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前言
下议院的大厅里总有许多精彩的典礼场景，每天由权杖引导，在牧师和秘书的陪同下，斯皮克先生的队伍会从大厅里走过。布莱克·罗德也会定期来这里，每回都庄严地把下议院的门迎面猛地一关，然后在门上敲三下，接着开始召集下院议员们到上院去。但我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午后。
当时我正离开下议院大厅，突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那时他正在旁人的引导下来听一场辩论。他个子极高，面容慈祥，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走来的陌生人。一身蓝色长袍使他看起来光彩荣耀，步态举止又显得他非常庄严高贵，嘴角流露出的谦恭笑容表示了他对所见一切的赞赏态度。
从容貌特征来说，很难想出这代人或上代人中有哪个人能接近李鸿章的样子。这并不是说他会给你留下丰功伟绩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他传达了一种人格尊严，好似某个半人半神，自信而超然，但他在苦苦挣扎的凡夫俗子的眼里也不乏温文尔雅的气质。
在这方面他似乎极好地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他所特有的但仍然神秘的国家。当我们还是满身涂满蓝色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享有文明，即使在今日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我们所不及的。随着中国政治的兴衰变迁，中国人总是对文化抱有很高的标准，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怀有强烈的优越感，对自己国家或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利益拥有坦然处之的态度。这些特点，毫无疑问主要归因于他们的闭塞状态。正如1715年随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团访问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所报道的那样：
“大清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其所处地理位置理想优越，气候条件健康宜人，东、南两面由大海环绕；西、北两面坐拥连绵的高岩和荒山，著名的长城蜿蜒其中，成为另一道防御屏障。但以我之见，比上述提及的更能阻挡外国侵略的屏障是那片荒芜的沙漠，它向西绵延几百英里……东部和南部的海域确实是开放的，中国有可能在那里遭到袭击；但我相信，没有哪个君王会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强大民族的安宁是合理之举，而且这个民族愿与邻邦和睦相处，在自己的领土内似乎感到心满意足。”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一百多年里都真实地发生了，正如他所言，东部南部的沿海地区遭到袭击。19世纪的历史之所以关注李鸿章，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领命去处理祖国因古老体制所遭遇的危机。其出生、教育背景、性情气质以及他种族的传统，使他自然而然地对外来陌生人持轻蔑态度。然而，他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士承认这些“洋鬼子”不可轻易忽视，承认他们在大清帝国的存在已成定局，同时，他也是中国政坛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
濮兰德先生在这本著作中明确指出，李鸿章身上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没有为中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种政策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
巴兹尔·威廉斯1917年3月于切尔西
无疑是19世纪的一个缔造者。但是，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其《伟人史观》的评析中所述，我们必须记住“伟人必须与那个诞生了他的社会的所有现象归为一类，伟人是这个社会所有过往的产物。他是整代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与同时代的人都是长久以来各种巨大力量所形成的产物。”
为了公正地评价李鸿章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出发研究他的事业开端，并仔细考察其生活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这样的研究思路会比较适宜。
因此，在描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和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最好大致回顾一下他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是要考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在李鸿章担任军事总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其卓越事业奠定基础时，西方军队和商人对中国绝妙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入侵，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显然注定将改变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习惯。
对于长久以来就反抗变革的民族来说，突如其来、力量实足的新势力使得这个民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适应困难，也让政治体制布满重重危机。李鸿章作为一个政治家最杰出的特点在于，他几乎是同辈人中唯一能立即认识到这些强劲新势力的人，他能认识到必须通过对古老的教育和政体进行改革才能与这些力量进行交流（正如同日本在这方面做的那样）。
中国政府认可的治国方针在原则与传统方面的特点是在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中，进行基于道德力量的独裁统治。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在漫长的事业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主旨，他从一开始就参透了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然会使中国的许多古老传统沦为无用过时的东西从而被置于垃圾场。
李鸿章努力引导他的同胞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努力把变化莫测的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减到最小，但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在天性上就无法迅速完成被要求的转变，而且因为李鸿章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旧是一个十足的满清官吏。
不可否认，由于李鸿章的野心和贪财的特性，让他在工作中留下污点，政绩受损。周遭一片黑暗，他却格外光辉熠熠--他满怀勇气与爱国之情；他身心能量超凡，潜力无限，无论身陷囹圄还是鸿运当头，他都散发着令人敬佩的品质。不过，当一切说完做完之后，他在本质上仍是先辈们的自然产物，身上沾满了其社会形态留下的品质和缺陷。
让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番在李鸿章初涉政治舞台时的社会形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颇具规模，也就是在镇压这次造反运动中，李鸿章首次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感激，并得到了同辈人的高度评价。当时的李鸿章28岁上下；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这场殿试也让他稳当地踏进了翰林院，跻身于翰林一流学者之列。这场破坏大清帝国长达13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危害了9个省份，使人口减损了1亿之多，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定期发生的动乱之一，是由中国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压力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自唐朝末年（或粗略地说是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至今）以来的历史记载，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暴动总是反复发生；用大屠杀的方式结束一个又一个”天数已尽“的王朝；动乱与平静总是轮番上演；这一切按照节奏发生的系列事件都可追溯至一个浸淫在消极反抗原则里并把不计后果地繁衍后代当作宗教义务的社会体系。
中国的经济压力比欧洲大得多，其间歇的暂缓也是以导致广大地区人口减少的剧变为代价换来的。健在的人们仍然记得他们目睹的整个过程--许多省份因太平天国运动与回民起义而变成一片荒芜，接着由邻省人口迁来居住，然而过了一代人之后，饥馑幽灵又一次可怕地降临至此。
只要中国在地理上仍旧遗世独立，在政治上固步自封，那么这种定期发生的动乱和流血，这种无节制的繁殖和对过多人口的大规模毁灭，就会作为人的必然宿命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由于生存斗争的激烈以及国家体制坚固的凝聚力，这个民族的恢复力得以增强，而且总会成功地在灾难的周期性发作中被激发出来。
尽管经历过这么多的灾难，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文明还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由于遵循着以德治国而非以法治国的基本信条，中国享有了无比长的寿命。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所有动乱都不相同，因为这场运动开始掺入了西方势力的因素，而且这个王朝在前后三位皇帝的统治下已经昭示了自身的衰败之态，无法利用德治去实现政府的正当目标。
外国人通过武力干涉，助长了满洲王朝的衰败趋势和腐朽无能。尽管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这个王朝的地位，但其权威已被动摇，没有全面扳回局面的希望。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墙上告示的人来说，未来笼罩在黑暗之中，变化的危急即将到来。
作为曾国藩下属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李鸿章根据战场上的个人经验，以及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其他外国人的交往，很快认识到凭借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和治国方针是无法与西洋蛮夷的力量抗衡的。
李鸿章以清晰而敏捷的洞察力预见到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局面；他意识到如果中国坚守一脉相承的古老传统，那么中国将绝无希望重建旧秩序，甚至维护主权和独立的愿望都是渺茫的。此后，他的人生经历载满了他的这种努力：试图让同胞们接受以上这个真相。他在这些努力中取得的一定成功，以及其进步观念和对当代中国人的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李鸿章成为了19世纪的缔造者之一。本书的宗旨就是要揭示这些影响究竟是何物，以及是怎样取得成功的。
李鸿章认识到了西方势力对大清帝国将要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了改革政府体制与国防体系以适应这些冲击的必要性，这一点在他与1867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份重要的文献为解读李鸿章此后作为外交官事业生涯提供了钥匙，在适当之处我们会参见其内容。
这里只要提及以下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因为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大胆提出了革新主张，理由是外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评估向朝廷呈上这样一份奏折究竟需要多大勇气，必须考察当时的政治国情及同朝官员、各省总督和京城权贵的智力素养。广义上说，那个时期的中国朝廷、御史、高官和儒士们都超然地隔绝于外部世界。
读者也许对中国的行政体制不太熟悉，所以简要地解释一下该体制的主要特征。理论上说，从遥远的年代到20世纪初，大清帝国绝对是一个独裁政府，是一个基于祖先崇拜和家族制度的原始大清帝国形态，而且其存在是由于儒家体系的连续发展而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实际上，宝座上的皇帝（像乾隆那样主见极强的帝王除外）比天堂般的朝堂上方用来装饰的盖顶石好不了多少。他的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皇家法律的条文所限定，这实际上把天子变成了幽禁在紫禁城高墙之内的囚犯。
作为天命的家族体系的核心人物，皇帝担当的角色是在圣殿里主持庄严仪式的祭祀长。就他享有的个人主动权而言，其行使范围还不及行政体系中无数个职能中最小的一个。甚至在极其重要的如皇家费用和个人花费方面的事情，中国的专制帝王还得依赖于官员们的善意与忠诚，最后甚至要向老百姓们求助。
中国政府行使这样的专制权力实际上被官员们所控制，但即便如此，历史表明这样的专制权力还总是受限于百姓自发的造反权力，而且还有一个基本事实也限制了这种权力，即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个权威结构实际上是建立在道德之上而非物质之上的。
已故的W.F.曼尼克思先生于1877年在自己的权威之作中记载了对中国封建政府的认识：
“中国封建政府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官僚制度之上的，而这个官僚制度是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以期实践基督教纪元破晓之前便传播数千年的箴言，并在一己私欲的动力下反对引进有异于这些神圣教条的所有原则。”
在这段精确的描述之后，还有一段适当的警告，提醒那些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们，因为他们甚至在当时那个时代就预言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家政治体制会突发猛烈的变化：
“对于这些情况的评估”，曼尼克思写道“或许会纠正过于乐观的看法，即中国人和清政府能够迅速获准入门，进而走上欧洲进步的大道。为了达到任何实质性的目标，必须放弃那些最珍贵的宗教教义性的国家原则，必须把文学崇拜的偶像赶下神坛，必须抛弃公认的全部美德的源泉，以期支持时下遭到轻视的追求和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带来的后果，诸如此类的变化可以或可能会在极端贫困的压力下产生；但预期那些自发产生的发展就是自欺欺人了。”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很长时期里的动荡局势和破坏行为动摇了满人的威望，使之得到长久恢复的希望几乎成为不可能的愿望，但这次事件并没有削减官僚们的特权和实力，也没能挫败他们的自负与傲慢。
1860年以来，只有一个新的特征使清政府与之前的情况不同，那就是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其功能便是处理外交事务。这个部门就是著名的总理衙门，一个无脊柱的胶质躯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化石般顽固的军机处越来越紧密地融成一体，而这忠实地反映了由狡猾的规避来调剂迟钝的保守主义。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李鸿章担任总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总理衙门的主要角色便是作为中国的行政部门与外国驻京代表之间的缓冲器。它所从事的这些活动非但没有扩展中国的外交关系反而是削减了对外关系。在政府各部门的官方名单中总是将总理衙门存在的解说遗漏在外，这等于说这个部门是多余之物，直到1890年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要提到的，中国从1870年到1895年，对外关系的处理实际上是由时任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所掌控的。
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离职直隶总督调任至总理衙门。1901年在他有生之年该部门改建为外务部，这个部门的权力和声望彰显了旧秩序的无能，说明了慈禧太后采纳了新的治国方针。如果他活着亲眼目睹清王朝的崩塌和1911年所谓的革命，他会看到官僚们再次从无序的骚乱中毫发无损地挺过来，旧有的体制在种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中维持不变。他还会看到他们在新旧中国的冲突中露出平静的胜利喜悦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