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起义对英国殖民统治是一次强烈震撼，虽未达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目的，却也给予殖民者以沉重打击。自征服印度以来，英国统治者一向趾高气扬，视印人为软弱的可供任意摆布的奴仆。这一次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宝座下原来堆满了干柴，随时有燃烧的可能。藐视一切的自信消失了，从此，大起义就像个可怕的魔影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使之谈虎色变。它后来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让步都与这种心理密切相关。例如总督参事会成员乔治·奇斯里就公开说，一味用镇压的办法对付印度的民族运动是不行的，那只会加强印度人和士兵的不满，说不定哪一天又会爆发另一个1857年。
这次大起义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不赞成也不支持，却对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起了有力的推波助澜作用。人民勇敢的斗争精神给了他们以勇气，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大起义又给了他们一张向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且有持久效力的王牌：既然殖民当局对大起义的恐惧心理始终存在，始终害怕资产阶级运动与人民群众结合，他们就利用这点，经常以“可能爆发起义”为由，要求当局实行改革。例如，当看到殖民当局无意改变英人垄断高级官职的政策时，《印度爱国者报》在1860年就发表文章指出，坚持歧视印度人的政策就会重蹈大起义的覆辙。这张王牌常常是很起作用的。大起义后1861年当局实行立法会议改革，第一次允许印度人参加立法会议。这个法案被认为是英国在印度实行宪政改革的开始。它就是由于改良活动家利用大起义的背景提出强烈要求而实现的。穆斯林启蒙活动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在大起义后写了《印度叛乱的原因》一书，以总结教训的形式，提出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他认为，大起义是英国执行错误政策，而人民的愤懑又没有合法途径表示的结果。他说：“人民在政府机构中本应有发言权，这极其有助于国家的安宁和昌盛”，但是他们没有。结果“他们无法反对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措施，也无法公开表示他们的意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没有打成一片，没有互相接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一定条件下起义的爆发。据此，他要求中央立法会议必须有印度人参加。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原为法官，大起义时站在英国殖民统治者一边，受到封赐爵位的褒奖，大起义后转到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立场上。他的看法是英国当局不能不重视的。
大起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赶走外国侵略者，恢复印度独立的思想第一次提出并传播到民间，大量反英斗争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故事广泛流传，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种子，留下了反英斗争的革命传统，这成了推动印度民族运动发展和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精神鼓舞源泉。正是大起义之后，资产阶级运动中出现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邦基姆·钱德拉·恰特尔吉曾想以章西女王为主人公写一部历史小说，鼓舞人民斗争。帕达开在发动农民时讲到要以1857年的精神发动新的起义。有意义的是，秘密组织活动家萨瓦尔卡20世纪初专门写了《1857年独立战争》一书，号召发扬大起义的革命传统，准备进行第二次和成功的民族战争，解放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筹划印度武装起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卡德尔党，之所以以卡德尔（起义）作为它的机关报的名称，就是为了纪念大起义并继承、发扬它的传统，该党也因此被称为卡德尔党。大起义的革命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成为印度人民永远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这次大起义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印度国内，从更大范围说，它和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日本明治维新一起，构成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殖反封的第一次革命风暴，显示了亚洲人民不甘心受奴役的英勇反抗精神。印度大起义对中国人民的反殖斗争客观上起了支持作用。当大起义的消息传到广州后，正在抵御英国人侵扰的广州军民奔走相告，“人心俱大喜”。英国截留派来中国的军队，使其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综上所述，尽管大起义的指导思想有落后于甚至违反时代潮流的一面（指封建主复旧企图），但大起义作为一次伟大的民族斗争风暴，在印度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永放光彩。当起义被镇压前夕，伟大导师恩格斯在他评述印度起义的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中，把这次起义称为“伟大起义”，说明他对印度人民的这场斗争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第十一章 英王接管印度后统治体制和政策的变化
