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之初，有“五子登科”之说：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圩镇的底子，穷得不成样子。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中央委托，宣读了整个条例。在一片掌声中，《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深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
八月二十六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从此踏上悲壮的破冰之旅……
这是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一项大决策！
日后无数次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那一座著名雕塑《拓荒牛》，极其生动地揭示了深圳创业者的风采。
没有资金——首任书记吴南生和当年的副总理谷牧多方“化缘”，也仅争取到三万元贷款作为启动经费，可谓杯水车薪；
没有设备——几十家小工厂、小作坊敲敲打打只能捣腾出一些小农具、小五金及粗糙的家庭用品；
没有人才——可怜巴巴的农业、林业、农机、水产四家县属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二十七人中除两名工程师外，其余均属初级科技水平。
更为可怕的是，传统的计划体制，渗透在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经济建设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需要计划的链条来完成。可问题恰恰是，经济特区没有在这个计划的链条内。
经济特区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切只能靠开拓者们大胆去闯，大胆去探索，凭本事起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
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
必须破除传统经济模式，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胡耀邦曾要求特区要敢于“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敢于经受一场新旧体制胶着、摩擦、碰撞的阵痛！
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的通行做法，俗话叫做“借鸡生蛋”。
香港是靠借钱“飞”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深圳也很快确立了一个方针：“特区建设资金以引入外资为主”，把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及欧美等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深圳来。
要吸引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厂，首先必须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借鸡生蛋”也得先搭起一个“鸡窝”呀。
明摆着的现实是：平地、通水、通电、通车、通讯……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可供客商投资办企业的地皮，至少需耗资一亿元人民币。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刚创办的深圳特区，此话千真万确啊！
深圳，需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壮举。
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改革开放的血路。
“出租土地”——在民族情绪极度敏感的年代可是大逆不道之举，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深圳市领导人却大胆地想了——他们分明看到深圳河边沉寂的旷野上正垒着厚厚的黄金——果不其然，仅若干年后即有经济学家测算，最早开发的零点八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地面上累积起的财富已足可铺上一层厚厚的百元大钞。
仅开发罗湖小区的头两年，共租出四点五四万平方米土地，收取租金二点一三六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达四十亿港元。
从土地的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掘到了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
显然，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会堂的这次土地拍卖活动，被作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带有根本性改革的历史瞬间，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其实，早在特区建立之初，深圳拓荒者们突破“出租土地”的禁区后，一九八二年，更是规范了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标准使用费的规定。
这些被称为闯雷区的改革，其实依据于一九八○年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原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江泽民和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后来说，干脆就叫做土地使用费吧。土地使用费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租金，还有什么税都合在一起了。一叫“土地使用费”，大家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的样子，你一说地租就不行啦。
把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收取“土地使用费”，避开“地租”这个敏感的字眼，可以说是江泽民和特区改革者们的一大创造，是一场触及雷区的改革实验。
当年，“出租土地”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曾轰动了整个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作大篇幅报道。
当新中国的土地市场被资金瓶颈逼着走上舞台的时候，种种非议迅速传遍中国大地。某单位曾经召开讨论会，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深圳的土地出租制度就是新租界。有人则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大案”。
惊天动地第一槌，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随着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有期转让，国内第一次把土地由资源变为资产，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在此基础上，深圳率先实行经营性土地的招拍挂，使得房地产市场全面建立，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土地价值的真实回归。
“预售商品房”——在开发上步工业区时，大胆利用资本滚动增值原理，使房地产产品快速进入流通领域，边盖房，边预售，甚至刚设计图纸时就开始进入交易，所谓“卖楼花”。两年之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资金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借贷的一千八百万元转眼间变成了一点四四亿元。
楔入中国计划环境下的深圳经济特区，它所萌动的，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的苗——深圳试验的第一波冲击，就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带来的。
资金是所有生产最原始的动力。可特区建设初期，没有钱曾经让特区建设者为之深深的苦恼！一九八三年七月，为了筹集发展资金，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了“股金证券”——这实际上是一种“准股票”，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的股票重新回到社会经济舞台。更重要的是，它为深圳未来成为中国两大金融市场播下了最早的一粒种子。
一九八七年，深圳发展银行在本地率先向社会发行股票。一九九○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开业。
当时对股票市场，多数人持观望态度，也有部分人激烈反对，支持的只是少数人。反对的人并不否定股票对于筹集资金的作用，他们反对的理由，其实大多出自一个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理论，就是有股票就会有股票红利，就会滋生靠股利生活的剥削分子。
若干年后，当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视察的时候，明确地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
股票发行成功催生了金融资本市场，尽管它还有诸多幼稚之处——但是孩子既已出生，成长就可以期望。
正因为深圳的“拓荒牛”们，在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敢于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战略构想，使深圳经济特区一起步就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体系。
市场，无疑是支撑经济杠杆的一个坚实的支点！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艰苦创业年代。
整个深圳特区犹如一个大工地，几十万建筑大军散落在深圳河北岸，更有于风萧萧中星夜驰骋南下的两万名转业工程兵——一支为锻造特区大厦而一路冲锋陷阵的虎贲之师……彼时的深圳，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地推土机隆隆汽车奔驰尘土飞扬机声轰鸣。
其时，深圳市的决策者们被老百姓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初来乍到住铁皮屋，夜里开会、看文件甚至躲入蚊帐内，以躲避嗡嗡乱飞的蚊群……然而，人人都感到开拓进取乐在其中。
显然，这是一个吞吐天下的激情改革年代。
断然取消购物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工人实行全员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率先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每一天，特区的太阳都是新鲜的；每一次，特区人的冲击都是惊世骇俗的，他们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一桩桩、一件件突破禁区的喜悦。
试想，在我们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之后，何曾经历过人们如此自觉投入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着阵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在中国，连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从长期习惯了计划经济模式到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心理顿时失去了平衡。
在推土机欢快的轰鸣声中，深圳经济特区很快成了舆论的“风暴眼”——
有的同志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
有的同志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
有人忧心如焚：“特区办成了租界，国将不国……”
更有甚者：“深圳经济特区，只剩下一面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是红色的了……”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试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试验。前辈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供借鉴——此时，人们更深刻体会到了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分量……
若干年后，袁庚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语：“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特区就是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深圳人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铅块……
全国人的心头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人们戏称：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深圳人关注特区的命运，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更关注特区的命运。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了？我当然要来看看嘛。”
显而易见，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感，时时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
可喜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初四年的改革实践，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
当邓小平登上二十二层高的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环顾四周时，他老人家终于高兴地笑了：“深圳已经搞起来了嘛！”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同样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深圳特区正是在大刀阔斧破除旧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深刻认识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创造出震惊中外的“深圳速度”的。
一九八一年特区刚刚起步，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手在罗湖区兴建第一幢高层商业楼宇——国商大厦。深圳市政府豁出去了，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并实施重奖重罚：工期提前一天奖励港币一万元，反之则罚款一万元。
中标的中国冶金建筑一公司面对巨大压力，别无选择，狠下决心破除铁板一块的传统“大锅饭”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实行层层分包，责任直接落实到班、组、人。
奇迹出现了：承包前二十五天才盖一层楼，承包后仅用八天就盖起一层楼。结果，国商大厦提前九十四天竣工，冶建一公司也如数领到了九十四万元港币的奖金。
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创作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一石激起千层浪——
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开拓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几年后，高一百六十米、总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号称“神州第一楼”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又如神话般地从这片土地上腾空跃起直插蓝天。
历史会永远铭记：深圳人在兴建这座摩天大楼时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圳速度”——三天盖一层楼。
有外国汉学家莫名惊讶，由衷地赞叹道：“这近乎天方夜谭的深圳速度，是独领风骚于青史的！”
改革，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社会系统工程。
敢为天下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就是开创前辈人所从没干过的事业。
深圳特区从探索市场改革的实践中，更加坚定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大开发大建设局面，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百万劳动大军有如一波波狂涛叠浪涌入深圳，逼出了一个“劳务市场”：用工制度的改革彻底砸碎了“铁饭碗”，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一齐上；实行双向选择，老板有权“炒”职工的“鱿鱼”，职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在深圳，一次分配定终身最先成为明日黄花。
——建筑业的高速度和高效率，逼出了一个“原材料市场”：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由国家统一调拨、建材部门专营的“一统江山”局面最先在深圳被打破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贸易、拍板成交。“不找市长找市场”——在深圳成为一句极时髦的口头禅。
——特区开发所必然出现的人口骤增，一度造成食品、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求关系失衡，逼出了一个“生活资料市场”：物价改革与劳动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稳步推进，逐一放开，没有引发人心浮动和社会震荡；在深圳，价格真正遵循价值规律，发挥着引导消费、调剂商品、激活市场的经济杠杆作用。
毋庸置疑，在探索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垂范不辱使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吴南生、梁湘、李灏……正是一任又一任的书记、市长们总在无畏地一路逆风前行，才共同托起了深圳这座名震天下的“一夜之城”……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来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视察。
就在深圳特区成立前一年，在罗湖的西面，已经可以听到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了。在那个靠近香港、仅有二点一四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轮船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人袁庚正在亲手开始一场社会实验。这个忙碌的春天，蛇口与深圳，宛如改革开放的两队探路尖兵，都在选择各自的突破口。而这个袁庚则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身影，在蛇口二点一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不惜“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取“蛇口这个改革试管婴儿的诞生”……
一九七九年八月，蛇口码头开工，十月份蛇口率先实行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办法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运土）奖金四分钱。分配体制的改革极大鼓励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但是这种尝试也挑战了左邻右舍传统的分配规定。四分钱的方案被紧急叫停。袁庚拍案而起，不得不求助于“尚方宝剑”。区区的四分钱居然惊动了中南海，是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肯定了蛇口的做法。
当实践获得认可之后，行动在转瞬间体现为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