能喝了。”
刘揆一说：“卓如师，我说一句话，如果我说得对，您喝一口表示赞同，说得不对就不喝。”
“你要说句什么话？”梁启超来了兴趣，众人也都来了兴趣。
“卓如师，您的文章风靡中国，启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智，我从心底里尊敬您。我想，您应该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拿出来，精心培养一大批教师，让他们也去写文章传播知识。如此，一个任公就变成了几十个几百个任公了。卓如师，你说我的话有道理吗？”
“我明白了，霖生的意思是要我去当教授。”梁启超松开捂在酒杯上的手说。
“不是当一般的教授，是当教授的导师。”刘揆一强调指出。
“霖生说得好，我也认为我适宜去学校当导师。好，这杯酒我喝了！”梁启超举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
刘揆一见梁启超赏他的脸，十分高兴，便把自己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一口喝了。
蔡锷说：“卓如师去当导师的确是好事，只是嫌早了点，十年后再去吧，现在的政坛还离不开先生。”
杨度赶紧说：“松坡说得对，干十年实事后再说。”
梁启超感慨起来：“就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什么政事都不想干了，不独这个币制局长不做，就是给我一个国务卿也不做。这几年的国事真让我厌了。不过，每当我想起复生、佛尘，想起许许多多为中国的新生而付出生命的朋友，我便不得不打迭精神干。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若我们都图个人的安逸，隐居避世，不负责任，这个国家交给谁？”
梁启超这话说得沉痛，也说得实在，酒席上的每个人都是对社会对国家有强烈责任感的热血汉子，对这话都从内心里表示赞同。
“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前那次在时务学堂的聚会，我始终不能忘记。”梁启超又满怀感情地说。
“我们都不会忘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梁启超说：“所幸十六年过去了，除复生、佛尘为国成仁外，我们活着的人都在努力，也无愧于岁月，尤其是松坡，在云南练出了一支劲旅。国家还未走上正轨，安定乾坤，还得靠真刀实枪。”
蔡锷感激恩师对他的殷切期望，说：“卓如师放心，学生练出的军队决不会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定要使它成为安定国家保卫百姓的长城。”
“壮哉！松坡，我敬你一杯。”熊希龄举杯。
“不敢当。”蔡锷说着，先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在座的人都是国之英才，杨度极想他们都能成为自己未来宏伟事业的支持者。他大声说：“刚才任公说我们十六年前痛饮时务学堂的事。诸位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对着天地神明起下的誓言么？”
“如何不记得？”蔡锷回忆道，“当年是复生先生带头说的，我们都碰杯赞同的。他说，我们几个人今后不论做什么事，从政也好，练军也好，治学也好，都要为了救国救民这个大目标。又说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不论谁有事，我们其他人都要尽力帮助。”
刘揆一也说：“我也记得，复生先生是这样说的。”
熊希龄笑着说：“我打算办一个慈善机构，收留孤寡老人和无父无母的儿童，你们哪位或是发了大财或是掌了实权，希望资助资助我。”
众人都说：“办慈善机构是大好事，理应支持。”
杨度立即表态：“舍弟重子日前来信，说华昌炼锑公司赚了点钱。秉三兄，只要你挂牌办事，我就以华昌公司的名义捐赠十万元大洋！”
“好！”熊希龄起身。“晳子，我敬你一杯。”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杨度豪迈地喝下了这杯酒。
梁启超被杨度的豪气所感染，充满感情地说：“从来乱世多英豪，我不幸生当乱世，也有幸于乱世中结识众多英豪。南海师，中山先生，并世两圣人，都是几百年间才出一个的人物。戊戌年遇害的六君子以及后来的佛尘兄，也是古今少有的慷慨烈士，还有克强、宋卿、季直、组庵及在座诸位都是与历代开国名臣相并列而无愧的英杰，都是后世子孙笔下的人物，趁着我们都还健在，要把档案材料留下才好。”
“是呀，”翰林出身的熊希龄忙接言，“历朝历代都有国史馆，我们何不向总统提议设立一个国史馆。”
“对，我也正是这个意思，我估计项城也会同意的。”梁启超用手理了理垂下来的长发，说，“建国史馆不难，难的是找一个主持国史馆的人。”
刘揆一拍了拍手掌说：“现有一个绝好的人物在，只要他肯屈就，定要使前代所有国史馆的主持人黯然失色。”
梁启超笑道：“是个什么人，让我们霖生这样推崇备至？”
众人都竖耳聆听。
刘揆一笑着说：“卓如师，您的太老师您忘记了？就是王湘绮老先生呀！”
梁启超连连头点：“是的，是的，王老先生果然是极好的国史馆主持人。”
熊希龄说：“要说让湘绮先生来京主持国史馆，那自然没得话说的。只是老先生一生不愿做官，过去在曾文正公幕中，也只是做一个来去自由的客人，不肯接受官职。现在八十好几了，他肯放弃素志来做官吗？况且还不知他身体如何，北京冬天又冷，他能适应吗？”
刘揆一说：“老先生身体倒还硬朗。前向我的一个叔伯兄弟来京，说亲眼看见他老人家在湘潭街上走，不用人扶，也不用拐杖，腰板还挺得直直的。就不知他肯不肯屈就了。”
蔡锷笑道：“要请动王老先生，这个本事只有晳子先生才有。”
大家都看着杨度。
杨度一直在听大家的议论，没有插话，心里却想了很多。他首先想到的是，设立国史馆的建议很好。它的好并不在于收集民国史料，而在于它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可以请来湘绮师的机构。杨度知道，湘绮师绝对不会屑于做一个国史馆的馆长，但他却乐意做帝王之师。老人家研习一辈子帝王之学，年轻时不曾付诸现实，垂暮之年若有所展布的话，他也会感到高兴的。不过这还在其次。因为他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身任艰巨，况且现在的时势已与六十年前大不相同，他无西学，也未见得能把国家治理得好。杨度其实并不指望王闿运真正做帝王之师，他期待的是老先生能以其并世无双的特殊阅历和一代文宗的名望，来做他本人正在进行的这番事业的谋士和后盾，帮助他将帝王之学付诸实践。
杨度相信为帝王之学奋斗了一生的恩师姻丈是不会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的，于是慷慨允诺：“诸位放心，我一定会把湘绮师请来北京的。”
蔡锷乐道：“我今天请客，原是为家母和贱内来京邀大家聚一聚，却不料为国家办成了这样一件大好事，真是荣幸已极。来，让我们为国史馆的筹建，为湘绮老先生的来京，预先干个杯，祝愿这两件事都顺利办成。”
“说得好！”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举起杯子，为无意之中提出了一条好国策而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