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亲眼见到一个人之前，总是从其名字来推测一些信息。提起叶芝，总会想起一个女性化十足的诗人。在许多中国读者眼中，叶芝似乎就只是柔弱的抒情诗人。但其实不是。他还是个硬骨头，还是革命的，只是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不一样，不是武斗，而是文斗；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可以说，叶芝有两副面相： 像风儿一样自由柔弱的抒情诗人叶芝是早年的形象；中后期的叶芝形象更为硬朗、深刻。叶芝从抒情诗人转为政治诗人后，政治哲学意识明显加强，诗歌的深度和广度随之强化。其转向的重要标志就是诗集《责任》。叶芝要担负的责任就是民族的责任、政治的责任、历史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责任。《1916年的复活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我在日暮时遇见过他们，他们鲜活的面孔从十八世纪的灰色房子中离开柜台或写字台走出来。我走过他们时曾经点点头或作着无意义的寒暄，或曾在他们中间呆一下，有过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我谈话未完就已想到一个讽刺故事或笑话，为了坐在俱乐部的火炉边，说给一个伙伴开心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不过是在扮演丑角的场所讨营生： 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那个女人的白天花在天真无知的善意中，她的夜晚却花在争论上，
直到她声音嘶哑。她年轻美丽的时候，坠兔行猎，哪有声音比她的声音更美好？这个男人办了一所学校，还会驾驭我们的飞马；这另一个，他的助手和朋友，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他的思想大胆而优秀，又有敏感的天性，也许他会终于获得声望。这另一个人是粗陋的好虚荣的酒鬼，我曾想。他曾对接近我心灵的人有过一些最无聊的行动，但在这支歌里我要提他： 在这出不经意的喜剧中他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也被改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许多心只有一个宗旨，经过夏天，经过冬天，好像中了魔变为岩石，要把生命的流泉搅乱。从大路上走来的马，骑马的人，和从云端飞向翻腾的云端的鸟，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改变；飘落在溪水上流云的影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变化；一只马蹄在水边滑跌，一匹马在水里拍打；长腿的母松鸡俯冲下去，对着公松鸡咯咯地叫唤；它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 石头是在这一切的中间。
一种过于长久的牺牲，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好像母亲念叨她的孩子，当睡眠终于笼罩着野跑了一天的四肢。那还是不是夜的降临？不，不，不是夜而是死；这死亡是否不必要呢？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不管已说了和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在死以前使他们迷乱？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佩带绿色的地方，他们就被改变，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身体复活。复活节因此得名。关于耶稣基督之死，按基督教教义，是为了赎世人的罪；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是为了叫信徒得到永生。因此复活节是基督宗教最重大的节日，重要性超过圣诞节。历史学家推算出在春分日（3月21日）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圣经》中讲到的耶稣复活的日子。每年的复活节的具体日期也是不确定的，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1916年的复活节在4月23日。在这年复活节的次日，也就是4月24日，爱尔兰爆发独立革命，史称“复活节起义”，命名并不准确。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比较复杂。1650年，英国共和政府时期（弥尔顿效力的那届政府）征服了爱尔兰，将爱尔兰变为殖民地。1801年，即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把爱尔兰兼并。英国对爱尔兰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是非常深重的。这点可以从爱尔兰著名散文家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一个谦卑的建议》（1729）管窥一二。斯威夫特夸张地写道，为了免得爱尔兰的儿童浪费粮食，建议英国的老爷们把他们宰杀之后作为美食。长期以来，英国将爱尔兰视为自己的粮仓。1849—1851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人口损失泰半。随之而来的是移民潮。许多爱尔兰人走上了流散之路。大饥荒期间为什么伤亡惨重，有许多说法。如宗教的说法是，爱尔兰认为自己受到神的诅咒；政治的说法是，英国要等爱尔兰人死光，再乘机掠夺这块肥肉；经济的说法是，爱尔兰人的主食土豆发生了病变，造成了瘟疫。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有一篇文章，说《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就是大饥荒的产儿，他那么凶狠，把英国的画眉山庄的人都害了，暗喻的是爱尔兰人的复仇。当然，爱尔兰人的反抗运动从来没有断过。但在1913年遭到过挫折，当时密谋一次起义，未遂。叶芝在另一首名作《1913年九月》中说，“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随着帕内尔进了坟墓”。帕内尔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叶芝受他的影响很大。随着帕内尔的去世，爱尔兰民族运动落入了低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忙于战争，给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造成机会。根据古老的预言，“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良机”，1916年复活节这天，约1000名爱尔兰人夺取都柏林约14个地区，声明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起义的领导人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皮尔斯和“市民军”的首领康诺利，起义总部设在邮政总局。获悉爱尔兰人起义后，英国政府立即派遣2万名军人前往都柏林镇压，包围了市中心，炮轰起义军所占地区。由于爱尔兰起义军准备不充分，缺乏弹药——他们原本希望得到德国支持，但德国的援助军火在半路上被拦截——4月29日，皮尔斯和康诺利率部投降。5月初，15个起义领导人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英国的血腥镇压更加激化了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迫于压力，英国在1920年设立了北爱尔兰郡。1921年，允许爱尔兰南部成为自治领。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起义者被追认为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英雄。这是后话。）
叶芝用“1916年的复活节”作为标题，意图显然很多。首先，是指示起义的大约时间；其次，复活本身就暗示了向死而生，因此，是对生死的思考；再次，暗示了起义烈士为拯救爱尔兰而死，在光荣的伟绩中虽死犹生，成为永垂不朽的英雄；最后，当然，也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些烈士的牺牲和基督的复活成为鲜明的对照，拯救与复活都成为神话。
二
清代诗人赵翼有句名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生逢乱世固然是一种不幸，但也可能千古留名，同时也给了后人赋一曲沧桑的机会。叶芝躬逢乱世，情路坎坷，我想也才成就了我们所读到的诗篇。
叶芝写这首诗歌时年50岁，正好是中国人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巧合的是，在诗歌中有这么一句，“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够啊？/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与叶芝齐名的现代诗人T.S.艾略特把历史意识的建构当作诗歌创造的前提，他说：“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任何一个25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历史感对于他，就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感还牵涉到不仅要意识到过去之已成为过去，而且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及其本国的整个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正是这种历史感才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主义者，他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时代”。
简言之，诗人过了25岁，还没有历史意识，可以说就废了。难怪，有人说，早年要读诗，中岁要读史，晚岁要读哲学，人生才有厚度。叶芝25岁后，历史、政治、哲学的厚度在加深，所以，有人抱怨，他的诗歌越写越晦涩，没有早期那样简洁、明快。无疑，这是成熟的代价，也是随时光而来的智慧。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就提到了这种“成熟”的“智慧”：“大家再不能把叶芝视为19世纪90年代杰出的英国抒情诗人；这位曾经令史蒂文森击节赞赏的年轻人，十年间已经不知不觉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师了。”
大师的标志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呢喃中多了金石之声。叶芝不再躲在狭小的自我圈子里缠绵低语。他要对传统发言，他要对历史发言，他要对现实发言。他要站出来回应历史的挑战。以“1916年的复活节”为标题，显然传达出“以诗记史”的野心和雄心。要让后人一想到1916年的复活节，就想到这首诗，就想到这首诗中记录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业绩。这其实是历史对诗家的挑战，其中的风险与诱惑并存。
但是，诗歌与历史存在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有明显的区分：“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诗人虽然可以借用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为题材，但要表达的是另一种“真理”，或更高的“真理”。
问题是，叶芝究竟要在这首史诗似的作品中传达怎样的“真理”？他又是如何传达这“真理”的，换句话问，“真理”应该如何传达？这就涉及到叶芝的意图与修辞。复活节起义的时候，叶芝在英国；他是这次革命的旁观者。当初，他为了追求毛德·冈，参加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但多半是文化人的参与方式，如参加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办剧院，写戏剧等。总之，他不认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暴力美学、革命美学、死亡美学已经诞生”，因此是“可怕的”。
这首诗写于1916年9月。叶芝当时与毛德·冈在法国。起义领导者的牺牲和写作之间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差很值得玩味。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三个月的时间足以对事件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但是还不足以做出任何坚实的历史结论，所以这段时间对于理解诗歌的情感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三个月的时间间距，恰好证明了诗人选择做出如是反应的审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诗学行为。
作为爱尔兰民族的大诗人，此时此际，大家都在注意着他，希望他发话。作为具有历史感的诗人，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他必须站出来，为民族代言。因此，说话时机与分寸的把握显得非常重要。当时，正值爱尔兰人群情激愤的顶点。叶芝的本意又不是要以武装革命夺取胜利。他不想改弦易辙，否定自己所选择的改良道路。但他的确也被这些革命烈士感染，觉得他们鼓舞了爱尔兰人的志气。毛德·冈认为，叶芝在革命面前认识不清。其实，叶芝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没有轻易放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写下战斗檄文；他也没有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相反，他选择适当的时机，写下深思熟虑的文字。他避免了火上浇油，加剧不必要的牺牲；也避免过度张扬自己的改良主张，从而避免成为民族之敌。
所以，文章有两种做法，有热的文章和冷的文章。冷的文章“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读之使人疑，使人断，使人智慧”，而热的文章“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热的文章是宣传的文章，煽动的文章。它不需要史德史识；审慎细致是它的天敌；它图的是文字效果，渲染夸张。叶芝的《1916年的复活节》，不是热文章，而是冷文章。轰轰烈烈的革命，美则美矣，但时机不成熟时，换来的是不必要的牺牲，因此非常可怕，应该避免。在起义失败过了几个月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把烈士送入民族英雄的殿堂，树碑立传；但是，又要将他们拉下神坛，对他们选择的错误道路进行批判和清算。因此，要用春秋笔法，要有显白话语与隐微话语。
三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个迷人的想法，即智识的历史就是伟大天才之间持续进行的对话；每一本精彩的书都是对另一本书的回应。若是，一首诗歌的含义是另外的诗歌，是与其他诗歌的对话。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极端隐秘的情形之下进行的。不是这些书中确实使用的文字、清晰表达的意念、仔细陈述的协定或否定，而是没有说出，或仅仅点到即止的部分。因此，伟大作家的每一停顿或省略，某个晦涩的段落或看似矛盾之处，甚至“结构混乱”的句子都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作者给细心读者的暗示，有什么隐藏在此，读者必须解码以了解真正传递的信息，即言外之意。他甚至指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意见，并不一定和他文中绝大篇幅所表达的一致”。为什么？因为作者可能怕说了真话而遭受迫害。因为真理是可怕的，只有在言外暗示出来；因为真理会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而这些人受了伤害后，就自然会回过头来伤害发表逆耳忠言的人。
叶芝时隔三个月之后才对历史事件进行回应，就是深思审慎的行为，不轻易发言。相对的历史间距，透过历史的雾霭，寻求诗歌的真实。在这点上，他与诗学传统中的先辈人物，如弥尔顿和华兹华斯一样，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凝思”和“凝视”之后，才创造出经典诗作。在某种意义上，《1916年的复活节》也是在追摹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赋》。叶芝要对话的诗歌天才与前辈，也就是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弥尔顿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