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在起步和发展进程中，决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其成败、得失和荣辱。是走平坦的大道或跟在别人后面走，还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你走的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的情况。红军乃至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别人没走过的路，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我们今天以至今后，无论是人生还是事业，无疑都将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毛泽东独辟蹊径
红军在初创时期，自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而武装斗争走什么样的道路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切围绕成功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照此理论实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这些理论和经验是不是适合中国的情况？北伐战争采用的是长驱直进，寻求会战，逐个攻城的办法，是不是适应农民起义武装本身的特点？红军及其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应是什么？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在当时却是中国革命能不能坚持下去并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特定条件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先驱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认识并且运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正确地提出了红军及其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独特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然，毛泽东找到这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坚持走这样一条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接着，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动。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的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成为中国革命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的一个伟大的起点。然而，当时还没有认识到首先要夺取农村，所以，起义计划不仅要求夺取湘赣边界地区的大部分县城，而且计划进攻长沙。结果使三路起义武装均遭挫折，部队损失过半。毛泽东从起义武装受挫的实际教训中，思考了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和如何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路起义军部队，共约1500人，陆续到文家市集中。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重新确定了行动方针。他指出：（一）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而且在占了几次便宜之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二）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部队，因遭受严重挫折，指战员中失败情绪严重，已无斗志再战；（三）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和湘东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和配合秋收起义的行动中，因遭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短期内得不到恢复，已无力继续支援和配合部队行动。毛泽东提出，目前要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必须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前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决定改变“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9月20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西南的三湾村进行改编。此后，工农革命军几经转战，几乎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终于在10月下旬进至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没有办法，只好跑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打游击，逼上梁山。
到1928年2月底，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和民众已夺取了宁冈全县、遂川县的西北部及永新、酃县和茶陵县各一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打土豪分粮分财物，建立了政权，组建了地方武装，重建了各级党的组织。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当时党中央并不支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回忆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1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加之毛泽东当时在根据地推行的是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前委和毛泽东拒绝采用这种政策，又被污蔑为“改良主义者”，遭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毛泽东还被撤销了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则被一些人攻击为“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毛泽东仍然深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原来，在红军初创时期，党中央的战略指导思想是贯彻“城市中心论”。这在党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例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130页）如此等等。但是，到1927年底，根据各地暴动失败后相继退入农村的实际情况，党中央也提出了农村割据问题。如1927年12月14日党中央要江西省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革命，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局面”。15日又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局面”；在湘西也要“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21日，中央致朱德的信中要求他们与在湘赣边活动的毛泽东“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27日，给朱德的信中又指出应“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但是，从根本上说，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割据局面”，是作为准备和推动中心城市暴动，进而迅速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必要一环而提出来的，还没有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期实践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和艰苦性。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1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和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的部队胜利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大的地区扩展”。1928年5月20日，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首先在农村胜利的可能性，并再次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的方针是正确的。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特委、红4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问题。会后，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红4军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方针。他指出：“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26页）他深入分析了红4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敌情、地形和各地暴动的教训，认为“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26页）。
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系统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理论著作。决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而“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第50页）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有足够给养经济力。并对边界割据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等，提出了完整的建议。他强调指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8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与扩大，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也得到进一步深化，逐渐发展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思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赣北、赣西、赣南、赣东红军武装都有日益发展之势，“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页）。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首先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然后指出：朱德毛泽东式和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和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他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这时，他的以农村为立足点，实行波浪式扩大，逐渐向城市发展的思想已明显地反映出来。因此，当1930年6月党中央提出一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时，毛泽东没有执行这一错误计划，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形势得到了发展。
然而，毛泽东的“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却被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污蔑为“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当时受排挤的情况时说：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公开写文章，说我“丝毫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当然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坚持斗争时期，毛泽东还不可能就中国革命的整体范围，在理论上系统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毛泽东只担负一个地区的领导工作，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观察和了解，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二，当时统治着全党的是“左”倾错误路线，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城市工作上，这就难免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正确思想的发展起到很大阻碍作用；第三，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还不丰富，还不具备上升到完整的理论高度的坚实基础。尽管如此，毛泽东当时坚持以农村为出发地，坚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而逐步向城市发展的基本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毛泽东把它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系统地加以阐述，是在他到达陕北之后，全面地总结了十年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重要论断。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治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难；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第二是大国的条件，第三是今日的条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50页）同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先占城市，后进攻乡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为什么能独具慧眼
毛泽东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敢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与意图，不怕被撤职，甚至冒被赶出军队的危险，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今天看来，他至少是这样：
首先，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通过亲身实践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之后，才得出中国革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成功，红军才能发展的认识。他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除上述之外，他还认为，第一，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对象。中国农民经济地位极其低下，实际上处于农奴的地位，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极易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领导，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放农民，而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斗争从根本上打击了中国反动的统治势力。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现在农民还不要求公有制，而是要求私有制。只有打破农村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少地无地的状况，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去，去做农民工作，解决农民的问题，正确地领导他们参加革命。
第二，中国革命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人〉发刊词》）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毛泽东还反复引用斯大林的论断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共产党人〉发刊词》）
那么中国武装斗争依靠谁呢？依靠农民。只有动员农民、武装农民，才能稳操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券。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因此，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共产党人〉发刊词》）
第三，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曲折的。毛泽东形象描绘了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排列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若干不平衡状况，指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中国人民面对的不仅是控制中国几十年的各帝国主义列强，而且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敌人的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革命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同时，要使这种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步发展到平衡状况，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中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任何盲动冒险的政策都会导致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上述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次，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因而敢于坚持真理。毛泽东心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人民大众的未来，不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所以降职也好，撤职也罢，他全然不顾，只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因而他自己曾说，毛泽东的骨头是硬的。试想，当时中国共产党正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实践并已成功的道路，即通过走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谁敢反其道而行之呢？当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城市中心论”，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持批评态度，甚至还撤了毛泽东的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毛泽东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就不可能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就不会有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当然，毛泽东坚持走与别国不一样的道路，并不是他别出心裁，而是囿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对中国革命本质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一个伟大革命家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
“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38年后，又一次回到了井冈山，他在井冈山时经常散步。有一天，他在一片向阳的山坡草丛前停下来，拾起一根竹棍，在地上捣了几下，说：“这竹子有用处，既可以做拐杖，又可以做武器。”边说边继续往前走。井冈山的同志赶忙上前，对毛泽东说：“那边没有路。”毛泽东不以为然，用竹棍拨拨草，说：“我就不相信，有山就有路，路总是人走出来的。”第二天，他又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是的。这是一条独创性道路，既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引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又是对包括前苏联在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创造性发展，是与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一次彻底决裂。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一条无比辉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