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原名《人类文明的历程》，是教育部组编的大学素质教育书系之一种，2000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自该书发行以来，既有把它当文明史教材或参考书的，也有把它当世界史教材或参考书的，每年都有重印。而今，合同早已过期，又做了大量修订和增补，乃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根据出版方面的建议，更名为《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以应读者之需。
这种改动也不是不可。在初版自序中，我曾谈到文明史与世界史在写法上的区别，说“本书与世界通史不一样，不是从形态演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历史，而是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因此本书将注重构成文明的四大因素，即经济条件、政治组织、道德传统和文化艺术”。其实，我在那里所说的“世界通史”，是指“以往”的世界史即传统的世界史教材，特别是源于苏联的以“五种生产方式”为纲的世界史教材，而本书所说的文明史是指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其观照对象或涵盖面自然不能不是“世界”，因而亦可说是以文明演进为视角或线索的世界史。不妨说，就其内容而言，两个书名都是确切的。
读者或许已注意到，我在原稿中强调了“亚欧农业带从狩猎和采集世界史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但读者或许没有太留意我所强调的“农业文明首先兴起于东方”而不是西方，以及进而提出的“近农业带”和“远农业带”两个概念及其含义。要知道，如果只有“亚欧农业带”，而没有后面两对概念及对它们的探讨，就不可能真正建构起“世界历史”的结构，并了解它们的不平衡性，而这种结构及其不平衡性乃是世界历史和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是此后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差异、矛盾、斗争的真正源头。其中隐藏着重要的历史奥秘。
这次修订再版时，除了改正一些已发现的打印中误置、错置的字词外，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为第一编增写了“澳大利亚人及大洋洲其他土著文化”一章，因为大洋洲土著虽然远离亚欧大陆，演进缓慢，但近几个世纪来在现代文明冲击和影响下正在兴起，并以其独特的地域和文化优势，吸引着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二是对若干部分，如“人类的起源与分布”、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拿破仑法典》在欧洲的传播、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以及“高科技革命”在全世界的扩散等，在观点、材料和史实上做了必要的补充；三是进一步研究了几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发现《权利法案》是这几个革命的“最大公约数”，作出这几个革命可称之为“权利革命”的推论，并重新评价了《人权宣言》中关于“宪法和宪政”的论述；四是为书的各编增加了一个进一步阅读书目，包括了中文和英文两种，可能并不一定充分和恰当，有机会再作调整。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迎来了自己的“网络时代”，在其“高歌猛进”的80年代，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甚至金融创新更是层出不穷，但由于苏东剧变而获得了“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却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小题大作、或者无中生有地对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动了战争，以肢解其战争对象。虽然破坏性的战争均取得了成功，但军事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意识上的战争却难言“胜利”，并在财政上和效用上为美国及其追随者们留下了巨大赤字，以致一贯被视为西方社会稳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身受其害。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近，信息、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明显加快，财富集中和分散的趋势均显著加强，“金砖五国”即新兴经济体遍布于亚欧、拉美及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政治和治理多极化日益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智囊和决策者使用其“巧实力”，一面加快围堵中国的步伐，一面又提出构建“中美国”（Chin-America）的概念，终难掩其面临的困境。此次本书修订，本打算增订和改写“补编”，但终因许多事情尚未“尘埃落定”而被迫作罢。毕竟，历史家应当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因为现实的变化太快了，不便轻易作结论。
尽管“世界历史”的概念源远流长，但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撰是始于西欧资本主义新兴之际，因而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论代替了西方的“欧洲中心论”，在建构世界史体系方面进行了创新，但因受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提法的影响，显得过于僵化和沉闷。二次大战前后，美国和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利弊，用“全球史”改造其传统的世界史亦令人耳目一新，但由于把“与外族人的交往”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必然忽视作为世界历史主要内容和线索的人类社会纵向发展对于横向发展的制约作用。本书力图避免上述两种倾向，以人类文明的演进为主要内容和线索来论证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又承认、肯定并努力挖掘这些演进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和终极原因，并从这种观点出发观察和探讨人类变迁的现状和未来。
本书规模不大，但所涉层面宽广，借鉴并采纳了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此一并深表谢意。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从基本事实出发，浩大的宏观研究更应注重史实的拓展，所以本书特别关注各种专题研究在史实方面的收获，并尽量在书中加以吸收，虽然多少会有一些个人的解读和心得。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书特意在各编最后安排一章，除了增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内容外，就是想比较集中和全面地阐述作者在理论方面的思考。
记得打倒“四人帮”后，本系一位领导在一次全系大会谈及通史教学问题时说，“通史课”是数代人琢磨研究的对象，哪怕做一点点的改进和发展都是不易的。此书准备、撰写、修订前后达二十年，在经历了无数困难和磨练之后，方知此言不虚。书中错误肯定不少，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2012年2月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