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距今1.1万年，即公元前9000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气候渐趋变暖。这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定居和农业时代，这一转折在历史上称为“农业革命”。
在生产力方面，为农业革命提供动力的是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磨光石器和陶器的出现。石器经过磨制，器形变得更加准确、合用、锋利，还可重复磨制并保持锋利，这为以后的农耕准备了劳动工具。陶器既可用来盛物，也可用来浇水，也是发展农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是在巴勒斯坦纳吐芬（Natufian）发现的石镰、长柄锯齿镰、磨盘、皿、杵等。
但农业革命到来的主要标志不是上述新石器的出现，因为这些新石器并不能直接导致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农业革命到来的主要标志：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受制于野生植物和动物供应的多少，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
不过，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人类学家在巴勒斯坦纳吐芬遗址中发现的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属于纳吐芬文化的贝哈遗址中，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76%，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它表明，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据测定，上述纳吐芬文化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1万年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可见，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是在西亚。
这一论点在历史的发展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沙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2.5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客观存在表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
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7000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是贾尔莫（Jarmo）。贾尔莫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麓，属于大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址，可以看做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单粒”和“二粒”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工具。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农业属生长性产业，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它要求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人类便逐步由动荡不定的狩猎—采集生活转入定居生活，于是，村落乃至城市随之而起。上述贾尔莫就是早期农业村落的典型，25栋房屋大致可供一个氏族居住，这一建筑群由小巷和庭院分开，呈长方形的庭院被分为数间，大房间作居室而小房用作贮藏，屋内的土灶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而大量出土的山羊骨头和作物种子，以及后期出现的斜纹彩陶，体现着当时经济的形态和性质。贾尔莫只有约300人，既不是当地最早的农业村落，也不是当时最大的农业村落。
为什么农业革命会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圆满的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著名考古学家V。G。柴尔德曾提出“绿洲说”，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成人、兽、草三者的接近而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但伊拉克东北部贾尔莫村庄遗址的发现动摇了这一解说，因为这个著名村社位于扎格罗斯山区而不是河谷绿洲。为此，R。J。布雷伍德提出了所谓“核心地带说”，认为农业起源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祖本生长地的山区，贾尔莫所在的扎格罗斯山区就是这样的野生祖本作物发源地。后来又有人提出所谓“边缘地带说”，认为原始人的祖居地到一定时候生产和人口会达到某种平衡或饱和，因此必须让一部分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开辟新的天地，同时也就把某些作物和技术搬了过去，在那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常常把这几种学说对立起来，其实它们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又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解释农业在西亚起源的全部现象。因为偶然因素常常在其中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亚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各种有利因素较容易在这里集中，西亚成为人类文明的首发之地，应该说是容易理解的。
农业革命的发生，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人类的第一项生产活动，其目的是要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又不能完全由自然提供的产品。它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迈出了支配自然的决定性步骤；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在支配自然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优化了作物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通过种植冬季和夏季作物以及贮藏的办法，保证一年四季食品供应的稳定。营养丰富的熟食对帮助消化和防止疾病尤为重要，因生产劳动而日益增强的社会关系，推动了语言乃至文字的产生。
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伴随着农业而生的。从务农中获得的第一项经验，或者说首先要注意的事，是要了解和遵守季节时令，这导致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产生，科学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以后才谈得上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以及数学、医学和药学问题。但所有这些要形成一定的形态，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技术上的发明则来得要早些，许多东西在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之际就出现了。例如，陶器最初是用来打水、煮食和贮粮的，因此陶器常常是紧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出现。在公元前8500年的甘吉·达勒的遗址中已有了陶器，在公元前8500—前8000年的穆勒贝特遗址中发掘出5件陶制容器，在贾尔莫遗址中，甚至有了斜纹彩陶的出土（公元前6500年以后）。与陶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纺织、木船和轮车等，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也导致了航海和军事的演变。
农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自旧石器中后期形成的氏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演变和发展，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往往和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氏族建立紧密的联系，组成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一些子族便从原来的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大氏族”或胞族。如果我们把人口约300名左右的贾尔莫视作典型的氏族居住地，那么像拥有2000居民的耶利哥显然就超出了氏族的范围。这个农业村落遗址可以清楚地划分出两个文化层：被命名为PPNA的文化层属于公元前8200—前7000年的文化，由数以百计的圆形房屋组成，村落四周围以高约4米、厚约3米的石墙；被命名为PPNB的文化层属于公元前6800—前6000年的文化，此时圆形房屋由方形房屋取代，而且出现了前一个文化层所没有的文化遗存，如用头骨涂泥、眼窝嵌有贝壳的人头雕像等。耶利哥很可能是某个胞族或部落的居住地。而定居地发展的结果，便是城市的兴起。
如前所述，族外婚、图腾和氏族制度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在农业和畜牧业兴起后氏族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由氏族内部发生分化而组成的胞族，还是在氏族之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成部落，均可以看做这种氏族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它只能使婚姻制度远离族内婚而不是回到族内婚，从而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以往的野蛮状态，或动物状态。
所以我们说，农业革命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