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3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于3月4日乘“横槟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7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笈，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8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明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若干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3月27日抵镇南关，袁已于5日前宣布撤消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二处演讲，及至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38小时矣！4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2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
“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
“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做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1922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映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幅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10年浩劫。
1925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死入生，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20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枭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钅分，1915年1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3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1925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的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岫册中找出的。
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惟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
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惟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
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劢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1926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
“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
教化，好像秋云一样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静云一样温和，能浸及人的身体；好像皓月一样寂静深邃，激动着人的怨思；好像流水一样平静，使人思念它，令人神往。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距今29年前，我17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起，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服。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