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胸前挂奖章的瘦高老头儿，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了，看上去还算聪明，笑起来倒也亲切，但还是掩饰不住眼睛中的狡猾。
他对我们这个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相当重视，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视几回，巡视时，就像动物园里饲养员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似的，看完一个窗口，再看一个窗口。他的战果相当可观，今年冬天他抓了一只手的斯密尔诺夫军官和穆拉托夫兵士，他们都曾得过乔治勋章，参加过中比列夫将军指挥的俄哈尔杰克远征军。还逮的捕了佐伯字、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等人。听说他们被逮的原因是想立一个“地下”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密尔诺夫就是因为星期天白天，偷走了城里克留锲尼夫印刷所的铅字而被捕的。
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贫民窟里又被抓走了一个终日眉头紧锁的被我称做“活钟楼”的人。第二天早上，古得知道这事后，愤怒地抓看头发对我说：“马克西美奇老弟。真他妈耽误。你快点去……”他告诉我到哪儿去，又叮嘱我：“一定要小心。那儿或许有密探……”这个秘密行动令我兴奋不已，我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到了海军村。我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匠铺，见一个卷发蓝眼的年轻人正镀一口带耳平底锅，看上去不像工人，屋角的老虎钳边有一个小老头，他白头发用一根小皮带束着，正忙着打磨一个活塞。
我问他：
“你们这儿有活儿吗”
小老头怒气冲天地答道：
“我们自己人有活儿干，可是没你的活儿。”
那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低头镀他的锅。我用脚碰了一下他脚，他又惊又怒地盯着我，手中握着平底锅，好像要冲我砸过来似的。见我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才平静地说：“走吧。”我又向他递了一个眼色，才走出店铺，站在大街上，卷发青年也跟了出来，不声不响地看着我，点了一支纸烟。我问他：“你是吉虹吗？”
“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被激怒了，用眼光上上下下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里的助祭……”
“嗯？”
“没了。”
“什么彼得，助祭，和我有什么相干？”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认定他的确不是铜匠铺里的工人。当我跑回贫民窟的时候高兴极了，我的第一次“地下”活动圆满完成了。
古利·普列特涅夫和一些进步人士接触很多，我曾请他把我介绍到他们中去，可他总是说：“老弟呀，你还校应该好好念书学习……”有一回，叶甫里诺夫引见我与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会面。
这次会面安排得十分周密，气氛异常沉重、紧张。尼古拉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波尔平原，一路上提醒我要谨慎小心，并要求我为这次会面保守秘密。然后，他指着从很远的地方慢悠悠走来的一个灰蒙蒙的小人影，扭头低声对我说：“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停下来，你就走上前跟他说：我是新来的……”秘密的行动意味着新鲜、刺激，应该是十分有趣的，可是这次却很可笑：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一个人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真像是一棵小草，就这些，没别的。我一直跟他到了坟场才追上他，闹了半天他也是年轻人，脸儿瘦削，两只小眼十分警觉。他穿一件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银灰钮扣已经丢了，又重钉了几枚黑钮扣，破学生帽上还可以看到帽徽。整体上看，他还是个孩子，可他偏要装成大人样。
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儿的地方坐下来，他讲话枯燥、乏味而冷漠，那神态我一点不喜欢。他十分严肃地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希望我参加他创建的小组，我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他紧张地先往前走了几步，脑袋左看右看，对空旷无人的野地进行了一番严密观察。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成员，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小组会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罗夫斯基家进行，主要学习约翰·穆勒的着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的注释，这对我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个大学生后来用叶洛恩斯基为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写够五本后，就自杀了。——这种事已不足为奇了，我常见。
他很内向。沉默寡言，思想沉闷，讲话十分注意分寸，住的是一间房子下面的地下室。他为了“脑体结合”，每天都做点木工活儿。和他在一起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穆勒的书也没兴趣，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我就知道，而且是印象极为深刻，这没什么难的，单凭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可以领会了。我认为这些理论，凡是那些曾为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十分清楚了，根本没必要花费很大心思用艰的深的词语编成一本大厚书。我在这儿充满鳔胶味儿的地下室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眼睛看着小虫子在污浊的墙上爬来爬去，真是太难为我了。
有一次，老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他不来了呢，就跑出去买酒子，这时看见一个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处一闪，吓得我们赶忙把酒瓶藏了起来，这时，老师走了进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论断。我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唯恐谁一伸腿把酒瓶碰倒了。唉，偏偏让老师踢个正着，我们吓坏了，个个满面通红，以为老师会大发脾气，结果是风平浪静。他那种沉默不语和一条缝的眼神，看上去真让人难受，还不如狠狠地斥责我们一顿呢。
我很难过，虽然买酒不是我提出的，但对老师我总有种负罪感。
一直他讲课真没劲儿，我人在这儿心早跑到鞑靼区了，那批人过着“清真”生活，他们善良又勤劳，讲一口不太纯正的俄罗斯话。天一黑，清真寺的塔尖上就有执事僧用奇特的声音招换大家去做晚祷。我琢磨着鞑靼人的生活一定很奇怪，肯定不会像我以前过的那些不愉快的生活。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伏尔加河上那种集体劳动的热闹场面，直到现有那种狂热依然让我痴迷。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激情的那一天。
我们的任务是同码头搬运组货，那是一艘满载波货物的大拖船，它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破了。当时正是九月，狂风冷披着草席或帆布蹲在甲板上同艘小火轮船向前走，小火轮喘着粗气，不时喷出一团团的火星。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是叫是喊，骂完天又骂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懒散散地躲来躲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晕晕乎乎的样子根本不像干活的，我看不太可能去打捞出快要沉下去的船货。
半夜，终于到了那艘船礁的地方，大家把空拖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长出现了，他是个面带凶相的老头儿，一脸麻子，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他摘下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样的声音喊道：“伙计们。干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组长率先喊：“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出点力。上帝保佑我们，开始干吧。”
于是刚才还一愁莫展、散兵败将、浑身湿透的人们一个子变得生龙活虎一般，他们像上战场一样，纵身跃到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来。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在飘动，短小的人影在穿梭，刚才还是怨声载道的人们，这会儿居然兴高采烈欢欢喜喜地投入战斗了。
雨越下越大，天更冷了，风更猛了，人们的衬衫吹卷起来，肚皮都露出来了，湿漉漉的夜色中，六盏昏暗的灯笼发出微弱的光，五十多个人影跳来跳去，踏得板嗵嗵嗵直响。他们干活儿的样子就像几百年没干过活儿似的，拖着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货包赛跑的好事，他们早就想享受受了。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生就像孩子热爱游戏一样，他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和它媲美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身穿哥萨克式紧身外衣，浑身湿透了，看上去他是货船的主人或代理人，他鼓动大家说：“好小伙子们。——我奖你们一桶。我的小土匪们。——两桶也行。加油干吧。”
夜色中，从四面八方传来沙哑的叫声：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好好干吧。”
劳动场面理会加热烈了。
我跑去抱米袋，搬、抛、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好像这些人可以永生永世这样不知疲倦、快快乐乐地干下去，那劲头儿真像随时都可以抓起城里的钟楼或尖塔，整个喀山城也能握在他们手里，想搬哪儿就搬哪儿。
这一天晚上，我过得前所未有的愉快。真想就这样一辈子疯疯癫癫、痛痛快快地劳动。甲板上大雨点儿哗哗落着，狂风还在呼啸，黎明的薄雾中，落汤鸡的赤裸的搬运工们，不停地跑动着，一边笑着、叫着，显示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
这时了阵风吹开了沉重的乌云一角，蓝天上露出了太阳粉红色的脸，这群快乐的疯子抖动着湿乎乎的胡须，一齐向着太阳大叫。我真想跑上去拥抱这群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往。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由衷快乐的迸发出来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它可以实现神话故事里只要一夜之间就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的幻想。阳光极其吝啬地照了一两分钟劳动的人群，就被厚重的乌云遮住了，就像一个小孩掉进了大海，完完全全被乌云吞没了。雨瓢泼一般下着。
“歇工吧。”不知谁喊了一声，立即招来了许多发怒的声音：“谁敢歇。”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要搬运货物的时候，这群半赤裸的人们顶着狂风暴雨，不知疲倦玩命地劳动。我被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震慑了。等大家返回到小火轮上时，一个个东倒西歪像醉鬼似的睡着了。小火轮一到码头，他们就像一道灰色泥流挤上了岸，飞奔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去了。
在小酒馆我见到了贝什金。他向我走来问道：“他们叫您干吗去了？”
我禁不住喜悦地告诉他这次劳动的情况。谁知他听完露出一脸的不屑说：“傻瓜。傻瓜都没你傻，你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鱼似的摇摆着身体，从一排排的酒桌间走掉了，这会儿，搬运工们刚坐在酒桌旁热火朝天地大吃大喝起来。角落里一个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小曲。
嗳唷，半夜三更时分老爷的太太呀上后花园寻欢作乐。嗳唷这时有十几个人的声音加入其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同时用手在桌沿上打着节拍。
打更人巡视到此看见呀，太太仰在地上……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下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风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明。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赁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得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夫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房间是多余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原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好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协调的四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黯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