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北大是长兄冯友兰的母校，哥哥又是她崇拜的偶像，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而且是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研究生，足以令冯沅君感到自豪。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冯沅君虽然身为国学研究生，却迷恋上了文学创作，绞缠在心中的万端思绪再也无法抑制，创作的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她接连在郭沫若等编辑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刊》上发表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体现了她对人生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又有了新的发展，由原来的争取女子享受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提升到争取妇女婚姻自主和人身自由的更高层次上。创作这些小说的直接动机是对表姐吴天的同情和对封建礼教扼杀青年女子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一种控诉，表现出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任凭封建礼教怎样竭力压制，也是不屈不挠的。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以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冯沅君屡屡借她们之口表达出这样的愿望：
“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
——见小说《隔绝》女主人翁镌华之语
冯沅君在发表这些小说时用的是“淦女士”的笔名。1926年，冯沅君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四篇小说结集为《卷裛》，后来她的丈夫陆侃如在《卷裛》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受被埋没的命运，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至于在“淦”之后加上“女士”二字，则是公开向社会打出女性的旗帜，标明作者向“男尊女卑”的旧制度挑战的勇气。淦女士的名字很快就被大家所注意到了，在现代女作家中，她第一个以热烈的情感、严肃的态度正面地、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恋爱理想。当时就有人如此评价她：“技术方面虽无高超处，然而在时代意义上，实乃新女性作家之先锋。”（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淦女士”大胆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女性的隐秘心理，以积极热烈、纯洁高尚的情爱描写向虚伪的封建道德观念挑战，确实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表现出更大的胆量和勇气。
鲁迅曾经对冯沅君的小说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她的小说体现了觉醒女性“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卷裛》后来由鲁迅编入“乌合丛书”，鲁迅曾对“卷裛”一词作过解释：“卷裛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卷裛》是冯沅君创作的起点，也是她创作的顶峰。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支持在北京创办《语丝》，由于鲁迅的关系，在文坛上初露锋芒的冯沅君也成了《语丝》的撰稿人。她接连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多篇短篇小说、议论、杂感等，其中小说有三篇，即《劫灰》、《贞妇》和《缘法》。她的思想、兴致、文笔也发生了变化，发表作品时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从此“淦女士”这一名字逐渐为人们所遗忘，而“沅君”的名字却日益光亮起来。“沅君”之意来自屈原《九歌·湘夫人》，表明作者要做一个高洁、脱俗、不随波逐流的人。发表在《语丝》上的三篇小说，除第一篇《劫灰》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了其童年的一段匪灾生活之外，其余不再采用她惯用的第一人称手法，所写内容也不限于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生活了。后来她又写了《林先生的信》、《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晚饭》、《潜悼》、《春痕》等。这些小说虽然也表现了对旧礼教的控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然而《卷裛》中的那种反叛精神和火热的激情，却明显地减弱了。冯沅君在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问题的诸多看法，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热情的小说家正在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家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