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是掠影。牛津只停留了一上午，剑桥也不过一夜一天。
然而能去还是比不去好。至少，我重温了旧梦。
1949年8月，我离开牛津的时候，没有想到能重来。现在，虽然隔了三十三年，我毕竟又出现在茂登学院的门口。
这是我当年做研究生时的所在，应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然而我从“玫瑰巷”进去，居然把大门的朝向都弄反了。
一进门是传达室。仍然是师生们取信的地方，一格一格的信架还在那里，但是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后来才在门口看见了一位女工，她点点头，把我领到了总务长的房里。总务长是一位退役的中校，名叫亨特生。寒暄之后，他就陪我在学院各处看了一下，首先走进我当年住过的宿舍。
房间的内部现代化了，有一个白瓷洗脸盆，冷热水俱全（过去，我们用小盆，每天早晨由管房间的工人送来一瓷瓶热水，供刮胡子用）。但那面大窗子还在，窗外仍是那棵大梨树，树下是一片草地。记得我刚住进去的时候，诗人艾特蒙·勃伦登来看我，他指着那棵树说：“春天这树开满白花，你会喜欢它的。”他原是这学院的教师，后来去了伦敦，这次偶然回来，听说我是燕卜荪的中国学生，因此主动来看我。我请他喝中国绿茶，他是我在学院宿舍里招待的第一个客人。
现在房里是另一代的学生了。我们向他道谢一声，就走了出来。
然后走进新近重修过的教堂。这是牛津城最老的教堂之一，13世纪建的。外墙是淡黄色的石头，已经一块一块重新换过，几世纪风吹烟熏的黑迹没有了。里面因无人而显得宽大，橡木做的祭坛和桌椅之类发着典雅的光泽，但我更喜欢长窗上的彩色玻璃，它们拼出的图画是宗教故事，然而打动我的却是那在幽暗中忽见光线透过红蓝黄绿等色玻璃而来的绚烂景象。
然后进了图书馆。只有一位教师管着，我问他那些用铁链拴着的古书还在吗。（中古时期的英国学生也有偷书的，所以图书馆里贵重书都用铁链拴住，可以拿下来放在前面的长条桌子上读，但拿不走。）在我当学生的时期，那样的“拴链的书”还颇有一些。现在，这位管理员说：“还有，只是不多了，这里只留下一本做个纪念。”我记得三十年前的图书馆长是盖罗德先生（H。W。Garrod）。他是古典文学专家，又是当时标准版《济慈诗集》的编者，好像一直是单身，我常见他同学生在大树下下棋。
接着是大厅。所谓“大厅”，是饭厅兼课堂。凡牛津正式学生，都一定要在所属学院的大厅里吃上至少三个学期的饭。学校的饭天下一样，总是大锅菜，卫生而无味道。我们那时候正值战后英国经济紧缩，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厉行节约，主要食品也定量配给。我们学生去吃早饭时，每人手托一盘，上有一小块黄油，一周的配给在此，得很吝啬地、有计划地吃。鸡蛋也是每周配给一两个，但是好心的英国同学常常从乡下的家里或农场带来一些鸡蛋送给我吃。大厅里吃饭，有各种规矩，例如迟到或说了什么不雅的话要罚酒，总是先有人大喊：罚！罚！然后由受罚者出钱买啤酒，盛在一个很大的银杯里让大家传着喝。院士们另在大厅上端一个桌子吃饭，桌子放在一个平台上，叫做高桌。他们吃得比学生好，菜是另做的，有多种酒助餐，吃完之后还要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各逞才智地谈笑一番。
大厅四壁挂着历任院长和重要院士的油画像，师生们就是在这些历史人物的注视下吃饭。我注意到有了几张新的画像。我当年的院长是一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早已去世。新挂的像是他的继任者，已经有两三位了。
这样周游一过，总务长又陪我在校园里走走。茂登学院的校园不大，但历史久远，一边靠着古城墙，沿墙有一条路，叫做死人之路。这个名称的来源我已忘了，现在我贪看的是那茂密的草地、大树和花丛，想起了过去我在那里坐着看书的日子。
也就想到了我的导师F。P。威尔逊先生。牛津各学院往往文法理等学科都设，但又各有所长。茂登学院所长在哲学和英国语言文学。牛津的教授为数甚少，但有两位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就是属于茂登的，当时威尔逊就是其一。另一位是研究中古英语，后来以写多卷本古代传奇小说出了大名的托尔金。威尔逊教授在英国学术界以外几乎不为人知，但在英美文学研究界颇受尊崇。他是文学史家，是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在出版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的两个主编之一，又是版本学家，曾改编原由有名的版本学者麦开罗编的《戴克全集》。他写的《莎士比亚与新目录学》一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引起研究界的一致好评，因为在这里他把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交代得十分清楚，重要的事实叙述得十分翔实，而又叙中有评，重点突出，同时文章又写得典雅而有风趣，令人爱读。
然而他写的书不多，只有几本讲稿汇集，如《马洛与早期莎士比亚》、《17世纪散文》、《伊丽莎白朝与詹姆斯朝》，都是薄薄的小书。他筹划中的一本大书是上述牛津文学史中的十六七世纪戏剧卷，其中心人物就是莎士比亚，但是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
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年约五十，衣着随便，走路微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所致）。牛津的教学主要靠各学院自己进行，大学无“系”，但为了日渐增多的研究生的需要，有一个英文部，附设一个图书馆。威尔逊当时就主管这个英文部，研究生入学、听特设的专业课、参加合格考试（考五门专业课，笔试再加口试，考试及格才能写论文），以至最后交论文安排口试（即答辩），都要经他批准。
我写有关17世纪剧作家韦勃斯透的论文就经过他的指点。他告诉我，要注意历代对这位剧作家的看法，但看法不一定只在评论文章里，还应注意他的剧本上演、改编、摘选等等的情况，因此他要我去查各种私人抄本、各代剧本目录、剧院广告等等。这类事看似琐碎、枯燥，但一个研究者必须搜集一切有关材料，然后加以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历代作家、文论家对韦勃斯透的反应，追溯出历代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诗剧的爱憎、迎拒的弧线，从而看出历代的文学风尚，这样就又揭示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侧面。另外，他说一个学者要写得确实，但又要有点文采，例如能叙述图书目录和剧院广告等十分枯燥的细节而做到眉目清楚，文字不枯燥才算本领。他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莎士比亚与新目录学》一书，就做到了这一点。
我还记得，我的论文口试刚完，就接到他的信，问我考试经过，并要我去他家吃饭。像许多老一代的英国学者一样，他写信给朋友不用打字机，而且书法雅致。我去过他家多次，同他的夫人和女儿（也是读英国文学的牛津学生）也都熟了。
现在他已过世，他的夫人和女儿又在哪里……我站在曾同他一起散过步的茂登校园内，感到惆怅。
托尔金也不在了，盖罗德也不在了，当年的同学也星散了，这地方充满了记忆，却没有一个熟人。等到总务长邀我进入小餐厅，我遇到了新一代的院士们，包括院长、教务长、现任茂登英国文学教授，还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有名的勃莱克威尔书店的老板贝索尔·勃莱克威尔爵士，他倒是我在1948年见过的。他告诉我他早已不管书店的事，现在是茂登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仍然爱说爱笑。“我今年九十四岁。”他说，“而萧伯纳只活了九十，将来我在阴间看见他，还得向他道歉去迟了。”而当荣誉院士呢，“只意味着我一直到死，在这里吃饭不花钱，如此而已”。
这是一次午餐会。每人自己动手。我取了热火腿、色拉、饼干、奶酪、香蕉和葡萄，亨特生又给我端来一大杯冰啤酒。有人问我当年茂登的情况，有人问到中国和北京。我除了回答，也问英国文学研究和出版情况，例如牛津版《英国文学史》是否已经出全。约翰·凯莱（John Carey，现任茂登英国文学教授，常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评论文章）说，还未最后出全，但早出的几卷已在修订。我又问，是否现在不兴写大部头文学史了？（美国有人这样说。）凯莱说，不然。据他所知，剑桥大学正在计划编写另一套多卷本《英国文学史》。
可惜这种吃饭场合，无法多谈，而我下午还得去剑桥，只得匆忙吃完，就向院士们道别了。
这一次走出学院大门，我放慢脚步，回头多看了几眼。
走上大街，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条曾被称为欧洲最高尚的街道的牛津大街仍是老样，连那些卖纪念品的商店也仍然像以前一样古色古香。恰好来了大批外国游客，在街上东张西望，犹如昔年暑假所见。这时候我就觉得牛津又属于我了。我决心要做一两件我过去爱做的事。去河边漫步已不可能，徜徉大草地也无时间，想进包德林图书馆看看那美丽的亨弗莱公爵阅览室怕已关门，于是走进大街中段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门市部——幸好它还在那里！赶紧买了一本《弥尔顿诗集》。出来，过街，经过一条叫做透尔的小巷，抵达宽街，对面就是勃莱克威尔书店，我又进去，匆忙浏览一下，买了一本牛津新版的《彭斯诗集》。
接着，直奔汽车站，看见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办事处的一位女士拿着票在等我，并且带来了我的行李，这才喘息稍定，向她道谢之后就上了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来想想，也许这样倒好。如果多事盘桓，很可能记忆将多得无法承担，真要变成感伤的旅行了。
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是去看老同学。
因为伊恩·杰克（Ian Jack）在那里。伊恩同我一起在牛津茂登学院做研究生，不久他结了婚，我帮他找房子，同他的妻子琪恩也成了好朋友。琪恩也研究文学，后来成了笛福专家，但前几年同伊恩离婚了。伊恩现在是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他一听说我来英国，就写信约我来剑桥。几天后，我到了苏格兰，刚进格拉斯哥的一家旅馆，放下行李，就接到他的长途电话。三十年后第一次交谈，他还是那样热情而又幽默。
他住在剑桥郊外。我坐出租汽车到达时，已是黄昏，他与夫人伊丽莎白在很大的花园里等我，旁边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在玩耍。
我们两人对看了好久。三十年的逝水年华，两个大洲的距离，那心情，真如彭斯所咏：
我们曾赤脚淌过河流，
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
如今大海的怒涛把我们隔开，
逝去了往昔的时光！
忠实的老友，伸出你的手，
让我们握手聚一堂。
再来痛饮一杯欢乐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一连串往事浮上心头：他在课堂上写小条子告诉我，勃莱克威尔书店来了一套路卡斯编的《韦勃斯透全集》，我一下课就赶紧跑去买下（他也对韦勃斯透有兴趣，曾写一文，题为《韦勃斯透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么》，发表在著名文学理论家F。R。利维斯主编的《细察》杂志上）；他第一次带着琪恩来看我，琪恩是一位漂亮的苏格兰姑娘，但与始终不改苏格兰口音的伊恩相反，说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我们一起上牛津大街上某处一所古老而简朴的小饭店，三人站在木楼梯上耐心地等待桌子；我们参加学生社团苏格拉底学会，坐在地板上听牛津名学者C。S。路易士雄辩滔滔地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我和伊恩骑自行车，随着一群同学周游处处都是玫瑰花的牛津乡下，每到一个小酒店就停下喝一大杯从木桶里汲出来的啤酒……
然而两个人都还没有衰老。伊恩的脸上多了皱纹，但头不秃，满满的一头白发，显得雄迈。他告我他仍然每天骑自行车去讲课。伊丽莎白年轻、和气，看来很会持家，那天晚餐桌上的一大块羊肉就是她自己烤的。孩子呢，很健壮，吃完了甜菜（黑莓加奶油），自个儿玩去了。
饭后伊恩把我让进了他的书房，点起了一根小雪茄，我啜着咖啡和白兰地。只在这时候，我们才像过去那样谈了起来。
彼此的工作，出了什么书，到过什么国家讲学，剑桥文学教师中传统派与革新派之争，过去一些同学的近况，学术界、出版界的动态……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问题，迟迟不好提出。伊恩也终于觉察到了。
“琪恩？”他问。
“对了，她怎么样？”
“她还在牛津，是圣休学院的院士。你知道，我们离了婚以后，仍然是好朋友。”
那么，又何必离婚呢？见证过他们婚后快乐的我，对这事总感到遗憾。如果我知道琪恩还在牛津，那么今天上午我是会去看她的。现在我听了伊恩的话，只能默默地祝她幸福了。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我在所住的大学纹章旅馆吃了早饭，就漫步街上，照着一张小地图上的标记，去寻一些我想看的地方。过去我来过剑桥一次，住了两天，但是现在连路也不认识了。好在这大学城不大，比牛津还小，寻找那几所有名的学院还是不难的。
通过一两条几乎无人的小巷，我就到了国王学院。这是剑桥有名的地方，游客总要来看这所学院的教堂的。教堂立在一片剪得平整的草地之后，建筑的样式庄重中带灵巧，通体白色，被那片草地的绿色衬托得特别鲜明。它旁边没有零乱的小屋，草地又很大，草地边上是康河，所以人人可见它的全貌，加上旁边学院本身的一长排建筑，屋顶上塔尖林立，整个布局真是美极了。而且这地方幽静中有生气，河边草坡上常有许多男女学生或坐或躺，河中则不时有人撑着小船而过。只不过我到的那天早上，大学已放假，所以更见幽静广阔，我一个人享有了这难得的清晨胜景。
教堂内部，也是令人流连。首先，全部是略带沙色的白石砌成，因此坚固而又干净。许多条哥特式的细长石柱组成了屋子的主要支撑，它们线条挺秀，像是直冲天庭，到了高高的顶上又交拱而成花格。同这种朴素美和高腾感相对照也相衬托的则是长窗上的彩色玻璃，其鲜丽，其绚烂，简直动人心魄。1948年我在欧洲看过更大更老的教堂，当时另有一种心情；这一次，也许因为教堂刚经整修，我似乎更能欣赏这类宗教建筑的美学效果。
就是在这个优美的环境里，我访问了弗兰克·寇莫特教授（Frank Kermode）。他是我来英前提出想见的学者之一。幸好他还没有休假，所以约好今天在此会面。
寇莫特是当今英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人物，著作甚多，我国学生熟悉的两大卷的《牛津英国文学选》就是由他和另一人主编的。他与一般文学教授有两点不同：一是他对流行法、德、美等国的新的文艺理论有兴趣，自己也做出了贡献；二是他除了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也注意现代主义及其以后的当代文学流派。
在前年剑桥大学解聘柯林·麦开勃的争论中，他站在麦开勃一边，因为剑桥之所以不喜欢麦开勃这位青年教师，正因为他讲授了新派文学理论。剑桥的传统派根深蒂固，争论虽引起报纸和外面世界的注意，仍然以新理论派的失败而告终。麦开勃去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寇莫特自己虽然从伦敦转到剑桥不久，也不得不让出许多人认为是剑桥文学教师的第一职位——英王讲座。
我在国王学院一间书房里见到了他，一个温文尔雅、中等身材、脸容略显瘦削的中年人。他首先向我道歉，说英国文化委员会通知他太晚，他只能挤出现在这个时间。我告诉他我并无特别事情找他，不过由于看过他的几本书，既有访英机会就想来看看他。他说我们也算有点因缘，原来我的导师威尔逊教授曾经担任寇莫特在利物浦大学做的博士论文的口试人。
“当时，他对我还不错。”寇莫特说，“不过他说我的文章缺乏文采。”
“对，老先生很注重这一点。他希望人人都写得像他那本《莎士比亚与新目录学》。”
这样就谈了开去。他问我都柏林开乔伊斯讨论会的情况，听说燕卜荪也出席了，又问起老先生的近况。我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也问了他对当前英国文坛的看法。他认为有几个小说家不错，其中有写《白色旅馆》的英格兰作家D。M。多玛斯和写《午夜的儿童》的印度裔作家勒熙地。（这两本书当时正在盛销，我在伦敦听到过许多人称赞它们。）
他也问到北京学校的情况。所提问题之一，是乔治·奥威尔在中国有无人读？我说，有的，例如他那篇《政治与英语》还曾列入大学教材。奥威尔的散文写得好，而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好散文的。
他忽然说：“我刚才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封信，就在你来之前几分钟。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考虑去中国讲学？”
我说：“你如能去，那就太好了。你会发现北京有不少学者愿意同你讨论问题的。他们也同你一样喜欢读书、研究、教书、写书，一直到编英国文学的选本。”
“选本？哦，我们那本‘牛津文选’正在修订，准备出第二版。”
“当然，我们的选本规模小些，重点也不同，例如我们会包括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
“完全应该。是一本好书。记不得为什么我们没有选它。”
“那么，去吧？”
他有点踌躇。“今年秋天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明年也早有约定了。也许1984年会有时间。”最后，他说：“当然，我是想去的。北京总是有吸引力的。”
来找他的研究生已在敲门。我站了起来，同他握手告别，几乎想加上一句：你当然清楚，北京不只是一个城市，它是一种文化，正同牛津、剑桥是一种文化一样。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