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待时，不如乘势。抓住机会或空隙，乘机而上，或是在已取得初步或决定性胜利之势时，继续前进，继续进攻，壮大发展已有的势。
导语
所谓乘势，就是适时地适用有利于自己的优势，顺势推动和扩大自己的影响，获得更大的进步。
古今中外，许多身居高位者，无论是不甘失去昔日威风，企图东山再起；还是为了维护目前的地位，以期更进一步，都利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尤其在天下诸侯林立、相互纷争的时代，弱肉强食，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势。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惟恐成为“鱼肉”，同时又紧盯着天下大势，一旦有机可乘，就充分利用条件，力图成为“乱世英雄”。
乘势的关键是，在已取得初步或决定性胜利之势时，应继续前进，继续进攻，以壮大发展势。《淮南子·兵略训》云：“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刘伯温百战奇略》云：“凡与敌战，若审知敌人有可胜之理，则宜速进兵以扌寿之，无有不胜。法曰：见可则进。”毛泽东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以上所说都是说明一个道理：乘胜前进，因势制胜。
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顺着对方的意图，进一步将势态扩大，从中寻找机会，或是让对方感到难以控制局面，自相矛盾或露出原来面目。
春秋时，齐王喜爱的一匹马死掉了，齐王很悲伤，决定用大夫的葬礼仪式来埋葬这匹马，他的理由是那匹马战功赫赫，理当受到厚葬。其实这是个谎言，那匹马只是一匹赛马，从来没有上过战场。
下面我们来看看，面对这样的谎言，齐王的臣子晏子是怎样揭穿的，他用的什么妙点子。
晏子听说了齐王要厚葬死马的消息后，决定规劝齐王，但齐王脾气十分执拗根本不听规劝，还把几位前去谏议的官员给杀了。晏子知道，如果像前面几位官员一样，肯定不会有好结局。
于是，他来到朝廷，这样对齐王说：“大王，我听说你准备用埋葬大夫的礼仪来埋葬你心爱的马匹，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丧仪规格太低了吗？”
齐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很诧异，问道：“你认为该用什么样的规格来安葬这匹马呢？”
晏子说：“你用葬王侯的礼仪为其下葬，让举国上下的人都披麻戴孝，为其哀悼，全国停止舞乐，斋戒三日，让大臣为它举着引魂幡，武将跪在路旁迎悼。这样，全天下的人就知道大王你把马看得比文武大臣还重，你的名气就大了。”
齐王听了这番话，羞愧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霎时明白自己举止的荒唐，于是改变了主意，将马剥皮剐肉，分给文武大臣吃。
晏子使用的办法便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策略。本来，齐王用谎言为托辞，把马当大夫对待，使朝中大夫受到羞辱，事情显得十分荒诞不稽。晏子给他出主意时，进一步扩大其谎言的荒诞性，使其看到这种荒唐举止背后的可怕结局：重马轻人，让文武大臣离心离德，让天下人耻笑，君臣失和，君民失信。
面对齐王这样造谎成性的人，只有让他自食其恶果，他才会意识到谎言的危害，知道造谎的下场。
一些人常常提出一些荒谬的主张，仅从正面讲理，往往还不能让其认识这种主张的荒谬，不如其谬论与错误主张进一步发挥，使其承认这种主张的荒谬可笑！
顺应时势乘势而上
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而当形势还不明朗时，迷惑者就会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此时，决疑者就应该及时为其指点迷津，令人顺应时势，乘势而上。
唐国公李渊出身关陇贵族，当过多年行政长官，富于政治经验和文韬武略。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同时负责坐镇北地，防御突厥侵扰。
这时，群雄逐鹿接近尾声，隋朝将灭成为定局。裴寂和李渊过从甚密，经常悄悄讨论天下大事，酝酿起兵。李世民见其父太过隐晦，便通过好友晋阳令刘文静去交接裴寂，请他从中催促。恰好在这时，太原副留守高君雅对突厥作战败北，李渊因而受到牵连，被拘禁起来。
李渊起兵前后，华北、西北割据势力和农民军领袖，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无不向突厥称臣，接受其封号。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单靠自己的力量，不仅无法推翻隋朝以完成帝业，就连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也是困难。形势决定了他的发展趋向：必须以称臣的方式去联合一向为中原人所轻视的夷狄突厥。这与李渊镇太原防御突厥的职责背道而驰，丧权辱国的做法也使他感到难堪。
裴寂及时体察出李渊的心意，便和刘文静劝李渊打消顾虑，称臣于突厥。李渊说：“你们都是隋臣，反倒这样来劝我，哪还有臣子的气节？”裴寂列举了伊尹对夏桀、吕尚对商纣王的态度，大谈了一通何谓臣子的气节，并进一步申明说：“主上重用奸臣，亡国丧家，由来已久。民怨神怒，才发生了目前的动乱状况。您说办事应师法古代，那么就请按照伊尹放太甲和霍光废昌邑王的先例，废除主上，立代王为帝。既要如此，就不必对自己要废除的人讲什么臣节了，还是称臣于突厥，利用他们的援助吧！”李渊加以采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于是向李渊授以本旌旗帜狼头纛充作印绶，并提供战马和突厥兵。
裴寂乘机鼓动李渊起兵，说：“现在天下已经大乱，您功劳卓著，反被朝廷猜忌。您的副手打仗失利，朝廷却归咎于您。形势万分严峻，应该当机立断。太原兵强马壮，晋阳宫府库充盈，举兵起事，完全有成功的把握。当地豪杰并起，各自为战，希望您赶快起兵，开赴关中，创立帝业，何必要束手待毙呢？”在裴寂的屡次劝说和催促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在这年五月，正式在太原起兵。
李渊起兵成功，建立了唐王朝。没有特殊才能、也没有任何战功的裴寂，就因为与李渊关系密切，跟从李渊并怂恿、拥戴李渊建立唐王朝成功，而得以位居宰相，权倾一时。
人们在决策时往往因为情况不明，决心不大，举棋不定，情况明晰，才能决心大。决疑者最重要的是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情况，然后分析利弊，才能为决策者做好参谋。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一件事情此时可办成，彼时却也许办不成；这个人能办得成，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以，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1000万两用于买船，所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1000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这种情况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
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十分紧急，向洋人借款买船尚容暂缓，此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
不用说，事实确实如此。
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乘势”的灵魂，假借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可以使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
长驱直入速战速决
为了某一战略目标，要长距离不停顿地快速挺进，保持不可阻挡之势挺进。
《孙子兵法·九地篇》说：“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长驱直入，速战速决，主要用在解决远目标方面。解决这样的目标，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长途跋涉，千里杀之。“直入”是节约时间、节省物力，又加快速度的好办法，也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如果条件允许，这样做再好不过了。战争目标有远有近，夺取远目标是一大类。因此，不能忽视这类目标，也不能忽视这类目标的谋略方法。
1947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中央指示刘邓野战军实行中央突破，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尽量多歼灭敌人，然后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为右后路军，直出豫陕鄂边区建立根据地；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粟裕率外线兵团（陈粟野战军）为左后路军，从鲁西南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根据地。这三路大军以“经略中原”为目标，互为犄角，配合作战，开辟江淮河汉间新的解放区，这三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千里跃进，“长驱直入”国民党地区，中途冲破敌人的阻截，很快占领大别山广大地区，并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敌人心脏地区建立了一块根据地，为后来渡江作战创造了条件。
劳师袭远乃兵家之大忌，但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要采取“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谋略方法。首先搞清长途奔袭远方目标的把握性，再选择好夺取目标的最佳途径，充分考虑到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不能拖太长时间。这种谋略也能灵活变通地运用在经济、社交等活动中。
里应外合内外夹击
从里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合力攻打敌方：对敌方从外面攻打，我方又从里面接应；或内外配合使敌两面作战，分散兵力，乘势歼之。
《尉缭子·守权》中说：“10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中外乎应。”意思是说，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援军必须解开重围，守军必须主动进攻。做到里外呼应。
这是一种打配合的谋略方法。这种谋略方法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时期已产生了攻城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很重视这种谋略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建立我方秘密工作点，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一旦时期成熟，就以里应外合方法夺取城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成功之例更多。就是在优势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谋略方法。特别是友军盟军互相配合作战的时候，采取此法比单打一、简单的正面进攻好多了。
1943年春，我晋察冀军区某连袭击许由据点是典型例子。许由镇位于河北省行唐县西北，是由行唐至口头的必经之地，这里驻守敌一个中队，工事坚固，三层炮楼，防御设施多，不易强攻。经过八路军敌工部门的积极工作，争取了一名伪军班长站到抗日立场上来，我军某连准备歼灭许由之敌，他愿做内应。按计划，八路军趁黑夜逼近许由，我军“内线”按时放下吊桥，在他的带领下，八路军迅速秘密地进入炮楼的一、二层。正要上第三层时，发现楼门紧闭，“内线”就以向敌中队报告敌情为名，骗敌打开楼门，接着我军战士冲入第三层，击毙企图顽抗的敌传令兵，俘虏了敌中队长以下50多人。历史上这种战例也很多，如昆阳之战，绿林军坚守昆阳，以待援兵，然后以里应外合的谋略战胜王莽军。绿林守军虽然以弱固守，但由于刘秀敢冒风险，搬师回援，同时假造宛城大捷的消息，以激励固守待援的将士，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内外夹击之势，大破王莽军。再如淝水之战，东晋之所以能战胜前秦，也是采取里应外合之术。
这种打配合的谋略方法并不局限于自己一方的配合，还可以是两方联合策应共同对付第三方的合作，能够运用到各个领域的活动中。运用这种谋略，要研究分析是否具备使用里应外合的条件。此谋略成功与否关键点在“里”与“外”配合的如何，还要注意保密和速度。
穷追猛打斩草除根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于已溃败之敌，不管逃到哪里，都紧追不舍狠狠打击，决不手软。斩草不除根，春来复又发。
《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
战争非常讲究战机和形势。一旦捕捉住战机。就应毫不犹豫地下决心，进攻敌人。同样一旦造成“胜利之势”，也应考虑继续前进、继续进攻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决不能停止不前，决不能仁慈手软。因此，穷追猛打是进行“胜战”的一个重要谋略方法。
1122年，辽帝出兵居庸关，得知金兵将直走西京（今山西大同）。4月，金军会攻西京，辽军兵败城陷，辽西路州县部族纷纷降金，辽帝向额苏伦落荒逃跑。金军见辽军丧失抵抗能力，便乘胜追击，猛追猛打，使辽军又屡屡打败。终于在12月金军自大同入居庸关，辽五京全被金占领。
毛泽东在1949年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1951年5月，我中南军区已取得歼匪47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漏网土匪已成惊弓之鸟，四处逃窜，各部为清剿残匪，又组织大量精干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穷追猛打，决心全部歼灭之。沅陵军分区416团8连飞行捕捉队，在一个月内，穿越湖南、贵州、四川和湖北四省边县，追击残匪1500公里，毙捕逃匪100多人，被授予“长追千里”的英雄称号。这都是认真执行这种谋略思想而取得最后胜利的范例。
“穷寇勿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所讲的，不可拘于教条。如果竞争对方大势已去，就要彻底将之打败，既避免了日后的祸患，又巩固了现在的成果。运用这种谋略，要先具备穷追猛打的前提条件，要抓住敌人不放，打击要猛烈，必须做到一举而全歼之。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不可麻痹大意、骄傲自满、出现漏洞，让对方钻空子。
合而围之分而制之
“合而围之，分而制之”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围追，指围追式的追击；二是堵截，指将竞争对手堵住，分成数块，逐一制服。
这是一种进攻性军事谋略。兵多于敌围而歼之是科学的；如果敌人想逃跑则堵截住各个歼灭，这是通常使用的也是有效的方法。
不同形势下使用不同的谋略方法。在我强敌弱，我主动敌被动的情况下，采取带有声势的方式进攻敌人是很有利的。这种居高临下，主动性进攻的趋势就能产生一种威慑效应，从心理上给敌人一种压力，于我则提高士气，增长信心。因此这是军事谋略家应掌握的一种常用谋略方法。
著名的辽沈战役使用了这种谋略。从全局看，战役开始我军即处于进攻的主动地位。重点包围了沈阳、长春、锦州等重要城市。在解决了以上大城市的同时，为防止敌人的逃窜，我军还在有关地区进行了阻截。如著名的黑山阻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对锦州的围攻。再如为防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经营口从海上撤走，在部署围歼“西进兵团”的同时追歼沈阳、营口国民党军的部队，在切断沈阳与营口联系后，我军分别包围沈阳和营口，并几乎同时发起进攻，除营口有少部敌军从水上逃走外，我军解放了这两个城市，全歼敌军。
在任何领域的竞争中，一方失败，另一方就要有效消除对手的有生力量。从“战役”全局出发，做到胸中有数，正确决定围追哪部“敌人”，堵截哪部“敌人”，以及科学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战斗”打响后要照顾好各部分“战场”，不能顾此失彼，应互相促进。以打迫和以战除战在竞争对抗中，以优势的“兵力”和胜利的“军事”压力促使竞争对手接受和谈，使形势继续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手段和途径是为战胜敌人服务的。如何胜敌，方法很多，其基本手段是靠军事力的竞争，同时还可通过外交，以军事与外交、政治等相结合的办法，军事谋略对抗最理想的境界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便是运用“伐谋”胜利，也常常离不开武力的作用，以打迫和就是以武力威慑迫敌和谈，从而达到不再用武力却能达到目的的谋略方法。可见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可避免一部分流血牺牲）的谋略方法。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过五次战役给美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美国于1951年5月作出停战结束战争行动的决定，准备同中朝方面谈判。不久，双方开始接触，进行和谈，但在谈判中，美方又节外生枝，提出无理要求。当这些无理要求被我方拒绝后，便在8月18日向我方发动夏季攻势和空中攻势，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为了打击其士气，收复一些阵地和表示力量，促进停战谈判，我军发起反击。毙伤俘敌1万多人，迫使美国于10月25日又回到谈判桌上。经谈判于11月27日，双方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1991年的海湾战争也是这种战例。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其不战而胜的图谋失败后，转而采取以打迫和的策略，开始对伊拉克实施长达38天的大规模空袭。其间，出动飞机近10万架次，投弹50多万吨，发射巡航导弹数万枚，严重破坏了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包括飞毛腿导弹发射能力及其核武器、生化武器能力、交通补给和战略反击能力，使伊拉克军前线部队损失50%，伊拉克被迫于2月15日发表有条件撤军的声明。2月24日，多国部队无视伊拉克、苏联的和平建议，继续实施以打迫和的方略，发动全线地面攻击。在科威特战区伊军面临全军覆没的情况下，2月26日萨达姆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美国等多国部队达到了以打迫和的目的。
没有强大的实力，无法给竞争对手以沉重的打击，是不能使用这种谋略的。要时刻注意势态发展，特别是防止竞争对手以答应和谈为幌子搞阴谋或发动突然袭击。
将计就计顺势而为
在对竞争对手的计谋有充分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实施自己的谋略，以使对方中计，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
《兵法百言·智》中说：“两将相持，必有所测。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测于敌之测我者，示短以致长。”意思是：两方主将率军对峙，一定要有所判断。判断敌人，是为了避实而击虚；判断敌人是怎样判断我军的，就要故意显示我之弱点来欺骗它，以便发扬我之优势。
这种谋略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借助于人的习惯心理，一般情况下，在人们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办某件事或如何办某件事时，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他的思想和作法的。如果逆着他来，他就难以接受；反之他就容易接受。在谋略对抗中，人们利用这一心理规律，就可以顺势寻机，施计用谋，而且成功率很高。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路西进平定。刘伯承在七亘村占领有利地形，设伏歼敌。果然不出所料，我军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日军以为，按照“胜战不复”的原则八路军就不会仍在七亘村再设伏。他们经过简单补充，决定仍从这里向平定方向前进。我军获得这一情报，原地设伏待敌。当敌后续辎重队又进伏击圈后，我军随即发起攻击。又将日军击败。三天之内同一地点打两次伏击战，这在军事史上是罕见的。这正是刘伯承对敌情了如指掌，针对敌人“胜战不复。”这一定式思维，将计就计的结果。
针对竞争对方的计谋，设计好战胜对方的对策，把握好斗争形势的变化，准确地实施我方的谋略，提前或滞后都会影响施谋效果。
乘隙而入抢占先机
为了抑制竞争对手的生长和发展，寻其初生的缝隙加以攻击，使自己日后不被对方控制。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汽车工业作为开发日本出口潜力的关键行业之一，并把美国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可是，当时日、美汽车生产和技术水平差距极大。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汽车生产的第一大国，“底特律汽车城”名闻天下。日、美汽车大战的背景就是这样，在极不平衡的情形下开展的。
但是，日本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对汽车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美国人偏爱大型的、豪华的汽车，但由于美国汽车越来越多，城市道路越来越拥挤，大型汽车转弯及停车都不方便，加上油价上涨，人们感到大型汽车耗油多，因此，美国人的偏爱已转向价廉、耐用、耗油少，维修方便的小汽车。于是，日本丰田公司针对美国人喜好的转变，制成了一种小巧、价廉、维修方便、速度快捷、乘坐更舒适的小汽车，具有物美价廉的良好形象，受到一些美国人的欢迎，终于打进了美国市场。接着，日产公司在研究了美国汽车的制造技术、设计优缺点、消费者口味以及市场环境后，也于60年代初推出“蓝鸟”牌汽车，并成功地进入美国市场。
日本小汽车打入美国市场，并未引起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关注。即使是在1960-1969年日本小轿车销量猛增时，底特律还是在忙于生产大型豪华轿车。既没有防御，也没有阻击和迎战。这就为日本生产的小型汽车让出了市场。日本汽车业充分利用这一空隙，乘隙出击，扩大战果，从而赢得了对美国汽车战的胜利。
日本汽车业今日之成熟，与当年抓住空隙打入美国市场，并占领这个“轮子底下的国度”的市场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商战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一不小心，就会让对手占得先机。
任何强大的竞争对手，总有薄弱之处；任何商业市场，总还有空缺的需求。要想乘隙而入，首先需要冷静的分析，找准了才能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