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胡锦涛
序篇
珠江——历史注定她将演绎和见证中华民族之大变局！
源出于云南曲靖的西江，与游走于江西的北江、东江，犹如三支急箭直射广东境内，汇合成奔湍汹涌的浩浩长流；尔后又急匆匆漫向珠三角千里沃野，呈扇面形分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等八大江门注入南海。正可谓：“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入南洋。”
珠江同系中华民族母亲河，共创中华文明不朽之精魂，却又有别于黄河、长江。水纳百川聚拢而来，不择曲折挥洒而去……于是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珠江流域风潮激荡、文化碰撞、兼容并蓄、观念标新、开放融和……斯地也奇，男儿有志，一代又一代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图强报国，在珠江两岸上演了如此多彩多姿的历史活剧，更于当今挟世界改革之潮流，开启了一个高蹈宏阔的中华新时代……
主题歌《远航》
等待了许久，许久，
等待也是一份情缘，
当希望女神飘然而至，
化作一道美丽的倩影。
山也为之昂头，
水也为之扬帆；
激荡一江春水，
万古江河奔腾。
啊，民族觉醒中华复兴，
炎黄子孙风雨兼程。
莫道是前路漫漫滩险浪高，
请送去一声平安的祝愿！
万古江河
中国地域之广袤博大，乃气象万千也。
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于海。
其间，山体雄浑、岭岭相接，尤以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诸山岭最为著名，统称“五岭”——中国江南这一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便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往来和文化、经济联络。
北人遂称岭南为“蛮夷之地”。
始自远古时代，珠江流域便为古百越民族栖息之地。
上溯至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继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发动对古百越大规模军事征讨。秦军翻山越岭抵达广西，为纾解军队物资运输之急需，举三年之功劈山凿渠修建了贯通湘江与漓江的水道——灵渠，却也奇妙地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一个因军事而兴建的古代水利工程，就这样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内循环系统开始得以建立。
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时三十分
或许，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打捞，将带给我们对于珠江和珠江流域太多的思索与叩问。
丽日和风，高天淡云。“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面整体出水。随后，在半潜驳船的托举之下，“南海一号”被运往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
专家鉴定，古船造于南宋时期。应是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商船。八百多年前，这艘船从珠江口出发，开始自己的国际贸易之旅。船上的大批瓷器中有些甚至是国外客户的定制品，当时流行的生产模式之一是国外用户绘出所需物品的样式，再交由中国瓷窑烧制，这或可算作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来样加工”。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书写珠江千百年来从不曾间断过的向世界开放的信史。无疑，这无愧为一座中华文明开放文化基因含量丰厚的记功碑。
追溯历史，公元十五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开始把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带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一五六九年，比利时人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他看来，地理不仅仅可以确定城市和河流的方位，它还是掌控世界政治时局最便捷的途径。
肇庆，十六世纪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便是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自古信奉“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原来脚下的大地居然是圆的，从这头出发走一圈还能够回到原出发地。
马礼逊则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这位原先供职于伦敦布道会的英国人，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绕道爪哇、澳门，经过海上四个月的风涛颠簸之后，于一八○七年九月八日抵达广州。
马礼逊在华二十七年，他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同时也把《三字经》、《大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以后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同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之方式。
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堂、开医馆、置印刷出版业诸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中西文化传播的先驱者。
其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因航海业的发达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勃兴，饱受海洋浸淫又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思想文化，正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国的相继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
因缘际会，珠江流域顺理成章成为西学东渐的首选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
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终于迎来一次骤烈的冲撞。
一七七三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这是英国勋爵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大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两国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酿成了历史的拐点。
马戛尔尼将如何觐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国王之手……争执从八月十二日一直持续至九月十日，英方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
半个世纪之后，英王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大门。
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是挟工业革命之威、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对夜郎自大如落日辉煌的清王朝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较量——也充分印证了西方列强的发家史，一路伴随着血与火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战略！
显而易见，始于十八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尤以英国全国铁路干线建成为标志，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推向崭新的蒸汽时代——这便是发轫于英格兰席卷欧洲大陆传之北美地区的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今日，我们可以视此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当西方工业文明正加速着历史车轮前进时，而中国恰恰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丧失了全部机遇。显然，“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从老大帝国跌落至谷底，被迫洞开国门——正如李鸿章痛心疾首喊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山河破败，国将不国，扼腕兮长叹息！
一批生于珠江流域或为官于珠江流域的士子学人，最先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此时，遥想三百年前利玛窦携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痛彻心肺之余，纷纷发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泣血呼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晚年授广东高邮知州的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奋笔著百卷本《海国图志》。他曾为后人留下两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令有识之士感到莫大悲哀的是：魏源的皇皇巨著，却成为日后日本国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的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作《盛世危言》，震动朝野国人争相传阅，全书贯穿“富强救国”之主旨，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项改革之方略。张之洞极备推崇曰：“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虎门——这里拥有珠江八个入海口中最宽阔的水面和最繁华的城市景观。
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先驱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在这里的销烟壮举，让“虎门”名扬中外。一生“经世自励”、忠勇可鉴的林则徐，曾一道奏章上书道光皇帝力陈禁烟之主张，曰：“法当以严，若犹泄泄视云，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倾全力组织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所撰，一八三四年伦敦初版），为近代学人第一次翻译世界地理著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之风气。
林则徐留下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为大义凛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炎黄子孙自强不息！
广东顺德人梁廷枏（一七九六—一八六一），是洞察国际局势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惨败，他为警醒国民而发愤著述，连续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
其中，一八四四年出版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美国通史，其论述的美国国家制度对于清朝臣民不啻为振聋发聩之声。次年出版的《兰仑偶说》（“兰仑”即伦敦），则系统阐述了英国一千余年的历史沿革，我们今天通用的“轮船”、“火车”二词，即从该书最初的译名“火轮船”、“火蒸车”演变而来。
曾任广东巡按使的徐继畬（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一八四八年出版名著《瀛寰志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全书详述了与中国文化反差甚大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一八七六年，清王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随身携带《瀛寰志略》，成为他一路考察欧洲风物民情的指南。
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大清同治朝曾先后派出四批计一百二十名九岁至十五岁的官费留学生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这一石破天惊的“留美幼童”计划，即为容闳所倡导并组织实施的。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二十四人，第二批三十人中广东人仍占二十四人，第三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十七人，第四批三十人中广东人占十九人……倘若将这些留美学生比喻为中国第一次派往西方盗火的种子，则一百二十名“火种”中广东人即占了八十四名……
凡此种种，犹如刮起一阵阵越来越猛烈的思想飓风，劲吹和激荡着华夏大地，在多事之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珠江流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维新与革命思想孕育和传播的平台。
一八五三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浓烟滚滚的黑色巨舰把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年，日本幕府被迫与佩里签订城下之盟。
虽然，与大清帝国一样，同样是被炮舰轰开国门，但从来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自大”的泥淖中挣扎太久，很快就意识到，要强国就必须转变学习的对象。日本不仅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文化，更把用炮舰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奉为英雄。不知道该把这称道为一种博大的胸怀，还是激励自己改弦更张的决心。但不论怎样，借助于当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很快凭借甲午中日战争击败大清国，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兵败日本，这是一场老师败于学生的战争。对崇尚师道尊严的文人学子来说，比败于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更难于接受，也引发了从民间到宫廷的大反思。而执这场大反思牛耳者，同样是两个广东人：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和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康有为生于佛山，梁启超生于新会，两人同为彪炳中国近代史册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正是他们推动了震惊中外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虽然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告《明定国是诏》，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帝为止，前后仅仅一百零三天，却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康梁”的失败，并没有浇熄珠江觉醒的烈焰。又一个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广东人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
一八七九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他第一次看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立志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一百三十一年、历经二百三十位皇帝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他在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珠江流域几乎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同时也是几乎所有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南方人以特有的执着和血性，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因循和传统。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史风云：国运维艰，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借用马克思所形容的一句颇为精辟的话：“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一个永远回荡在珠江两岸令中国人揪心之痛的声音是，一八九八年，继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二百六十二个岛屿，共计一千零六十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九十九年……
珠江呜咽，既奔流着无尽的屈辱与悲怆，更迫切企盼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中华腾飞……
开启国门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显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文化大革命”已然结束，“四人帮”也已被一举粉碎……历史却依然拖着一条沉重的尾巴，步履蹒跚，犬牙交错，扑朔迷离。
一个时代的大转折，却因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而发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中国政局终于廓清雾幛：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堪称“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国民期盼已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