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思维？这是历史认识论领域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准备放弃以“历史思维是……”的方式来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希望通过讨论历史思维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回答。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中，有多少要素能与历史思维构成联系是无法确定的，更何况诸要素，如经验、记忆、逻辑、想象、时间等等，它们的意义本身都处于尚未被决断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对历史思维的考察永远都只能得出临时性和策略性的“结论”。倘若从当代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思维与一般思维之间的鸿沟正经历一个被逐渐填平的过程。我们同样关注这个过程。而且，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考察的开始还可以暂时设定历史思维涉及的独特领域，即一切与历史及历史学相关的思维领域，以便构想某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一般性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并藉此作为考察的出发点。另外，我们也希望考察本身作为历史思维得到运用的实践，能够充实历史思维的意义，促成一种适时的理解。
历史思维的对象是什么？在历史学家的理解中，这似乎不成问题。人们会简单地以“历史”来回答。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发展进程等等，它们充当了历史的种种组成部分。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理解的历史，首先是历史思维的产物，然后才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对象。历史思维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思维，最初面对的应是人类活动的原始经验，它是尚未被人类认识加工过的经验，也是历史思维的起点。笔者在此要阐述的正是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之间的关系。
一、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
我们凭借前人思维积累的认识成果，即那些用来规定、确认、搁置不同客体的意义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对世间万物具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例如，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是基于某种已有认识而进行的判断。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前，我们不再对什么是灾难、人类历史指什么、何谓世界大战，以及诸多必要的实词含义发问。于是，这些概念及其定义构成了一个意义体系，它包含了做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一判断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在概念被用来进行判断之前，它们已经是思维的结果。倘若不借助于已经获得的意义体系，人们就无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任何判断，它的存在也只能展现为事件发生时的一幕幕毫无意义的映像，带给人们种种出于本能的感官刺激。我们将那种导致单纯感官刺激的现象或活动称为思维之外的原始经验，它尚未被置于某种已经准备好的个人或集体的意义体系之中。由于没有进入人的认识与思维，它自然也不可能被思维组织、叙述，如果说它的存在还需要思维来确证的话，在进入思维之前，它甚至还不能被称为存在。
原始经验的概念化是人类认识之途迈出的第一步。皮亚杰关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概念发生的可信解释，此处不再复述。我们关注的是，那些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需要满足些什么条件，以便区别于其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确证被历史思维思维着的经验才是历史经验，抑或思维着历史经验的思维才是历史思维；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之间没有哪一项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它们恰恰是通过历史经验进入历史思维的历史学实践过程成就对方，也由此成为自身。
随着时间的流淌，只要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任何一种行为，以及身边呈现的情境就能知道，有太多被经验过的事物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如果不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思维常常忽略一些经验过的事件，我可能不会想起早晨购物时看到了一次斗殴，当下也不会注意手指敲击着键盘进行写作的行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原始经验库，其中绝大部分遗失了，而极少数进入了记忆并被思维过的经验，多数也因为没有被文字记载，没有被符号表征，随着思维者生命的消失而陨落。
能够被关注、被思维的经验少之又少，它的选择本身取决于思维者日常生活中不同层次的需要。就传统历史学涉足的领域而言，制约着历史经验取舍的因素在于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理解。认为历史是伟人传记的历史学家眼中只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学家则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喜欢将历史当作故事叙述的历史学家四处搜寻某个事件的细枝末节，崇尚社会事实的历史学家则力求从大量社区、教区或村落的资料中提取某种真实的群体意识与集体行为模式；将历史看成事实记录的历史学家往往热衷于有利于考证的资料，善于阐发历史之现实意义的历史学家则选择易于与现实情形类比的经验。如果我们承认“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那么进入个人记忆中的亲身经历只要被思索和组织，并用来实践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目的，它便可称之为历史经验。人们根据对历史（学）的不同理解来要求它实践这种或那种功能，为此再到日常生活留下的巨大原初经验库中，有意或无意地挑选了带进历史思维的各不相同的历史经验。恰如卡尔·贝克尔说的，一件事对“普通先生”是否重要，完全取决于这“是否适合他小天地里的利益、期望和情绪上的慰藉而定”，这正是原始经验进入历史思维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基本条件。对于人们称谓的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对原始经验的选择，则必须适当地同时考虑个体、群体或整个人类的利益、期望和情绪上的慰藉。
思维的成果尽管充当人类现实实践的指导，其产生却受制于实践的目的。历史思维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提供给历史（学）的经验与“过去”这一表示时间的概念相关联。一旦人们为“历史（学）”的实践构想了某种目的，它借助的经验便接受着思维安排的运作，二者在实现“历史（学）”目的的过程中成为“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它们共同拉开了历史认识的序幕。
二、历史思维与经验编织
在认识历史的途中，历史经验要成为可理解和可利用的事物，全赖历史思维飞架的桥梁予以沟通。原始经验在思维之外，其本身只是思维给予的一个预设。历史经验也是如此。预设无处不在，我们当然想借助于某种类似于度量衡的工具来检测历史经验，为它确定一个单位；另外，我们也想规定，什么种类的经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致足以满足历史认识实现其目的的要求。但就历史经验的性质而言，这无法做到。同样，我们在此不再追究历史经验的各种规定性。
从历史认识机制的启动，亦即认识目的的确立，到认识目的最终实现或未实现，历史经验贯穿其中，这一过程值得我们留意。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同时产生，进入历史思维的原始经验不可能保留原初状态。进入是一种由思维引导的活动，即原始经验被编织成历史经验的活动。历史思维的效用在于按不同的结构、技巧来编织历史经验，它为历史经验安排组织与形式，后者则提供内容。此处，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共生状态，二者不能做二元化的简单区分，它们存在的基础均依赖于对方。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例，来说明作者在论证一种全球史观的过程中，历史思维如何编织历史经验，最终为全球进程的假设赋予实在性。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自己的著作是研究全球而非某个地区、研究全人类而非某个种族的全面的历史，因此，其著作的叙述中心是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这种设想如果要完全实现，就将迫使作者面对所有的原始经验，从中概括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强调：“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总和”，其研究对象该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这是一种预设的基调，它要求读者放弃那种将地区历史简单叠加构成世界历史的方式。我们也注意到，为了满足新的叙述中心的要求，作者据此确定了新的经验选择标准，即它是否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此标准之外，仅仅涉及个人或地方的经验由于不具备世界性影响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判定“世界性影响”的准则又是什么？对这种问题的回答能看出回答者对世界历史进程与本质的态度，也能体现他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所感觉到的现实的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相信，我们的时代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样，也是一个紧张、危险和恐惧并存的时代。消除危险与恐惧并增强对未来的希望，这是作者写作、建构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他指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超越方法论的层面，作者事实上也设想着使人们改变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接受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以便取代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带来的偏执，后者正是导致现实中焦虑与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一种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通过这条途径被一种关乎历史认识目的的历史哲学所制约。确定的历史哲学决定着作者在《全球通史》中的结构安排。按通常的方式而言，历史哲学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提供的是叙述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最终决定着作者要挑选怎样的一类原始经验，并如何带进历史思维。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全球的格局决定了本书的结构”，这句话给读者一种客观的历史实在（全球格局）决定着历史叙述形式（文本结构）的印象。倘若如此，难道前人所著世界历史注定违背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格局，因而需要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创一个崭新的起点吗？恰恰相反，在《全球通史》中，全球格局正是作者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建立的合理预设，它之所以必须有意或无意地披上客观性的外衣，或许因为绝大多数读者还普遍地持有朴素实在论观点，对历史（学）的建构能力尚没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全球格局”的实在性是如何通过历史思维，由被选择的经验编织而成。
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全球格局指的是，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数千年来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文明；1500年以后，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20世纪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遭遇普遍责难的时代，倡导全球观点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自然不会忽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不过，在他看来，自1500年以来，“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因此，以西方为中心叙述1500年以后的全球史是全球格局使然，它符合客观事实的要求，并不违背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因而是一种客观实在。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阐述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我们这些读者长期以来深陷于西方中心论之中，近代世界历史从来都被描写成围绕着西方的全球扩张、非欧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以及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传播而发生。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以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在此之前是多元文化平衡期，之后是西方文明的主导期，这本身是以西方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程度为尺度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圈地运动，它接续了以往西方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历史分期的谱系。如果我们曾经读过其他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著作，就能看到，并不只有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位作者强调自己的作品遵循着客观实在的结构。伏尔泰以各民族精神与风俗为核心的世界历史、黑格尔以理性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汤因比以文化生命兴衰为轮回的世界历史等等，它们都为自己预设了历史自发生成的“实在性格局”。这些格局虽然也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反对的，但它们与后者的“全球格局”具有同质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并没有免疫力，而是它的一个变种。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念世界中，奠定“全球格局”的经验基础是围绕着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而夯实的。他认为，由于中国与印度古代文明虽遭蛮族蹂躏，但保存了古代文明，而西方古典文明永久湮没，无法复原，这使西方在近代完全摆脱了历史的枷锁，最终跑到了世界的前列。进一步说明西方古典文明的悲惨遭遇，作者将其还原到西方比中国自然气候条件差、生产效率低、缺少统一文字及其造成的文化同一性等等。幸运的西方由于以古典文明的悲剧为代价，获得了技术革命的崭新开端。如果说“全球格局”具有实在性，那么它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这样我们就要追问，在思维的领域内，西方历史独特性或者说西方例外论与东方历史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诚然，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否则不可能出现不同的文化世界。只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着意区分多个遵照普遍性的非西方世界与一个独特的西方世界，而并非承认每一种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这实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结果。皮亚杰在谈及儿童认识的发展时认为，儿童在一岁到两岁的时期，认识发生了一种哥白尼革命，即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主体开始把他自己的身体看作处于一种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宇宙之中的所有客体中的一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无法将西方历史与其他非西方历史视为性质相同的客体，他也就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样，我们可以将他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视作一种前“哥白尼革命”时代的认识。
进而分析这种具有独特性的西方历史，作为实在的“全球格局”最终生成的经验基础，它是历史的实在吗？我们看到，它并非经验的原貌，同样是观念编织的产物。更为原始的经验似乎应是中国和西方依据自身气候条件进行的农业生产，他们在交流中创造的各不相同的文字系统，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行政效率，蛮族的入侵及对文明的破坏，西方在中世纪技术、制度、观念的创新等等，这类经验不胜枚举。根据以上的还原，如果我们说“全球格局”是某种高度抽象的实在，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被称为历史经验的经验具有不同的层次，也明白了那些可能被人们称为实在或经验的事物只不过是更为原始的经验编织的结果。经验的逐级还原最终将使人们的认识不得不返回到面对人类目及耳闻的活动场景，在场景表现之时，活动正处于成为经验、进入思维、进入历史的门槛。由此可见，斯塔夫里阿诺斯所看重的“全球格局”其实是一种经验的构造，一种借助思维由经验编织而成的实在。
历史经验与历史实在的关系紧密相连，某一层次的历史实在在构成更高层次的实在时，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之为历史经验，就好比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建构的“西方历史独特性”这一实在之物时，便成了一种用来比较的经验，而相对于构成中国科举制度的诸种经验来说，它又是一种实在。同样，“西方历史独特性”也成了“全球格局”这一最高实在的经验。为了理解历史经验被编织成历史实在的机制，我们必须在认识中返回去考察历史思维的概念化过程。
三、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
我们已经提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阐释人类思维概念化方面的成就，他提供了概念生成的一种普遍模式。我们认可这一点，就会自然认可它同样适用于历史认识过程，不过，它并不回答历史认识中涉及的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这种具体问题。
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原以这样一种形式被认可。以往，我们经常听到要求重写历史的呼声，其内在驱动是因为生活在现代观念中的人们对于某些历史经验有了不同的理解与解释；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历史解释不再适应现实的要求，不能满足历史（学）的目的。由于这些个体主观因素或由时代造成的集体主观因素的存在，人们单纯地认为同样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阐发不同的心声。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用上述情况的存在来论证同一历史经验具有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只是，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内涵。
由于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人类带着主观意志的活动，它与自然科学认识的现象有着极大的差异。人类历史现象转瞬即逝、不可重复，作为尚未被概念化的原始经验也时刻处在耗散的过程中。原始经验在进入历史，即作为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思维的编织之前，还要经历记忆、推理、想象等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是主观性渗入的环节。不同历史认识主体运用思维编织而成的历史经验，都将因为影响主体认识的诸因素之间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它们无法还原为原始经验来寻求同一性，因为后者只是作为进入历史认识之前的某种预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被不同主体思维、接受、表现并完全同一的历史经验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以往认为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经验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以此证明历史经验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实质上并没有阐明这种可能性。真正的可能性还在于，历史认识的概念化与原始经验通过思维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经验的过程是一致的，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本身意味着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可能。传统历史认识论中认为存在着超越主体之外的同一历史经验的观点，仍然是以朴素实在论作为它的前提。
原始经验被加以概念化的同时，也显现为历史思维的运作与历史经验的产生，它们在历史认识发生的过程中进行。既然通过原始经验的概念化能构成历史经验的多种可能性，并且，它们最终还导致了历史理解与解释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探寻使某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因素仍然是我们进一步的要求。
为什么不同历史认识主体建构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实在有所不同？预设原始经验对历史经验的建构具有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将遭遇传统历史认识论的核心观念，并与之冲突。
传统历史认识论首先将历史经验的客观性存在视为历史（学）中不证自明的公理，并以之作为历史学实践的出发点与逻辑前提。客观主义史学家将历史认识当作主体努力表现历史实在所运用的途径；实证主义史学家则寄希望于从最基本的历史经验中抽象出历史规律这种更具真理性的历史实在；狄尔泰的移情说和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说虽则强调心灵是历史思维的中心，但同样不忘表现那种客观存在过的情境或思想。正因为如此，传统历史认识论遵循着从过去到现在的正向时间顺序，即由历史经验的发生到历史认识的发生，再到历史认识的结果及历史实在的表现这一顺序。这样，认可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就可以在既承认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这个前提下，也维护历史经验存在的客观性。传统历史认识论的学理脉络说明，它是基于历史本体论的隶属层面，客观性与实在性始终束缚着主体的视界。
历史经验一贯被传统历史认识论赋予客观性与实在性，如果我们将它本身视为历史思维的建构，传统历史认识论的学理脉络便发生了变更，它更适合于说明现实生活对历史（学）的要求。传统历史认识论将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归因于主体反映客体的多样性，而我们将之归因于历史（学）实践目的的多样性。这一变更将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历史（学）的目的与价值归宿，同时也充当历史认识的逻辑起点。由于现实生活的不同要求，认识主体确定了自身实践的不同目的，而主体性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历史经验建构的多样性。由此，历史认识论必须遵循着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顺序。历史本体不再因为存在于过去而具有优先性，与之相反，借助于现实的符号与记忆而获得表现的过去，以及传统上所谓的历史本体，都是通过人类的历史认识建构而成。无疑，每个时代中的思想家，甚至普通人都服从于这样的认识逻辑，在实践中运用历史（学）实现着他们的现实目的。
这样一种认识论将传统历史认识论面临过的难题凸显出来。历史经验如果成了主体在历史思维中的产物，它又如何确保其真实性，防止它被滥用？在传统历史认识论的规范下，历史经验并没有因为其天赋的客观性与实在性而成功约束传统历史学，使它摆脱虚构与欺骗的责难。“历史只是成功者的故事”，这种抱怨充分说明了客观历史经验也可以处在一种无能的境地。不仅如此，传统历史认识论建立起来的对历史经验客观性与实在性的崇拜，最终反而变成某些主体借助权力和宣传滥用历史的工具，他们以此为幌子征服、愚弄了绝大多数对实在论历史观缺乏反思能力的读者。倘若我们将历史经验视为原始经验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中某一种的实现，历史（学）便能被置于积极的反思之中。它令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学）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注重主体在不同的层次上建构某种历史经验或历史实在所想要实践的目的。原始经验作为一切尚未进入历史思维的人类行为现象，它只是一种预设，我们没有必要用客观性、实在性去规定它，但是，它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将构成一个主观的世界。
在传统历史认识中，人们为了表现真实的历史不懈努力。他们相信，虚假的历史一旦与现实生活相关联，将丧失了历史（学）教导现在、利于将来的价值，而真实的历史恰恰能使历史的价值付诸实施。这种观念显然是一种误解。传统历史认识所追求的真实历史只能在主体间获得，它是思维的结果。那些被其他认识主体视为虚假的历史，如果是其叙述者故意为之，便说明它暗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历史表现行为本身带给人类的将是一种道德上的危害；如果叙述者自身坚信其真实性，就意味着不同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着意义体系上的差异，这正是造成概念化多样性可能的根源。正如我们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例子中了解到的，不同的意义体系或价值观决定了构成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多样性可能中某一种得以实现。或许我们无法轻易判断，诸多经过概念化而被表现的历史经验中哪一种更真实，但它要阐明的历史（学）目的一旦显露，其自身必将与这一目的同时接受未来的检验。未来在确定历史（学）目的是否实现时，也将确认实现这一目的的历史经验是否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