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98岁生日。7月11日，正当我们为庆祝先生华诞精心准备时，噩耗突然传来——先生已于当日上午9时在301医院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贤既逝，德音永存。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及严谨的治学精神，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将是我们缅怀先生的最好方式。
高尚的人格魅力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季先生对身边的人始终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母亲，爱儿女，爱老师，爱朋友。在他创作的150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读他的散文，常会被他的真挚所感动。但季先生却绝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中，他曾“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爷”，甚至“差点丢了小命”。无力斗争的时候，他则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底线，绝不靠诬蔑构陷别人为自己求好；而对于那些曾迫害过他的人，他则选择了理解和原宥，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难堪或不便，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相关作品的出版时间。这之间的理由则很平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能苛求于别人呢？”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季先生也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仍是个“反面教员”，并没有人敢涉足胡适这个“禁区”。但季先生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但季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该文发表。意外的是，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并从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应该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伟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国留学归国从教。据一些老教师回忆，当年由于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学，剑桥大学曾有意聘请他到校任教，但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来，学成报国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为这种朴素的观念，先生从未把爱国或报国作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只是默默地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找到季先生，问先生能否将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翻译出来。先生说自己久已不习这门语言，已经忘记了，恐怕无能为力。这位馆长无奈地说，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译了。季先生闻此立刻说，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来译。于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重习吐火罗语，将残卷一一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出于这种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国内开创的东方学研究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联系在一起，勉励后辈学人积极努力，在国际学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年的庆祝会上，季先生郑重提出，要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与治学态度，季先生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将来能够译成英文和对象国语言，从而在国际东方学界产生影响。先生深知东方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经常鼓励大家“弘扬东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当年季先生留学归国时，东方学在国内还鲜有人研究，更谈不到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先生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受命创建东方语文学系。东语系创建时只有7位教师，十几位学生，条件极为艰苦。季先生当时虽已有教授之衔，但却一直亲临本科生教学第一线，即使从最基本的字母教学开始，先生也亲执教鞭，悉心教诲年轻学子。凭着这种诚意治学的精神，先生为我国的东方学学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后继人才。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并推广其研究成果，季先生于1996年倡导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而季先生希望这套丛书最终能达到500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也体现了他对自己毕生耕耘的东方学学科的挚爱。
勤奋的治学之道
季先生从求学清华，到留德十年；从初归红楼，到传道燕园；从受难牛棚，到看守大门；不管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到阳关大道、光风霁月之时，先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万马齐喑之时，先生一边看门房一边偷偷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先生依然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一目十行，在《四库全书》中搜寻“糖”和“石蜜”；北大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桌前的台灯成了朗润园的“启明星”；甚至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季羡林先生治学七八十年，正在陆续出版的《季羡林全集》共30卷，近1200万字，堪称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之广之深令人惊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乃至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除研究论文外，他还翻译过大量国外文学作品，并写有大量回忆或自述性散文。季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自己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学者，这其中有什么成功的“窍门”吗？有人曾就此问过先生。先生回答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钟准时起床，伏案读书写作，直至92岁因病入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是先生所说的“勤奋”的注解。
正是靠着这种皓首穷经的奋斗精神，季先生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如今，季先生已离我们而去。然而先生可以远去，先生的高尚品德，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不能远去，尤其在当前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学术界，我们更应该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时刻牢记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以更真诚、更扎实的态度，使先生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