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与英美苏等大国的关系与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作用这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由于埃及在中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英美苏等大国都很重视埃及。反过来说，由于英美苏等大国对埃及十分重视，所以埃及在中东事务中的分量也就非同一般。英美苏等大国对埃及的“重视”包括有许多的内容，其中有老牌殖民主义者对埃及的控制，新殖民主义者的垂涎以及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角逐，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埃及的争夺，以及美苏冷战后时期大国与埃及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埃及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本身既是亚非两个大陆之间的桥梁，又有连接世界两大水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陆桥与水道（苏伊士运河），素为世界所关注。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后来又赢得了反对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斗争的胜利。这些胜利是历史性的，它大大提高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非洲、伊斯兰世界和新兴力量世界中的威望，增强了它们进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一些被压迫的国家、新兴的国家，埃及对外国资本的做法、埃及的土地改革，甚至埃及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等等，都成为效仿的样板。埃及的胜利宣告了老殖民主义的衰落，显示了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无奈，同时也说明像埃及这样的新兴力量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特别是在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指望从东方国家得到帮助。这些对本地区的政治格局，乃至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肯定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苏美这两个大国对于埃及这样有如此大影响的国家自然不会放过，它们要么是利用它，要么是对付它，在利用中对付，在对付中利用。反过来说也一样，埃及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同这两个大国周旋，既要利用，又要对付，在利用中对付，在对付中利用。
纳赛尔总统说，埃及实行积极的中立政策，“谁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谁，谁和我们和平相处我们也和他和平相处”。这很像中国的一句成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不过前后次序不同而已。他反对阿拉伯国家与任何大国结盟，认为这种结盟有可能给大国成为主宰和在阿拉伯土地上恢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打开大门。萨达特总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7月23日的革命，从开始时起，在它的原则和目标中就没有规定埃及要采取同任何国际集团结盟的立场，既不偏西方，也不偏东方。但是，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始终不变的目标是，使埃及保持其独立的个性，摆脱迫使它向西方或者东方屈膝投降的任何国际政治垄断集团。因此，埃及和埃及的国际政策就成了为世界建立起不结盟集团的主要支柱之一。她呼吁在两个集团之间中立，并决心使中立成为积极的中立，而不是消极的中立”。
中东问题牵涉到大国的利益，被认为是具有战略地位的热点之一。而埃及在中东又具有一种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中东和平没有埃及不行。因此，中东问题、埃及与大国这三者之间便发生了内在的、多重的联系，由于有这种联系，才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演绎出一幕幕层出不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悲喜剧。剖析这种联系，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下半期国际关系方面的某些教训，或许有所补益。
谈到同埃及有关的各种国际关系，头绪是纷繁复杂的，又是相互牵动、相互发生作用的。盖尔·梅尔在《埃及与美国》一书中，即列举了同埃美关系有关的各种关系，其中除阿以冲突外，还有美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盟国的关系、埃及与苏联的关系、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埃及与不结盟国家关系、苏联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等。在埃及有关的各种国际关系中，从地区内部来说，阿以关系是牵动全局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同英苏美三大国的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英苏美这三大国的插手中东，是使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与埃及相关的诸种国际关系中，它们与埃及的关系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只有理清英苏美三大国与埃及的关系，才能对埃及与中东各国，以及埃及与整个中东的关系作出较为清晰的说明。
埃及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埃及对外关系中尤其显得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对外关系的全局。而美苏两国之间历时四十多年之久的冷战，无疑会影响埃及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埃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后初期，美国在中东确定的目标与任务十分“繁重”，有的相互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它既要取代英国，又要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还要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40年代末它同以色列建立了“特殊关系”，而直到50年代上半期还想把埃及作为西方在中东防线的“关键”。苏联既主张结束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也反对美国独霸中东。它很想利用战后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打破美国所营造的对苏包围圈。
埃及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与美国不同，它的紧迫任务一是结束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占领，实现完全的独立；二是应付以色列建国所产生的阿以对抗的形势。至于美苏之间的冷战，则并不是它最为关心的，或者说，它并不认为苏联是它安全的威胁。只要有助于完成这两项任务，可以借力于美国，也可以借力于苏联。所以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埃及来说，倒像是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不过，什么时候走近苏联而疏远美国，什么时候又走近美国而疏远苏联，也不完全决定于埃及领导人的意志。政治和外交，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萨达特总统回忆说：“那时候，埃及政策中的每个变化总是触犯美国的立场的，因为当时美国的立场的出发点就是硬要使埃及同西方世界之间旧的状况继续下去。因此，埃及政策中的这种变化总是造成埃及和美国之间的相互疏远；与此同时，其结局却总是使它同苏联之间更加接近并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交往，以至有人说埃及已经成了苏联能够存在于中东的门户。”后来苏联企图通过援助控制埃及，让埃及服从于苏联的中东政策，于是埃及又弃苏求美。
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走向缓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埃及同大国的关系同前一时期有所不同，它在继续保持同美国的密切关系的同时，在有些问题上也对美国说不，另外也注意发展同其他大国，包括苏联及其后继国、德法等西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的关系，表现出埃及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更加富于理性和更为成熟。在另一方面，这也多少反映了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面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大的对外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可以不用太担心同某一大国发展关系会得罪另一个大国。但是，大国在中东的角逐并没有停止，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和名义。
这样，埃及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大体与埃及三位总统的任期相对应，埃及与大国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纳赛尔时期，主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萨达特时期，主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穆巴拉克时期，推行“平衡外交”。无论是埃美关系还是埃苏关系都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很有点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三段式。不过，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埃及同大国关系之所以要经历这么三个大的时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而不仅仅是领导人个人头脑的产物。
一、英国在埃及殖民统治走向终结
拿破仑说过：“要真正打垮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因为这样可以切断英国与东方较近的运输通道。1798年，即爆发法国大革命的9年之后，拿破仑率领远征军真的就占领了埃及，揭开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埃及的罪恶篇章。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将埃及的“战略地位”又提升了一个层次。英国遂于1882年出兵占领了埃及，控制了运河。
埃及是1922年宣布独立的，在中东是独立较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埃及独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仍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控制着埃及。英军在埃及设有基地，英军仍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1953年英军在苏伊士运河的庞大基地价值为15亿美元，驻扎着7.5万人，是英国和英国本土以外最大的基地。
苏伊士运河在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英国本土与亚洲殖民地之间的便捷通道，被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本土危急之时，英国仍要派出数十万大军保护埃及地区之安全，以防止这一生命线之被切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认为中东的重要性虽然比不上西欧，但控制中东仍然是战胜苏联所必需的。在地区的“安全”安排上，英国谋求一种有埃及与英国得以进行军事合作的东地中海地区安全安排。英国的官员认为，如果能把1949年8月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延伸，或者有一个把埃及与英国、美国拉在一起的条约，就可以说服埃及默许英国继续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以作为更广泛的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在1950年1月埃及纳哈斯新政府上台后，英国人还考虑过英国、埃及与土耳其的三边安全安排，认为，土耳其是以苏伊士运河基地为中心的中东防卫这一冰山的一翼，而埃及才是中东空军基地的最适宜的场所，因为埃及拥有通讯设施，埃及的地理位置也较为接近苏联的一些目标。为了使土耳其充当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桥梁，英国政府曾向埃及新政府进行试探。但土耳其担心它这样做，埃及人会认为土耳其是英国在本地区的工具。因为埃及对土耳其不信任，埃及国王会认为土耳其提出的任何此类建议都是不怀好意的。后来中东只有土耳其一国于1952年2月参加了北约组织。英国用北约向东地中海延伸，用有英美埃参加的条约，或用有英国、埃及、土耳其三国参加的条约保住它在埃及的地位的企图均未能得逞。
1946年英国同意与埃及谈判修改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由于英国在撤出埃及的问题上拒绝作出重大让步，谈判于1947年1月破裂。英国以停止供应武器相要挟，企图逼迫埃及就范。从此以后，埃及转为谋求美国的援助，英国在埃及的影响出现下降趋势。
1950年10月15日，埃及议会通过废除《英埃同盟条约》的法案，第二天国王便予以批准，人民涌向街头，游行庆祝。但英军却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英军的暴行激起公愤。后来埃英两国虽进行了谈判，但英国无意作出让步，致使谈判停滞不前。
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埃及依然反对英国所持的以下立场：埃及先参加西方的军事联盟，然后英国才能考虑从埃及撤军。在美国的斡旋下，埃英于1954年7月10日恢复谈判。7月27日，埃英达成协议，规定在正式签订协定后的20个月内，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走全部驻军，废止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英国民事技术人员仍维护某些设施。但同时规定，一旦参加阿拉伯联盟的国家和土耳其受到攻击，英军还有权使用苏伊士运河港口等设施，以在运河基地采取行动。在这些国家受到外部力量的攻击时，英埃立即进行协商；在战争结束时，英军立即撤出。后面的一些条款不仅给了英国在一定条件下卷土重来的“权利”，而且还把它同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土耳其扯在一起。但无论如何，英国军队在苏伊士运河驻扎了七十多年以后，将要被迫撤离。1954年10月19日，埃及与英国正式签订了这个为期7年的“友好条约”，但只过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即被埃及废除。纳赛尔总统于1957年1月1日宣布它失效。
撤军条约正式签订后，英国首相艾登即策划组织所谓的“巴格达条约”。艾登认为，由于英国军队从中东撤离，中东便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必须予以填补，否则苏联便会在这里发展势力。所以艾登是巴格达条约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始作俑者之一。埃及拒绝参加该条约，而且说服别的阿拉伯国家也不要参加。萨达特总统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以撤军协议摆脱了英国的占领，我们又怎么能同意再把埃及绑在英国的轮子上，或与任何一种外国力量联结在一起呢？”瓦蒂基奥梯斯在《埃及现代史》一书中说：“纳赛尔中校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巴格达条约是英国把埃及从阿拉伯国家及整个中东孤立起来的一种尝试。”
二、英美在埃及的角逐
英美两国同为西方较重要的国家，在对埃及的关系、对埃政策上有利益一致、相互需要借重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英国是老牌殖民主义者，在埃及已经经营多年，在西方国家对埃及的影响方面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英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降为二等强国。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已深感力不从心。英国希望借助于新起的西方头号大国美国的力量，遏制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保住西方在埃及的“阵地”。对美国来说，虽然英国已降为二等强国，但要在埃及取代英国的地位，仍存在不少困难。因此，美国和英国还有需要相互利用相互借重之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注意力东移，需要英国在中东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埃及人说，美国不认为负责保护苏伊士运河安全的英国军队驻扎于埃及会构成侵略，因此美国不能向埃及提供武器装备。
但在同时，美英之间也有利益上的矛盾，因此会出现摩擦。英国不愿意丢掉在埃及的既得利益和在埃及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因而，不希望美国越俎代庖，抢在英国的前面处理有关埃及的事务。而美国认为自己力量强大，理应在埃及的事务中起主导的作用。美国担心埃及与英国之间的争端会影响到西方国家同埃及的关系。
1952年1月26日，开罗爆发了有50万人参加的大示威，抗议英国占领军在伊斯梅利亚屠杀埃及人的暴行。当天晚上，美国大使紧急求见法鲁克国王，要求埃及政府采取措施镇压反西方的“骚乱”。第二天，法鲁克国王以华夫脱党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解除了纳哈斯首相的职务，同时解散议会，任命阿里·马赫尔为首相。马赫尔要求美国压英国，让英国对埃及作出让步。英国对此感到不满，决定中止与埃及的谈判。马赫尔陷入困境后于3月1日辞职，由曾被华夫脱党开除的亲英分子艾哈迈德·纳吉布·希拉里继任首相。希拉里上任伊始，即解散议会，镇压群众，同时与英国进行谈判。英国不愿放弃在埃利益，也不赞成法鲁克国王兼任苏丹国王，谈判停滞不前。美国对英国的态度感到不满，认为英国的做法影响了“中东联合司令部”计划的实施。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认为，如果让法鲁克国王兼任苏丹国王，就有可能使中东防御组织得以成立，而如果听任英国拒不承认法鲁克国王兼任苏丹国王，“中东局势将会进一步恶化，中东防御计划就会化为泡影。”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对埃及采取和解的立场。它企图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满足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又能满足西方的“防御”需要。
英国之所以最后在从埃及撤军的问题上没能“顶住”，不得不同埃及于1954年7月达成协议，于10月间正式签订新协定，这里面主要是由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威力起了作用，同时也有美国施压、美国要求“分享”在中东的“利益”所起的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他听到这样的意见已有一些时候了，即美国在埃及具有战略利益，在苏伊士运河国际水道也有其利益，在这两方面的责任不能只有英国一国承担。他说，虽然由于现代战争的发展，埃及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但也不能将美国的想法完全排除在外，美国对近来北大西洋公约南翼延伸到土耳其是关注的。
三、苏伊士运河战争
苏伊士运河在东西方交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运河的运营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它多年来一直掌握在英法垄断公司手中。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中握有40%的控股，法国私人拥有一半以上的股份。1955年运河总收入为1亿美元，运河公司的利润为3100万美元，而埃及政府所得到的收入只有217万美元。该公司经营运河的租让权到1968年满期。英国虽然在1922年承认了埃及的独立，但是仍有在运河地区驻扎军队的特权。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埃及人民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的斗争日益高涨。但英国认为，它的近1/4的进口，其中包括石油，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运输，英国不在运河驻军，它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
在美国的斡旋下，1954年10月埃英达成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议，英国同意于1956年6月18日撤出驻军，但有一条件：参加阿拉伯集体安全公约的国家或土耳其如受到外国武装攻击，埃及则要向英国提供便利，使运河基地能成为战争基地并能有效地加以管理。协议中的这一条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舆论的谴责。在7月间美英宣布取消援建阿斯旺高坝的承诺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将运河一年一亿美元的收入转为修建阿斯旺高坝的资金。当时萨达特曾为这一决定担心，因为它将意味着战争，而埃及对这场战争还没有准备好。
埃及政府的这一果敢决定赢得人民的热烈拥护，但在西方却如预期的那样，引起强烈的反映。英美法三国宣布冻结埃及在国外的存款，停止购买埃及主要出口商品棉花，唆使运河公司中的外籍领航员离职，并在地中海加强军事力量。7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飞赴伦敦，与英国首相艾登、法国外长比诺会谈，杜勒斯发誓一定要让纳赛尔“吐出他从运河公司国有化中所得到的好处”。8月2日，英美法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声明，决定在伦敦召开与苏伊士运河有关国家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美国在随后召开的24国会议上提出苏伊士运河由国际委员会共同管理的“杜勒斯方案”，印度提出由国际委员会“监督”运河运营的方案，均被埃及政府拒绝。会后，杜勒斯又提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的主张，也因埃及反对而作罢。纳赛尔说，这种国际共管是一种“集体殖民主义”的形式。
埃及从根本上反对西方国家这种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国际化”的做法。纳赛尔说，埃及感到很惊讶，英国竟然不同直接与苏伊士运河有关的埃及政府商量，就决定召开会议讨论作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苏伊士运河。英国政府擅自决定只邀请24国政府参加会议，但他们很清楚1955年有45个国家使用苏伊士运河。因此，埃及政府认为，这次会议以及召开此次会议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看成是国际性的，它无权作出决定。纳赛尔表示愿意参加由1888年签订有关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的《君士坦丁堡公约》的所有国家共同发起，邀请现在使用苏伊士运河的所有国家出席的会议，以便缔结重新肯定和保证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的新条约，该条约当然要赋予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的权利。
英法在西方国家采用各种非军事手段均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与以色列勾结，诉诸武力。艾登说：“我宁愿看到英国陷入战争，也不愿静坐在一旁，眼看着我们解体。”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率先向埃及发动进攻，占领西奈半岛，靠近苏伊士运河。英法政府则借口保护苏伊士运河安全，要求派兵进入运河区，这一要求被埃及拒绝后，于10月31日出动飞机对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进行狂轰滥炸，并派兵数万人强行登陆。英法摧毁了埃及的全部飞机，这些飞机从苏联买来还不到一年。埃及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激起了阿拉伯各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苏联也发表了谴责三国入侵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美国在处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问题上，最初与英法的立场一致，反对纳赛尔国有化的行动。杜勒斯对英国首相艾登说过，要想办法让纳赛尔把他企图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艾登把这话理解为英国一旦对埃及动武，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在实际处理方法上，不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对埃及发动进攻，免得激怒阿拉伯人；也不致触犯苏联人，借机出兵埃及与中东。艾森豪威尔认为，采取军事行动在开始时可能容易取得成功，但最后付出的代价可能十分沉重。1956年8月30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主张和平解决这一争端。后来他又说过，他不想成为侵略的一方。英法以武装入侵埃及后，艾森豪威尔于10月31日发表讲话，说明事先没有人和美国商量，也没有告知美国采取这一行动，并说：“我们认为采取这些行动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认为使用武力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和适当的手段。”美国向英法以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从埃及撤军。11月3日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提出立即停火、恢复运河通航、公正解决运河问题的提案，大会以64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这一提案。
美国采取这种态度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美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具体利益没有英法那样多，美国人在苏伊士运河公司里头没有多少股份，美国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进出口物资所占的比例也没有英国那样大，因而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没有像英法那样感到“切肤之痛”。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后能否保证运河的自由航行，而不是运河公司国有化本身。艾森豪威尔甚至宣称，由于运河公司是私有公司，埃及有此权利，尽管补偿问题尚未解决，如果纳赛尔证明埃及能够经管运河，表明遵守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该公约规定了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的意向，美国不太可能再去寻找动武在法律与道义上的实际正当理由。此外，美国不能不考虑西方在苏伊士运河所采取的行动对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影响。英法两国知道美国的这一立场后，背着美国准备侵埃战争。美国对英法以三国出兵前不同美国商量也感到不满。后来，美国看到英法以举兵苏伊士运河竟如此地不得人心，英法以已成孤家寡人。而且，苏联军队会不会借机进入埃及与中东，纳赛尔的国际威望会不会因此反而上升，也都很令人担心。
1956年11月6日，英法在一片抗议声中，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停火。12月23日英法侵略军无条件地撤出埃及领土。以色列赖到第二年3月，在美国对一些问题（以色列船只有通过亚喀巴湾的航行权、加沙地带不得成为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基地、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作出保证后，才不得不撤出西奈和加沙。
在大国中，究竟是哪一个大国在制止对埃及的侵略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据萨达特说，纳赛尔较为看重苏联警告所起的作用，而他则认为：“使我们转败为胜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而不是俄国的警告。”但是，也有人根据纳赛尔1956年11月9日的讲话认为，纳赛尔既称赞苏联对埃及的援助，也称赞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但认为后者对埃及来说是决定性的。
苏伊士运河战争说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力量的衰落，它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这场战争也说明，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美国与英法老牌殖民主义之间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了。美国不会不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去为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的“事业”陪绑。这一事件的起因、进程与结果反映了世界政治格局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作为新兴国家的地位得到提高，它的这一果敢举动所得到的成功对民族解放运动是很大的鼓舞。
1957年1月1日，纳赛尔又宣布了一项令殖民主义者心惊肉跳的决定，即关于使埃及经济埃及化的决定，它将改变欧洲国家垄断埃及经济命脉的局面。殖民主义在埃及真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不过，这一片乌云虽然逐渐移去，然而另一片乌云又飘了过来。艾森豪威尔说：“现在在中东存在的真空必须在被俄国人填补以前由美国来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