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和宋元时代有若干不同，通过科举考试的生、监、举人可以终身保有资格，在法律和徭役上也拥有许多特殊权益。士绅对内组织及结合族人，形成闾右；对外广结姻娅，在政治上相互援引，因此，汇聚为闾右望族。本节依次分五项来讨论。
（一）科举世家兴起之经济背景
明代中叶后，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商人获利最厚，所以士绅家庭经商者多，社会上逐渐出现绅商。在于慎行的笔记中提到“江南缙绅，多以货殖为急”；“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多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从几个江浙世家的经济活动，可反映当时繁荣景象。
太仓王氏自王涌以干局起家，雄里甲，里人以长者称之，王涌身为里长，是乡居地主阶层。又娶于徐生典客，遂开设当铺。王锡爵的叔父少荆亦经营手工业，其墓志铭载：“训督僮奴，人人皆有手业作事，称克家焉。”王涌子梦祥虽无经商才华，但娶嘉定富室吴氏为妻带来许多妆产。所以至王锡爵时，已家产累富巨万。王锡爵仕宦于京师，其母乃将田产授予朱氏，朱氏秉持家业经理典当生息及田产，井然有序。可惜的是自王赐爵后，子孙爱好诗画，不但遗弃家族经商传统：还大量消耗资产，以致数代之后财务窘困。
长洲申氏本大家族，其中申乾年轻时过继给徐翁，并从其姓。徐氏本匠籍，素饶于赀，家僮数辈转逐梁楚间，益拓其业。徐翁欲析产数万金予徐乾，但乾私念受匠产而遗子孙忧，遂脱身出别籍为边氓。其子士章“以父命游贾云间”。徐氏令僮仆行商于梁楚，即山东、淮北等地，算是长程贸易的客商。至于徐士章，游贾于松江，应为短程贸易的商人。等到士章子申时行科举得功名后，其子孙也醉心于仕途，放弃经商，便停止贸易活动。
陈氏的经济背景和查氏有些类似。海宁陈氏始迁祖于元末即由安徽省迁至浙江钱塘江口，因位居滨海地区，被编为灶户。初以治盐策业，自第三世陈亮担任粮长职务，此验证了陈诗启所说的：“明代的灶户，一般都拥有土地，有田之家。”其子陈晃从事借贷业，家传载：“公家世饶于财，里人多从公假贷，岁终尝折券，邻党婚嫁生死莫不仰公。”查氏则在明中叶取得盐商资格，明清社会中，盐的生产和销售皆由国家控制，所以经营盐业专卖的商人利润丰厚，这两家族皆因此成为浙西富豪。
居处山东的王氏，并无兴盛的商业活动，只维持着传统耕织的农业生产。如王象晋只“薄田百亩，足供餤粥，廓门外有园一区”。在园中，种米谷蔬果数十色，树松竹枣杏数十株，植花草数十器，不但赏心悦目，更可充口食，王象晋依此著《群芳谱》一书，是明清时代关于植物学的重要典籍。在王氏族谱中唯一有关借贷方面的记载：“王与敕妻孙氏，夙有逋负，悉焚其券，贤明之声显于内外。”此似乎不易证明王家是否为了放债求利。
（二）世家的科举人数
明清时代士绅的身份虽然不是世袭，但其子弟获致功名的机会较一般平民大，何炳棣教授认为明代江浙两地考取进士的人数居全国之冠。而且，明代进士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官宦家庭。本文所讨论的五个世家里，其中有四个位于江浙地区，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因而获得科举功名人数颇多。又，明代因袭元朝户籍，分户等为军、民、匠、灶，除民户外，其余皆子孙世袭祖业，不得诈冒脱免，避重就轻，故社会身份地位和一般人民不同。本文所讨论的世家中，海宁陈氏为灶籍，长洲申氏、新城王氏属匠籍，灶户职在制盐，匠户为官府提供力役，两者皆免杂泛差役。明嘉靖四十年（1561），两浙地区设商籍，准盐商子弟入学参加科考，海宁查氏子弟中试人数也因此增加，可见朝廷所设立的户籍制度对家族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本节主要叙述世家获得功名的人数。海宁陈氏在清代驰名于世，是因子孙科举成就受瞩目，孟森先生称：“清世谈官阀，侈恩遇者，无不知海宁陈家。”陈氏自第七代与郊、与相两兄弟考上进士后，声名大噪。与相子祖苞亦进士出身，官巡抚右副都御史。其子之遴为清朝内阁大学士。之遴堂兄弟之间，有子陈诜官礼部尚书，诜子世倌任内阁大学士。陈诜的堂弟元龙也是内阁大学士。兹将明清两代陈氏之科举人数。
查氏始迁祖均宝曾医治明太祖之疾病，其后五世受封御医。第五世查约，弘治庚戌年（1490）进士，官刑部员外郎。其兄查绘之子孙，陆续科考及第。从第十一代查继佐、继甲分别以盐商子弟名义入县学，并于崇祯年间考取举人。查继佐曾助鲁王参与抗清活动，兵败后，潜心著书，有《罪惟录》、《东山国语》、《鲁春秋》等。其族侄查慎行是著名诗人，慎行弟查嗣庭官礼部侍郎，因江西科场案下狱。今将查氏第五代至第十四代。
新城王氏之始祖王贵，于元末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是否自王贵始列入匠籍，今不得而知。然二世王伍“岁时勤力治家，人产计口给食”，似乎说明其承袭祖业，未分居。据《大明会典》所载：“景泰二年（1453）奏准，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户内，如果别无军匠等项役占规避窒碍，自愿分户者听。如人丁数少，及有军匠等项役占窒碍，仍照旧不许分居。”从三世王麟以后，读书仕官。四世至重光，始光大门面。二百年来，科甲延绵不绝。李维桢曰：“王重光，累官贵州参议，子姓禅其业起家，若登贤能书者数十曹，海内称右族，则山东王氏首偻指矣。”
太仓王氏为科甲鼎盛的家族，《研堂见闻杂记》云：“娄东鼎盛，无如琅琊、太原。”所谓琅琊王氏指王世贞家，太原王氏即王锡爵家。明代太仓一地，鸿生硕儒，后先辈望。不过，太原王氏最初并非通经学古之家，而是经营商业。自王涌以地主兼经营当铺起家，子梦祥入南京国子监，意图走向仕宦之路。至王锡爵及弟鼎爵皆中进士后，太仓王氏在官场上日趋显赫。锡爵子衡中一甲二名榜眼。孙时敏，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子九人，其中王揆、王脄中进士。揆子原祁，累官户部侍郎，历官有声，且为清初画家“四王”之一。王脄，其二子奕清、奕鸿皆中进士。至19世纪，王氏族人不仅拥有科举功名成就；其书画艺术及学术研究亦赢得士人瞩目。可惜王氏族谱今已不传，故无法统计正确科举人数。
长洲申氏亦因族谱失传，无法了解真实科举人数。然自申时行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及第后，子孙陆续登第。申时行子二人，长子用懋，中进士，累官兵部尚书。次子用嘉，官广西参政。用嘉子绍芳，进士，户部左侍郎。三代皆居官三品以上，堪称科举世家。
（三）家族组织方面
多贺秋五郎的族谱研究中提及：明代自嘉靖以后，族谱的内容更为完备，有世系表来确定血缘关系；以诰敕阐扬宗族名誉；利用祭祀、族规来统治族人。特别是族规的内容包含了《朱子家礼》、《吕氏乡约》、皇帝六谕等，并且定期诵读族规，由族尊率领全部族人聚会听讲，达到由宗族组织来协助国家治理百姓之目的。
本文所讨论的五个家族，大约在明中叶以后由族中士绅率先编纂族谱、兴建家庙、设置义田等，实具备家族组织形式。
海宁陈氏率先组织族人者为陈与郊，他从事修谱、建宗祠、置祭田等工作。然陈与郊所未完成之修谱，继由其侄祖苞及之遴父子俩，于崇祯六年（1633）修毕《陈氏家乘》。又自陈与郊置祭田后，陈祖莱续置田五十亩供宗族祭祀，其子之逻亦置田支助族人，凡贫无养、壮无室、殁无归者皆赖焉。陈讦，续置一百八十亩田，以岁入赡养贫穷族人。修谱和捐助义田的时间约在明清鼎革之际，必能真正发挥收族效果。
海宁查氏从查允元起，建宗祠，四时修祀事率宗人行礼。当他去世后，所遗田三千余亩。其中的四百余亩捐为义田，周恤宗党。凡助贫、婚葬、育才、恤寡皆分瞻同族。至清初，族人查开等亦陆续捐置义田。这些义田沿用官宦名字立户，蠲免杂役，在华南地区甚为普遍。除了物质上的支助外，查氏设置祠堂聚集族人祭祀，并利用祠堂来审判触犯家法的族人，“小则痛责于祠，大则摈不许入祠”，以此规范宗族德行。明末清初的宗族具备法律裁判权也不仅查家如此，浙东永嘉王氏亦然。王叔果遍治其家祠先陇，族有争讼听于宗，不烦有司，又设碉堡以护宗人。王氏私设碉堡可见其家族拥有防卫武力。此亦见于新城王氏。崇祯中，新城警至，王与朋简拔家丁侦敌御守，并有方略。
新城王氏在明朝人才辈出，为名门望族。主要因于家规严格，重视子弟教育。如《王之垣家傅》上记载：
岁时伏腊率族修事读法讲礼，而惩其不恪者。子孙举南宫者十有一人，举于乡者十有四人，诸生若贡太学数十人，山东族无两大，其家法暑不盖，冬不炉，衣无隅差之制，冠无瀛觚之理，望而知其为王氏子弟，驯雅孝谨有洙泗间遗风焉。
王氏子弟，幼承庭训笃志于学，询恭谨，衣韦啖菽，无敢露才扬己，人不知为贵介子弟。王之恒子象晋罢官后，乡居则辑睦家门，诲示子姓皆有法度，可为世则。亦尝建孝思会于祖祠，以赡三族之不给者。王象晋《睦族记》云：
父大司徒公及诸叔兄相继登第，创为孝思一会。奉宣先志，登会试一人置田若干，登乡试一人置田若干，应贡一人置田若干，共作一庄以备周济族人之用，税粮、秩祀、赈恤皆有条理。掌管则我祖之后六门轮任之。模仿义田，出廪粟以资族人，视亲疏以差等，迄今六十余年，行如一日。
他写这篇文章时大约在崇祯十年（1637）以后，因此王氏创孝思会年代应为万历初。义田的功能是协助族人纳税、祭祀、灾荒所需，援助对象有亲疏之别，自然以王重光子孙为优先。此外，王氏也设置家塾教育子弟，并藏书其中。
太仓王氏自王梦周，始热衷诸宗党活动。凡宗人“一切斗阋口语皆就平于公，得公言而解者不啻六七，又出己资赎梦某暨某女于人奴中，又出守爵等九人于死岳”。王梦周原本家赤贫，据王衡所说“每余家有私燕会，里中子冠屐鲜华，公独破帽缊袍趼趼然来”。俨如吴敬梓笔下的穷秀才。后来中举人，任宜兴县学官，有足够的财力和声望来处理族中事务。但是，王氏家族出现具体的组织规模，是王时敏罢官返乡后，建筑家庙，且资助宗族亲党，凡族中之吉凶大礼，皆慷慨解囊，所费不赀。
申时行于“申氏族谱序”中提及，申谱之作，始于乙亥（1575）之秋；又建家祠以报宗功；立族约以垂后戒；济义田以赡族众；广赈施以惠闾右。申时行相当重视家族组织的问题，也不时在亲友墓志铭中记载他们的善行。如他在姻亲董份的墓志铭上记载，董氏“割上腴为义田，筑室一区为义宅，群子弟而教之为义塾。凡族之人皆仰给焉，又积粟为义仓，方百里内贫民各以口率受粟，死者受敛具，荒岁耕者予赀，饿者予粥，疾者予药，殍者予槥及冢，凡乡之人皆仰给焉，其他姻娅交游待公而举火者不可胜数”。
（四）士绅优免徭役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范进中举一节描写深刻。范进中举后，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两三个月内田产、奴仆都齐整了。明代社会穷酸秀才一中举人后，财势随之而来，身份地位大为提升，更重要的是为全族人带来优免徭役的福祉。不过，从族谱中很难找到土地优免的资料，在此仅依据明人笔记所载，来说明士绅滥用优免权，私庇亲党的情形。
据路振飞所称：“江南绅衿蔚起，优免者众应役之田什仅五六；再加隔邑官户占籍优免，应役者什仅四五。大户之有力者又通官奴，诡寄花分，应役者止三、四……彼官宦族党奴仆坐享膏腴，耳不闻当差一字。”归昌世也提到秀才一中举人，世俗必曰宜立官户以庇宗亲。他自述：“季父田亩，初立官户，赋税及二千，大抵包庇外舅金氏为多，后一、二宗亲之贫者，输纳不能及期，兼以黠奴干没。”所谓官户即隆庆末以降，浙江、南直隶地区设立官甲，将乡绅之所有土地载于《官甲书册》中，与一般民户加以区分。凡税粮之催办、收兑皆不偏累里甲和粮长。但获致乡绅官位者，自官户创立后，一族之土地皆登录其名下，以优免里甲徭役，此为极普遍之习惯，有所谓诡寄、寄庄诸问题。甚至于为了逃避徭役而产生“非宗认宗，无谱通谱”之事。
叶梦珠论松江府之重役，他说：“缙绅例有优免不与焉……大约两榜乡绅无论官阶及田之多寡，决无签役之事。乙榜则视其官崇卑，多者可免二三千亩，少者亦千亩。贡生出仕者，亦视其官，多者可免千亩，少不过三四百亩。”范濂归结诡寄之因有二：其一，自贫儒偶躐科第，辄从县大夫干请书册，包揽亲戚门生故旧之田；其二，自乡宦年久官尊，则三族之田悉入书册。计六奇观察明末社会现象，说：“尝见青衿子，朝不谋夕，一叼乡荐便无穷举人，及登甲科，遂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非数百万则数十万。彼且身无赋，产无徭，田无粮，物无税。”
对于徭役不均的社会现象，明朝政府并无明确的改革办法，反而在立法上助长了士绅的气焰。如张显清所指出，根据明律上的记载，在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朝廷先后颁布四次的优免则例，名义是限制士绅优免范围。但实际上逐步放宽土地的优免数量，例如正德时一品官优免四百亩地，到了万历年间膨胀为一万亩。况且，限额只是官样文章，一般官户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免役田之内。为寻求官户的庇荫，有的入赘官户家为婿；有些富家女子嫁到官家为妾。如张履祥提到一例，有位湖州盛氏女子，家本富裕，因湖州役繁，嫁于归安施姓为侧室，以施家世足庇民户之故。所以明代社会中家族间的联姻，也显示其财势互通的意义。
（五）世家间的姻亲网
潘光旦曾研究明清嘉兴望族的婚姻网，他认为：婚姻有聚类之理，能严选之法，经过遗传与环境所造成的优良品性，自然形成望族。关于地方望族的研究还有Wolfram Eberhard讨论华南伍氏与容氏的婚姻现象；Jeery Dennerline对无锡钱氏和华氏通婚论文；Keith Hazelton讨论休宁县吴氏的婚姻圈；J。Beattie研究桐城世族张、姚等氏，在明清时期数代联姻的状况。
在本文所讨论的五个世家中，长洲申时行家已形成超越地方性的婚姻圈。据焦竑所言：“申时行，子三人。兆虬早卒，用懋太仆寺少卿，用嘉举人。女二人。孙十三人。孙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南京兵部尚书杨成，与申时行交往四十年相知特深，又有姻亲关系。其四女嫁于申用懋。申时行次子用嘉娶礼部尚书徐学谟女儿。据徐学谟墓志铭云：“与申时行生同郡而又姻也，其三女嫁于申时行子用嘉。”徐学谟之五世祖亮雄于赀，张麴肆于西里，里称徐公坊。当申时行主政，梁子琦参论徐学谟与辅臣结儿女亲家，附势植党。邹元标又议：“徐学谟……物议沸腾犹复靦颜就列，无易退之节。”最后徐学谟只得乞放归田里。
后来，申用嘉又入赘于浙江南浔镇首富董份家，礼部尚书董份之子道醇有子六人，再招用嘉为婿，可能为了倚仗申时行政治势力，保障其财产。董份富冠三吴，有田数万亩，连接苏、湖诸邑。万历二十年（1592），申时行下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董份失去凭依，地方官员力锄之。先是民众因董份居乡不法，纪纲仆用事，强占民地，引起民众千百人争先投牒，索还田地的事端。有关此事始末，详见佐伯有一的论文。
此外，申时行之孙女受聘于王锡爵长孙鸣虞。又与参政吴之龙结亲，其世居无锡。子世翔举人出身，有女适申联芳。从申时行的姻亲看来，其结亲对象不仅仅是地方望族，且在政治圈具有影响力。王锡爵当过内阁首辅，徐学谟、杨成、董份官居尚书，彼此品类相聚达到最高境界。显示其姻亲们，一方面皆为赀产丰厚；另一方面可作为政治上的援引。
从家谱资料找出海宁陈家与江南世家间的婚姻关系，即如徐乾学、王鸿绪、王脄、蒋廷锡、史贻直等，在康雍乾三代通婚次数频繁，且与满臣有着密切的政党关系，对当时政局深具影响力。阅读明人的族谱与墓志铭，发现陈氏与浙西若干大族都有通婚记录。如嘉兴钱泰吉年谱记载：“海昌州之大姓若祝、许、查、陈、杨诸族，自明至今其于我钱非姻亚即通门。”太仓王氏自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娶了家开当铺的徐氏，便经营起典当业。王涌的子媳吴氏亦出身于嘉定富室。《诰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吴氏行状》曰：“先母吴氏，父悦为人豪伉有气，故饶于财。”王锡爵妻朱氏，秉持家政，“凡一切子母出入，及田产棼纠之事，不待握算一览辄洞其情。”如此精打细算的性格或许出自商人家庭。然而，从王锡爵科举及第后，婚姻对象转向仕宦圈如同前述之申时行，可见姻亲的选择和本身的家世背景很有关系。
以上讨论世家形成的五个因素，彼此间含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自15世纪以降，中国进入商品经济阶段，这些家族充分把握经济发展良机，就身手工业和商业。由于经济稳定，子弟能心无旁骛地读书、考试。一旦中试后，获得政府许可之优免权庇荫族人；且建立家族组织如修谱、设家庙、义田、义学等，回馈家族。如此积累数代即成为地方望族，同时对外扩大婚姻范围，以便于发挥政治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